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任秀》：一个时代的心灵史和风俗画
《任秀》是《聊斋志异》中一篇有关商人生活的世情小说。
任秀的父亲任建之是山东鱼台的商人，以贩毛毡和皮大衣为生。他把所有的本钱都带上到陕西去做生意。路上遇到一个来自江苏宿迁自称申竹亭的人。二人话言投契，就拜了把兄弟，关系好得寸步不离。
至陕，任建之一病不起，申竹亭细心照顾他，十多天后，就病危了。任建之对他说：“吾家固无恒产，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但如今我不幸得了重病，怕是要死在异乡了。你是我的兄弟，在这离家两千多里的地方，除了你我还能依靠谁？包袱里有二百多两银子，你拿一半，给我置办个棺材，剩下的做你的路费；另一半烦你寄给我妻子，好叫她雇辆车把我运回去…”任建之伏在枕头上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晚上就死了。
任建之是一个行商。行商主要利用地区、季节间的差价往来贸易，以谋求利润。这种方式相比小规模投资的坐贾，获利大，风险也更大，生活也更辛苦。“鸡鸣自起束行装，同伴征人笑我忙。却更有人忙过我，蹇蹄先印石桥霜。”就是这些靠出卖体力、智力、跋涉江湖以求获利的商人的生活写照。他们漂泊跋涉、风餐露宿自不必说，而且因为携资带本，颇有钱财，容易引起贪婪之徒的垂涎，或“以舟渡为名，赚客登船，或投蒙药，或烧闷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纳石，以沉水底”， 客商惨死的情形，让人目不忍睹。他们随时有被谋财害命的危险，而同样可怕的是像任建之这样暴病而客死他乡。
行商们抛家舍业、暴霜斩棘，外出经商颇为艰辛和不易。而在艰难的环境中，能更鲜明地表现出人性的善恶，更深刻地体验到人情的冷暖。
任建之死后，“申以五六金为市薄材，殓已。主人催其移槥，申托寻寺观，竟遁不返。任家年余方得确耗。”申竹亭拿了任建之所有的钱财，只用了五六两银子买了口薄皮棺材装殓了他。旅店主人催他赶紧把棺材运走，他借口去找寺观寄存亡友灵柩一去不回。任家一年后才得到确信。
任建之与申竹亭同为行商之人，同命相怜；又因为山东鱼台与江苏宿迁相距不远，而在千里之外的陕西相遇，自然更加亲近，于是结为拜把兄弟。任病了以后，申作为朋友也细心照料。但任死了以后，他对待亡友就改变了态度，草草收敛之后，侵吞了亡友的财产,就找借口逃之夭夭了。朋友、兄弟，人之大伦也，但他不仅不能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反倒趁火打劫，其贪财、寡义、薄情，体现了人心的险恶，世情的凉薄。
于受万《任秀》
任建之的儿子任秀，年十七，“方从师读，由此废学”。正在读书的任秀听到父亲的死讯，因此不再上学，“欲往寻父柩。母怜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资治任，俾老仆佐之行，半年始还。”殡后家贫如洗。
任秀很聪明。为父亲守孝满了服，就考上了鱼台县的秀才。却“佻达喜博，母教戒綦严，卒不改。”他性情放荡，爱赌博，母亲虽然管教很严，却改不掉这个毛病。…后来，他刻苦读书，终于考了优等成绩，享受到官府支付的生活补助。母亲劝他设帐收几个学生，教私塾谋生，可是乡人们都知道他行为放荡，不自检束，因此不信任他，甚至讥讽他。终于，书也没教成。但即使能以开馆教书为业，也必无富有之期。任秀为生活所迫，也走上了以“权子母”为生的经商之路。
任秀有个姓张的表叔在北京经商，愿意带他进京…“秀喜，从之。至临清，泊舟关外。时盐航舣集，帆樯如林。”
像任秀这样的文人经商，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有人是因为仕途无望，有人为生活所迫。但在康熙时代，实行恤商、助商、扶商的政策与措施，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贫穷为耻”的市民观念代替了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这是形成文人从商的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从元代大运河开通以后，临清成为运河航道最重要的枢纽之一，是经济繁盛、商埠云集、船只汇集的大码头。任秀眼中商业繁荣的临清码头与历史上的临清若合符节，这些描写体现出了蒲松龄小说的史著性质和价值。
任秀晚上躺在船上，听水声人声喧闹，辗转难以入眠。直到更深夜静，“忽闻邻舟骰声清越，入耳萦心，不觉旧技复痒。…囊中自备千文，思欲过舟一戏。潜起解囊，捉钱踟蹰，回思母训，即复束置。既睡，心怔冲，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兴勃发，不可复忍，携钱径去。”忽然听见邻船上有掷骰子声，叮当作响，清脆悦耳，牵动人心，任秀不觉技痒难耐。他“佻达喜博”的本性又被激发出来了。但鉴于父死家贫的处境和母亲的“教戒綦严”，他思虑再三：轻轻起床解开包袱，拿起钱，但想起母亲的教导又犹豫了，便把钱包好睡下，但心里终究不安定，还是睡不着。又起来，又解包袱。这样折腾了三次。但任秀毕竟“佻达喜博”，终于带着钱上了邻船。
任秀犹豫再三，而终于“携钱径去”，把一个贫穷书生的谨慎和一个贪婪赌徒的侥幸心理都展现了出来，情节的发展既符合生活的逻辑又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
任秀来到邻舟…就一起掷起骰子来。一会儿，任秀大胜。一个人的钱输光了，便把大块银子给船主人做抵押，换来零钱，又赌。…又来了一个人…也拿出所有的钱入了赌局。任秀的表叔半夜醒来，发觉任秀不在船上，听见骰子声，知道他准去赌博了。他到邻船上去看：
至，则秀胯侧积资如山，乃不复言，负钱数千而返。呼诸客并起，往来移运，尚存十余千。未几，三客俱败，一舟之钱尽空。
张看到任秀赢了那么多钱，就先自己负钱而返，然后又叫上同船的诸客一起往来移运。任秀平时就很聪明，又加上在赌场如有神助，不多大时候，三个参加赌博的人全都输光了本钱。三客燥急。那船上再也没有钱了，“舟主利其盆头，转贷他舟，得百余千。”船主贪恋赢家的抽头小费，就鼓动他们继续赌下去，这时，船主想起了一个主意，用客人的二百余两银子做抵押，他去到邻船上借钱让这三个人接着赌。“客得钱，赌更豪，无何，又尽归秀。”
这一晚上的豪赌，任秀如有神助无一失手，类似三个赌客与船主一起为任秀送钱，这在赌场上是罕见的奇事。
