与妻合作的第三幅文配图作品:处女作

那时

文:曾颖      图:嘉荟

作为一个用笔讨了大半辈子生活的写手,我写过并发表了无数的文字,但记忆最深最难忘的,却是第一次。
那一年我21岁,在离家二十多公里的电厂上班,刚刚经历了一场失恋和一次如坠五里云的调岗,感觉人生已进入了无望之底。
舅舅建议我写点东西。那时省作协的老师们都改行卖花去了,没人做的事情,竞争自然少,筑底反弹是完全可能的。况且山区风冷夜长,确实也只适合干这个。
于是,就懵里懵懂开始写。
文学的最初是诗。于是写诗。看见鸟写,看见树写,看见风卷云写,看见星星追月亮,更要写。同事们打趣说:“你就差上厕所没写了!”其实他们不知道,有很多灵感,就是在那里蹲下时想到的。
三个月之内,写了两百多首诗。之后就开始投稿,先后投了一百八十封,把我能搜集到的诗歌刊物和报纸副刊地址一一投了个遍。然后就像热恋中的小女生等情郎一般,天天到厂门口去望穿秋水式的等邮差。
等了三个月,等来三封信,两封是杂志的征订广告,一封是一家知名诗歌刊物编辑老师的亲笔信,上书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执著于此呢?”
我在厕所里想出来的诗句,被老师闻出来了!
我的第一轮自杀冲锋式投稿,就这样搞笑地结束了。
等等,咱不是要说处女作吗?怎么跑偏了呢?
对对对,是处女作,没跑偏。因为在那180篇稿件中,有一篇漏网之鱼,它躲在稿件的尸体堆中,幸存下来了。
要说我与我的处女作见面,是绝对是一次神奇的偶遇。
那时,打卡机还没流行到川西,我们每天的考勤,是拿着一张号卡去找车间主任盖个“电气”的小章,上下班各一个。我因为常睡懒觉起不来床,就偷偷刻了个同样的小章,每天睡晚了考不了勤,就自己给自已盖一个。从理论上讲,我就是一个月不到车间办公室去找主任也没什么关系,以主任的敬业程度和我的重要程度,他都不大可能能从一百多人中轻易把我想起来。
但那一天却不知是怎么搞的,总有一种想去车间办公室的冲动,这种感觉,每个月仅有一次,就是领工资那天。但今天显然不是,但冥冥中仿佛有什么在召唤着我,让我心痒痒地想去——难道我被生活挤兑得有了自虐倾向?
和车间主任的见面,照例是相看两厌的。在他给我的出勤卡上盖考勤章时,我看到他手边的那份《西南电力报》冲我笑了一下。确切地说,是轻风把报纸的角轻撩了一下,反射起了一缕阳光。
但我觉得那是在笑。
我鬼使神差地拿起报纸,越过一二三版的口号数据和公式,直奔四版,在正中央的位置上,赫然看到我的文章和名字。
那是一篇比豆腐乳大不了多少的文章,标题叫《称呼》连标题在内共126字,讲的是一位老师傅当了车间主任之后,大家都叫他主任,唯独他的徒弟不改口,仍叫他师父,让他感觉很不爽。后来,徒弟当了厂长,仍然这么叫,师父顿时觉得很愉快,并且很困惑以往听着为什么不是那味呢?
我当时激动得手舞足蹈,把报纸摇得哗哗作响,嘴里欢喜地叫着:“发了!发了!发了!”俨然是中举的范进。我的另一位文友,当年正在菜市场上卖西瓜,有人来告知其处女作发表了,他直接把刀扔到了天上去。
足见处女作对一个写作者的药性。
小哥儿们照例是要喊办招待,就像谁运气好当了先进或买彩票中了彩电。文章发表终归也算得是一个可以借机搓一顿的由头。其时正是月中,离发工资还有十多天,我当然摆不起酒席,于是在一位会过日子的同事那里借了五元钱,骑车去镇上割了1斤肉和两捆蔬菜,炒了两份,用四个饭盒装了,号称做了四个菜,大家也拿出自己的花生和酒,拼在一起,笑闹到大半夜,大家纷纷勉励我:加油写,从山中飞出去,今后在城里大酒店请我们吃大餐!
我也在酒精的怂恿下,不知天高地厚地答应了。
一个月后,邮差送来汇款单,正好是五元钱,取钱之前,我小心撕下的汇款单留言卡,郑重写下:处女作稿费,5元正,大写,伍圆。那页小小的纸,一直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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