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初年,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
文/唐俑
雍正画像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户部侍郎汪霖之子。
此人少年有名,但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以至于仕途坎坷,康熙11年出生的他,直到康熙53年才考了一个举人。
雍正二年,走投无路的汪景祺经人介绍,投奔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他那里当过两年幕僚。
随年羹尧西游期间,汪景祺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其中《西安吏治》一篇,对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吏治之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01
汪景祺开门见山地说,雍正年间的吏治之坏,莫过于陕西。
根据他的说法,这种坏从康熙时期就开始了,进入雍正时期更是坏到流脓。
数十年来,陕西的督抚藩臬都是满人担任,这些人目不识丁,类似于白痴,无论是文件的批答,还是其他公务,统统交给雇来的“临时工”处理。
那些“白痴”不过问吏治,字典里更是没有“民生”二字,他们整天操心的,是如何侵夺剥削,聚敛钱财,以及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原川陕总督吴赫,因事获罪,朝廷派钦差大臣前去查办,姓吴的竟然用妓女“款待”钦差大臣,气得钦差大臣审案时,把他与妓女弄来同跪于庭,成为千古笑谈。
上官既无善类,下面的官吏更没有好东西,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是加征杂派,多加的,多派的,自然饱了他们的私囊。
如果有一个把官员还没烂掉,还有点良心,不想跟着一起腐败,那就等着倒霉吧,不但位子保不住,还有家破人亡的危险。
——大家都在一个茅厕里,凭什么你是条好蛆?
在这样的大染缸里,好人也会分分钟变坏。
比如三十年前,陕西大旱,先帝派人去赈灾,一个叫张鹏翮的四川遂宁人,奉命前去办差,之前那么清廉的这个家伙,差事办完,走的时候却饱囊而归。
朝廷拨的钱粮,大都被类似的贪官污吏瓜分了,后来反叫灾民偿还,其祸比旱灾尤烈。
西部边陲用兵,陕西一省的贡赋不够军费,通过协调,其他地方调来的军饷,源源不断而来,一来就是数百万两。
这些军饷还没到达目的地,就被督抚以下各级官员,蚕食了不少。
直到总督鄂海去官,年羹尧取而代之,这些弊端才被发现,布政、按察、监司等部门的不法分子,皆被弹劾而丢官。
粗略统计,遭弹劾丢官的,知府一级的有西安知府徐容、延安知府孙川、凤翔知府甘某,同知一级的有榆林之汪元仕、神木之周涌、靖边之胡昌期,州县有耀州之王文熙、恢葜之张云瘢、长安之陈昂、咸宁之贾懋实、肤施之于永熹、石泉之贾懋。
这些官员被弹劾的原因,不是亏空,就是贪婪。
这次“整顿”,陕西的官员来了个大换血,之前的官员,几乎被换尽。
02
那些贪官污吏,还盯上了“火耗”。
“火耗”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原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
雍正年间,允许州县火耗加二,这些加征的税收,去了两个地方,一是解藩库佐军,二是视州县大小,拨还一定数量的银子,作为养廉银,如果还有盈余的,名叫“积头”。
对于上司的馈赠,州县是没有义务的,所以不少州县,在“火耗”上面都有不少积头。
这些积头,大多落入了官吏的私人腰包,因此而被参革的,包括知州赵学泗,澄城知县崔辅鼎、雒南知县范理、甘泉知县杜琅、米脂知县尚崇安、淳化知县汪碧。
当时,总揽西部一切事务的年羹尧驻在西宁,陕西巡抚范时捷坐镇西安。
一位叫胡方伯的官员,每当查到一个贪官来向他报告,都要说一声,完了完了,此人身家立碎矣!
年羹尧画像
然后,他边叹气边说,范文正公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对这些贪官污吏,上官却不闻不问,老百姓要想过好日子,简直是痴心妄想。
他说,这些人横征苛派,鱼肉百姓,导致编户争先恐后流亡,如今他们落到这个下场,怎能怨大吏参揭呢?
言外之意,官吏们身家立碎,完全是咎由自取。
经过此番“整顿”,陕西官场虽有漏网之鱼,但已鲜有罪大恶极之人,全省吏治,得以大大改观,“大僚与百姓呼吸可通,酷吏贪官几至屏迹”。
通过铁腕治吏,数十年官场陋习基本上得以洗刷,数千里之封疆得到整顿,宛若一场及时雨,可谓上不愧君父,中不愧属吏,下不愧民生。
这,应该算是年羹尧为陕西人民立了一功吧?