这时天已亮了，临清码头放早班开船了，任秀和表叔以及同船客人一起把赢的钱运到自己船上，三个客人也散去了。
赌博，在古代称为博戏，但这种游戏与普通的游戏不同，不是单纯地凭胜负使人兴奋或沮丧，而是以钱物做注或比输赢，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场上赌徒无不费尽心机，使自己成为胜者，以赢取对方的囊中物，基于人的贪婪本性，赌瘾几乎无可救药。所以，任秀虽“母教戒綦严，卒不改”。 “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将不知所底矣。…败德丧行，倾产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蒲松龄把赌博看作是一种败家败德的行为。而任秀基于其“佻达喜博”本性，终于又上船赌了一夜，这并不奇怪；奇的是他竟然赢了所有人的钱，情节可谓“不奇而奇”。
“主人视所质二百余金，尽箔灰耳。大惊，寻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偿于秀，及问姓名、里居，知为建之之子，缩颈羞汗而退。过访榜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邻船主人看看做抵押的二百多两银子，全是上坟的纸锭烧的灰。这个情节让人感觉“奇之又奇”。船主大惊，找到任秀船上，打算叫任秀赔偿他的损失。一问姓名、籍贯，才知是任建之的儿子，只好缩起脖，红着脸，羞愧得出汗，退回去了。原来这位船主人就是申竹亭。
“秀至陕时，亦颇闻其姓字；至此鬼已报之，故不复追其前郄矣。”任秀当年去陕西找父亲灵柩时，就听说过他；今天，鬼已经给了他报应，其丧德之行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任秀也就不再追究他了。
赌博必有输赢，不足为奇；而申在一个偶然的赌局中，二百金悉数化为箔灰，而真金归入任建之之子任秀囊中。这个情节可谓奇之又奇。但从蒲松龄 “饮啄有报，毫厘不爽”的理念和人们善良朴素的感情出发，申遭鬼报而破财是他应得的报应，这个情节又可称奇而不奇，完全是典型性格的必然结果，小说的情节从“不奇而奇”出发达到“奇而又奇”、“奇而不奇”的境界，其“夭矫变化，如生龙活虎，不可捉摸”。故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展示了高明而精妙的情节构思艺术。
小说中的因果报应，即以“假神道以设教，证因果于鬼狐” 的方式来淳化世风，劝善惩恶，是表达人们善良愿望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古典小说有训诫的传统。训诫有两个目的，一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劝善惩恶，二是针对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教化。但两者都是按照儒家“仁者爱人”的道德标准，以释家“善恶有报”的理念，通过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赞扬那些相互救助，肝胆相照的真诚友谊，讽刺、警醒那些见利忘义之徒和卑劣行为，对读者进行教育和感化，体现了小说“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的功用。
任秀意外得到大笔资本，“乃以资与张合业而北，终岁获息倍蓰。遂援例入监。益权子母，十年间财雄一方。”任秀跟表叔合资到北边做生意，到年底赚了几倍的利。不久，根据常例，纳资取得监生资格，任秀也更会做生意了，十年间，就成了一方首富。
任秀经商发财之后，遂“援例入监”，这是一种纳监制度，即商人只要交一笔钱就可以进国子监读书，出监即可入仕做官。纳监成为与科举并行的取仕制度，于是书生们纷纷走这条捷径。一些富商不甘心处于被统治地位，他们向朝廷捐纳不同数量的金钱，获致不同等级的官职，捐的钱越多，官位就越高，捐纳其实就是买卖官职。这虽然不同于科甲正途入仕，但它形成了官商合流，动摇了科举选官制度的权威性，打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由此形成了“显贵不必读书，而蓄资可致”的现象。尽管康熙时代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但官本位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在商人眼中，做官“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所以，入仕不仅能得到物质的满足，还能得到尊贵的社会地位以及众人的尊敬；并且当官会更加有益于做生意，即“益权子母”。所以，任秀作为读书人，以“权子母”为生有不得已的偶然因素，但经商发财以后，还会入仕当官。纳监取仕的制度，让从商的读书人不仅不会有四民之末的轻贱感，反而把从商当成一种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终南捷径。从大量士人以操算盘、权子母为生，可以看到繁荣的商业经济对社会多方面的渗透，士人商人化，商人士人化，这种士商互动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
《任秀》作为一部世情小说，它犹如一面魔镜，反映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但要真正理解这个魔镜背后的深邃内容，就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观察，才能洞彻那投射在其中的时代折光。它所涉及的生活领域非常广泛，无论是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还是作者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都达到了古代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堪称一个时代的心灵史和风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