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任秀》:一个时代的心灵史和风俗画

《任秀》是《聊斋志异》中一篇有关商人生活的世情小说。

任秀的父亲任建之是山东鱼台的商人,以贩毛毡和皮大衣为生。他把所有的本钱都带上到陕西去做生意。路上遇到一个来自江苏宿迁自称申竹亭的人。二人话言投契,就拜了把兄弟,关系好得寸步不离。

至陕,任建之一病不起,申竹亭细心照顾他,十多天后,就病危了。任建之对他说:“吾家固无恒产,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但如今我不幸得了重病,怕是要死在异乡了。你是我的兄弟,在这离家两千多里的地方,除了你我还能依靠谁?包袱里有二百多两银子,你拿一半,给我置办个棺材,剩下的做你的路费;另一半烦你寄给我妻子,好叫她雇辆车把我运回去…”任建之伏在枕头上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晚上就死了。

任建之是一个行商。行商主要利用地区、季节间的差价往来贸易,以谋求利润。这种方式相比小规模投资的坐贾,获利大,风险也更大,生活也更辛苦。“鸡鸣自起束行装,同伴征人笑我忙。却更有人忙过我,蹇蹄先印石桥霜。”就是这些靠出卖体力、智力、跋涉江湖以求获利的商人的生活写照。他们漂泊跋涉、风餐露宿自不必说,而且因为携资带本,颇有钱财,容易引起贪婪之徒的垂涎,或“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船,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水底”, 客商惨死的情形,让人目不忍睹。他们随时有被谋财害命的危险,而同样可怕的是像任建之这样暴病而客死他乡。

行商们抛家舍业、暴霜斩棘,外出经商颇为艰辛和不易。而在艰难的环境中,能更鲜明地表现出人性的善恶,更深刻地体验到人情的冷暖。

任建之死后,“申以五六金为市薄材,殓已。主人催其移槥,申托寻寺观,竟遁不返。任家年余方得确耗。”申竹亭拿了任建之所有的钱财,只用了五六两银子买了口薄皮棺材装殓了他。旅店主人催他赶紧把棺材运走,他借口去找寺观寄存亡友灵柩一去不回。任家一年后才得到确信。

任建之与申竹亭同为行商之人,同命相怜;又因为山东鱼台与江苏宿迁相距不远,而在千里之外的陕西相遇,自然更加亲近,于是结为拜把兄弟。任病了以后,申作为朋友也细心照料。但任死了以后,他对待亡友就改变了态度,草草收敛之后,侵吞了亡友的财产,就找借口逃之夭夭了。朋友、兄弟,人之大伦也,但他不仅不能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反倒趁火打劫,其贪财、寡义、薄情,体现了人心的险恶,世情的凉薄。

于受万《任秀》

任建之的儿子任秀,年十七,“方从师读,由此废学”。正在读书的任秀听到父亲的死讯,因此不再上学,“欲往寻父柩。母怜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资治任,俾老仆佐之行,半年始还。”殡后家贫如洗。

任秀很聪明。为父亲守孝满了服,就考上了鱼台县的秀才。却“佻达喜博,母教戒綦严,卒不改。”他性情放荡,爱赌博,母亲虽然管教很严,却改不掉这个毛病。…后来,他刻苦读书,终于考了优等成绩,享受到官府支付的生活补助。母亲劝他设帐收几个学生,教私塾谋生,可是乡人们都知道他行为放荡,不自检束,因此不信任他,甚至讥讽他。终于,书也没教成。但即使能以开馆教书为业,也必无富有之期。任秀为生活所迫,也走上了以“权子母”为生的经商之路。

任秀有个姓张的表叔在北京经商,愿意带他进京…“秀喜,从之。至临清,泊舟关外。时盐航舣集,帆樯如林。”

像任秀这样的文人经商,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有人是因为仕途无望,有人为生活所迫。但在康熙时代,实行恤商、助商、扶商的政策与措施,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贫穷为耻”的市民观念代替了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这是形成文人从商的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从元代大运河开通以后,临清成为运河航道最重要的枢纽之一,是经济繁盛、商埠云集、船只汇集的大码头。任秀眼中商业繁荣的临清码头与历史上的临清若合符节,这些描写体现出了蒲松龄小说的史著性质和价值。

任秀晚上躺在船上,听水声人声喧闹,辗转难以入眠。直到更深夜静,“忽闻邻舟骰声清越,入耳萦心,不觉旧技复痒。…囊中自备千文,思欲过舟一戏。潜起解囊,捉钱踟蹰,回思母训,即复束置。既睡,心怔冲,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兴勃发,不可复忍,携钱径去。”忽然听见邻船上有掷骰子声,叮当作响,清脆悦耳,牵动人心,任秀不觉技痒难耐。他“佻达喜博”的本性又被激发出来了。但鉴于父死家贫的处境和母亲的“教戒綦严”,他思虑再三:轻轻起床解开包袱,拿起钱,但想起母亲的教导又犹豫了,便把钱包好睡下,但心里终究不安定,还是睡不着。又起来,又解包袱。这样折腾了三次。但任秀毕竟“佻达喜博”,终于带着钱上了邻船。

任秀犹豫再三,而终于“携钱径去”,把一个贫穷书生的谨慎和一个贪婪赌徒的侥幸心理都展现了出来,情节的发展既符合生活的逻辑又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

任秀来到邻舟…就一起掷起骰子来。一会儿,任秀大胜。一个人的钱输光了,便把大块银子给船主人做抵押,换来零钱,又赌。…又来了一个人…也拿出所有的钱入了赌局。任秀的表叔半夜醒来,发觉任秀不在船上,听见骰子声,知道他准去赌博了。他到邻船上去看:

