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韩昌黎集》一书的历史文化
《韩昌黎集》，又名《昌黎先生集》等。唐韩愈著，门人李汉编。主要版本有：一、宋朱熹考异、王伯大音释重编《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为现存最早校本。有元刻闽麻纱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本。二、宋魏仲举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为较全的集注本。有清《四库全书》钞本。三、宋廖莹中辑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有宋廖氏世綵堂刻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四、明游局敬辑注《韩文》四十卷、《外集》十卷、《集传》一卷、《遗集》一卷。有明嘉靖游氏刻《韩柳文》本。五、明蒋之翘辑注《唐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有明崇祯安国谟刻《韩柳全集》本。六、《韩昌黎集》。有上海中央书店《国学基本文库》排印本、《万有文库》本。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郑州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先世曾居昌黎，故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三岁父母双亡，由兄嫂教养成人。早年刻苦学儒，博览百家，尤好西汉二司马及扬雄文章。受独孤及、梁肃等人影响，尤重视古文。贞元八年四试礼部进士及第，仕途坎坷，几经起落。曾多年为学官，先后任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历任监察御史、阳山县令、江陵掾曹、中书舍人、刑部侍郎、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始终忠于李唐王朝，以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反对藩镇割据为己任。与柳宗元、刘禹锡结友，意欲复兴儒学，以为加强皇权、保持国家统一指导思想。坚决排佛，视为逆伦常、祸社会之源，亟请明令禁止，并构筑儒学道统与之抗衡。领导中唐古文运动，倡文以载道，以口语化散体文取代骈文，为宣传孔孟之道、推行社会改革服务。一生从事教育：先后撰就「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进学解》、《师说》等论著，对人性、教育作用与目的、人才、教师、治学等问题见解深刻；任职地方官时，捐资、延师、复学，促进地方教育。主持国子监时，严加整顿，考校生徒，严选教师，组织讲学，使学校面貌一新；任官之馀以传道为己任，乐于奖掖后学，从者众多，「韩门弟子」著称一时。著作除《韩昌黎集》外，尚有未完稿《论语注》十卷，《顺宗实录》五卷。《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有传。
《韩昌黎集》为韩愈作品总集。《文集》四十卷，卷一至七赋、古诗，卷八联句，卷九、十律诗，卷十一至十四杂著，卷十五书启，卷十六至十八书，卷十九书序，卷二十、二十一序，卷二十二、二十三哀辞、祭文，卷二十四至三十五碑志，卷三十六杂文，卷三十七状，卷三十八至四十表状；《外集》十卷，包括赋、歌、议、书、序、对、记、祭文、牒、实录、传、碑、联句、诗等；《遗文》一卷，包括启、状、疏、题名、联句等。其中包括大量教育和与教育有关的论著。主要列举下列数篇：
《原道》集中论述对儒家道统的构造。针对佛、老学说甚嚣尘上，并贬诋孔子为「吾师之弟子也」，急切举出儒道与之相抗。强调儒学渊源深厚，远胜佛道，且世代嬗递不絶。其统起于尧，「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此后虽也有大儒如荀况、扬雄，但「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致使当时释老之害尤过于扬墨。故此自命有志于儒道：「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其次，指出「古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发明衣、食、房、器与工贾，创制礼、乐、政、刑，方有君臣、父子之道，方能抵野兽之爪牙，御天地之寒暑。反之，「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古圣贤循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为」之道，而使中国成其为中国。而佛老崇尚虚无，菲薄仁义道德，毁灭伦理纲常，废弃天下国家，「几何其不婿而为夷也?」最后，从社会分工角度说明儒者与儒道应立，而释道二教应弃：古之为民者四(指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指儒、佛、道、农、工、商)；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释道泛滥，使现实中脑力劳动与生产劳动比例严重失衡，造成严重社会问题。除《原道》外，《处州孔子庙碑》褒扬孔子，认为「生人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远者」；《读荀》推崇孟子，以为孟子得儒学正传纯粹无疵，「醇乎醇者也」；《论佛骨表》和《与孟尚书书》等表示排佛坚定信念，皆推明儒道力作。
《原性》着重论述「性情三品」的人性论，又以之为据，说明教育作用。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人性又分为上、中、下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情的状况视性而定，亦有三品之分。性的内容是仁、礼、信、义、智五德，情的表现则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五德在三品之性中的比重与作用各异：上品之性善，以仁德为主，亦通于另四德；相应地必发为上品的情，「动而处其中」，表现都能合乎规范。中品之性既可能善也可能恶，在生活中表现为仁德有所不足或有所违背，其馀四德或具备然而不完全纯粹；相应地发为中品的情，虽有过份与不及，但也能求得其合乎道德规范的要求。下品之性违背仁德，也不合其馀四德；相应地必发为下品的情，任情而动，不可能合乎道德。三品性情决定教育所能起的作用：「上之性就学而愈明」，教育可使其善充分发扬，使君为圣君，臣为贤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教育条件就起重要作用，或上或下都取决于此；「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既不可能接受仁德，就不必言教育。上下两品之性不可能移易，既不必担心上品之性堕落，也不必指望下品之性迁善。三品性情因此决定教育权利：「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教育应有等级之差，下品之性者不应享有教育权利。最后，认为孟轲性善论、荀况性恶论、扬雄性善恶混之说都各有所得与所失，都是得其一失其二，有失完全。事实是有人善、有人恶、有人兼善恶而可善恶，性三品说可以说明所有人性。性情三品说是对汉代董仲舒「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人性三分说和「性仁情贪」的性情二分说的发展。