受益的不仅仅是陕西,还有山西。
年羹尧幕僚汪景祺经过山西时,就亲身感受到,山西的吏治也已经今非昔比,以逢迎为吏治清明、政绩卓著,以刻薄为才能等现象,都大大减少,哪怕收来的耗羡尽归藩库、养廉银给得很少,不足以养家糊口,官员们也不敢怎么样了。
——因为百姓告讦之门已启,官员们如果还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那就是不想要命了。
03
官员们胡作非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万泉县令瞿某,江苏常熟人,以私派激起民变,导致数千百姓围城。
“乱民”们斩关而入,烧了公堂,瞿某和慕客、家奴翻墙逃跑,女眷们来不及跑,滞留在县衙。
“乱民”们涌入衙门,抢了女眷们的内衣和绣鞋罗袜,把她们脱得一丝不挂,张开四肢,绑在树上,然后一哄而散。
第二天,瞿某回到县衙,叫吏人家奴上树解缚。
树高,家奴们爬上爬下,人还没救下来,门外已经聚集了不少吃瓜群众,围观的有慨叹者,有嘲笑者,有诟骂者。
巡抚诺敏接到报告,立即上书弹劾,瞿某丢官。
然后,诺敏给平阳府发文,命令他们逮捕为首的“乱民”。
太守董绅不敢怠慢,立调守城参将兵及壮民两百,前往抓捕。
来到“乱民”所在的堡子,“乱民”打开堡门,以火器弓刀“迎接”后者,后者损失惨重,几乎伤亡殆尽。
太守亲自出马,来到其地,指天发誓,不将尔等绳之以法,誓不为人!
“乱民”怕了,交出三人给太守,“且约不得令之死”,太守带回去后,杀了其中一人,另外两人教训几句后放了。
后来,朝廷调临县杜庭珠到万泉,汪景祺在洪洞县孔传忠衙斋逗留,杜庭珠从万泉到太原,路过洪洞时孔传忠留他吃饭,得知汪景祺在那里,杜庭珠请求见他,停留了两天才走。
两人深夜摆龙门阵,谈到瞿某家妇女受辱之事,杜庭珠忧虑地说,当初得知我要调去万泉,我就让家眷南还,不要跟我去,她们都不愿意,我说你们难道也想私处向外,赤身裸体被人绑在树上吗?
对于瞿某的遭遇,汪景祺的看法是,瞿县令以贪婪激起民变,确实应该罢官,甚至应该杀了以谢百姓,但若以他临阵逃走而斥逐,就不太合理了。
汪景祺认为,“乱民”一下子聚集数千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城门是天子的城门,怎么可以说毁就毁,公堂是天子的公堂,怎么可以说烧就烧?
所以在他看来,为首的“乱民”都该抓捕,公开处决,以为“乱民”之戒,“乱民”如果拘捕伤人,哪怕屠堡也不为过。
如此狠毒,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汪景祺认为,妇女无罪,却遭如此侮辱,那才叫过分!
04
导致“民变”的,还有陕西郃阳(或为“合阳”)县。
郃阳县盐引,民运民销已经很久了,从未出过问题,西安太守金启勋却想玩儿新鲜的,到任后改为官运官销。
食盐贸易历来都有利可图,甚至是暴利,金启勋这么搞,显然是想吃干喝净,不让百姓得利。
作为下属,郃阳县令高佩自然得听上司的,对金启勋搞的那一套,不遗余力地执行。
以乡绅范光宗为首的老百姓不干了,他派家人李德率众人毁城而入,把官府的门打得粉碎。
胡方伯原本就不主张官运官销,当金启勋以民变向他汇报,他说,我早就知道不能这样搞,你们都说出了问题你们负责,你们保证无事,如今怎么样?
金启勋无言以对,俯首而已。
胡方伯急调三水令周文泽到郃阳去处理,差点被百姓打死。
周文泽来到城隍庙,与郃阳县令一起发布文告,对老百姓说,盐引不官运官销了,仍然民运民销,事情才摆平。
只管与民争利,不管百姓死活,这是陕西吏治腐败的又一种表现。
类似因素导致民变、百姓围城之事,岂止一两件,简直屡见不鲜。
有人说,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主要责任在州县。
老百姓再凶顽,也不会无缘无故围攻衙门,民变的发生,大多是有司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