至,则秀胯侧积资如山,乃不复言,负钱数千而返。呼诸客并起,往来移运,尚存十余千。未几,三客俱败,一舟之钱尽空。

张看到任秀赢了那么多钱,就先自己负钱而返,然后又叫上同船的诸客一起往来移运。任秀平时就很聪明,又加上在赌场如有神助,不多大时候,三个参加赌博的人全都输光了本钱。三客燥急。那船上再也没有钱了,“舟主利其盆头,转贷他舟,得百余千。”船主贪恋赢家的抽头小费,就鼓动他们继续赌下去,这时,船主想起了一个主意,用客人的二百余两银子做抵押,他去到邻船上借钱让这三个人接着赌。“客得钱,赌更豪,无何,又尽归秀。”

这一晚上的豪赌,任秀如有神助无一失手,类似三个赌客与船主一起为任秀送钱,这在赌场上是罕见的奇事。

这时天已亮了,临清码头放早班开船了,任秀和表叔以及同船客人一起把赢的钱运到自己船上,三个客人也散去了。

赌博,在古代称为博戏,但这种游戏与普通的游戏不同,不是单纯地凭胜负使人兴奋或沮丧,而是以钱物做注或比输赢,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场上赌徒无不费尽心机,使自己成为胜者,以赢取对方的囊中物,基于人的贪婪本性,赌瘾几乎无可救药。所以,任秀虽“母教戒綦严,卒不改”。 “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将不知所底矣。…败德丧行,倾产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蒲松龄把赌博看作是一种败家败德的行为。而任秀基于其“佻达喜博”本性,终于又上船赌了一夜,这并不奇怪;奇的是他竟然赢了所有人的钱,情节可谓“不奇而奇”。

“主人视所质二百余金,尽箔灰耳。大惊,寻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偿于秀,及问姓名、里居,知为建之之子,缩颈羞汗而退。过访榜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邻船主人看看做抵押的二百多两银子,全是上坟的纸锭烧的灰。这个情节让人感觉“奇之又奇”。船主大惊,找到任秀船上,打算叫任秀赔偿他的损失。一问姓名、籍贯,才知是任建之的儿子,只好缩起脖,红着脸,羞愧得出汗,退回去了。原来这位船主人就是申竹亭。

“秀至陕时,亦颇闻其姓字;至此鬼已报之,故不复追其前郄矣。”任秀当年去陕西找父亲灵柩时,就听说过他;今天,鬼已经给了他报应,其丧德之行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任秀也就不再追究他了。

赌博必有输赢,不足为奇;而申在一个偶然的赌局中,二百金悉数化为箔灰,而真金归入任建之之子任秀囊中。这个情节可谓奇之又奇。但从蒲松龄 “饮啄有报,毫厘不爽”的理念和人们善良朴素的感情出发,申遭鬼报而破财是他应得的报应,这个情节又可称奇而不奇,完全是典型性格的必然结果,小说的情节从“不奇而奇”出发达到“奇而又奇”、“奇而不奇”的境界,其“夭矫变化,如生龙活虎,不可捉摸”。故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展示了高明而精妙的情节构思艺术。

小说中的因果报应,即以“假神道以设教,证因果于鬼狐” 的方式来淳化世风,劝善惩恶,是表达人们善良愿望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古典小说有训诫的传统。训诫有两个目的,一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劝善惩恶,二是针对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教化。但两者都是按照儒家“仁者爱人”的道德标准,以释家“善恶有报”的理念,通过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赞扬那些相互救助,肝胆相照的真诚友谊,讽刺、警醒那些见利忘义之徒和卑劣行为,对读者进行教育和感化,体现了小说“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的功用。

任秀意外得到大笔资本,“乃以资与张合业而北,终岁获息倍蓰。遂援例入监。益权子母,十年间财雄一方。”任秀跟表叔合资到北边做生意,到年底赚了几倍的利。不久,根据常例,纳资取得监生资格,任秀也更会做生意了,十年间,就成了一方首富。

任秀经商发财之后,遂“援例入监”,这是一种纳监制度,即商人只要交一笔钱就可以进国子监读书,出监即可入仕做官。纳监成为与科举并行的取仕制度,于是书生们纷纷走这条捷径。一些富商不甘心处于被统治地位,他们向朝廷捐纳不同数量的金钱,获致不同等级的官职,捐的钱越多,官位就越高,捐纳其实就是买卖官职。这虽然不同于科甲正途入仕,但它形成了官商合流,动摇了科举选官制度的权威性,打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由此形成了“显贵不必读书,而蓄资可致”的现象。尽管康熙时代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但官本位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在商人眼中,做官“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所以,入仕不仅能得到物质的满足,还能得到尊贵的社会地位以及众人的尊敬;并且当官会更加有益于做生意,即“益权子母”。所以,任秀作为读书人,以“权子母”为生有不得已的偶然因素,但经商发财以后,还会入仕当官。纳监取仕的制度,让从商的读书人不仅不会有四民之末的轻贱感,反而把从商当成一种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终南捷径。从大量士人以操算盘、权子母为生,可以看到繁荣的商业经济对社会多方面的渗透,士人商人化,商人士人化,这种士商互动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

《任秀》作为一部世情小说,它犹如一面魔镜,反映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但要真正理解这个魔镜背后的深邃内容,就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观察,才能洞彻那投射在其中的时代折光。它所涉及的生活领域非常广泛,无论是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还是作者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都达到了古代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堪称一个时代的心灵史和风俗画。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