《原毁》、《通解》、《伯夷颂》、《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五箴》、《答尉迟生书》等篇，主要表达道德修养问题。认为学者道德与文章之间，道德为本，本固方能叶茂、果硕：「夫所谓文章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馀。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儘管仁、礼、信、义、智五德根源于人性，但若想充分发展，必须有相应的道德教育。「且五常之教，与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师，终不能自知而行之矣。」(《通解》)道德修养需教师引导，而择师正表现修养的主观努力。修养尚须注意原则：其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原毁》)责己严待人宽，首先能自益，同时也是益人，而益人更能益己。其二。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十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谓上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馀；一凡人诅之，则自以为不足。」实不可取。应学伯夷，笃守其道，「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伯夷颂》)其三，要学会自我省思，除邪念于未萌。「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如能时时省思，对不善之心「盖能止之于始萌，絶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就能与颜回一般。(《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其四，要懂得知过必改。「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五箴》)知过必改是光明正大之事。作《五箴》，目的就在「以讼其恶」，自知、自律、自强。
《进学解》专论治学。其一，学习须勤：「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自称曾「口不絶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以勤学为乐事。其二，学习须注意方法。既要博：「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又要在博的基础上求精：「沉浸醲鬱，含英咀华。」潜心玩味，取其精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的学习，不可取。学习还要视对象不同而措施有异，如：「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三，学习应抱定志向。一方面，「觝排异端，攘斥拂老；补且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招。障百川而东之，迴狂澜于既倒，」有光大儒道的使命感。另一方面，要防止「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为学习而学习的现象，以求读书而用世。最后，学习要耐得住寂寞，无怨无艾：「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只要学业有成，终能见用。
《师说》专论教师、师道乃至儒道。针对科举重文学轻从师、汉唐章句之师受人轻贱和佛道兴盛造成「不闻有师」的「师道不传也久矣」的状况，抗颜立论，弘扬师道。首先，从「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出发，肯定「学者必有师」。坚持了儒家一贯的教育主张。其次，提出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即传《原道》所倡的儒家仁义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指教授儒家「六艺经传」与古文；解惑，即解除学道与业过程中的疑问。三者中，传道为首，并贯穿于授业、解惑之中。其三，提出以「道」为求师标准，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必须「学无常师」，求师无限制。其四，由「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论及士人须纠正「耻学于师」之陋习，倡导互相学习，甚至师弟子之间也应「相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所论见解深刻、观点鲜明、表述精当，一经发表，即产生震动，并成为后世关于教师问题的经典论述。
《杂说》四首之四以其切身经历，有感而发，集中表达其人才观。以伯乐喻识才、用才者，以千里马喻人才，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上不乏人才，而乏有善识才、用才者；善于识才、用才于人才最为关键。因用才者不识才，常使「名马」「祗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而无以致千里。故须以养千里马之法养千里马，以待人才之特殊措施待人才，即合理使用、优厚待遇、关心理解，以改变「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因而叹息「天下无马」的状况。《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举张籍状》、《上宰相书》等多篇文章还具体表述了正确选才、用才的见解。
有关研究著作有：宋方崧卿《韩集举正》十卷，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十卷，清陈景云《韩集点勘》四卷，沉钦韩撰、胡承拱订《韩集补注》一卷，今人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等。对单篇《师说》的阐述著作有：宋柳开《续师说》，王令《师说》，明张烈《续师说》，清黄宗羲《续师说》，廖燕《续师说》，章学诚《师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