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从未远离，历史即是当下 | 反方向·早茶夜读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茶夜读。我是反方向，本月和大家分享《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
作者围绕清末变法，主要是《大清钦定刑律》的立法过程，剖析法理派和礼法派的主要争论及基本观点，以道德主义与法律主义、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分别讨论剖析，并以“晚清遗产谁人继承”作为结语，揭示这场世纪之争的当代启示。
首先得承认，当下我本人更欣赏礼法派的主张和态度，即：既主张改变旧制，又有所保守；既提倡开放学习，又坚守本己立场。
然而，百年前的历史经验是，动荡年代里，激进彻底的革命主张更容易鼓噪，也更容易被渴望反权威的年轻人捡起作为武器，制造更大声的喧哗。
书里提到一个观点，大意是清末礼法之争，其实质是准则法之争，礼法派的准则法基于中国自身，法理派的准则法基于传来移植，双方在技术法层面没有严重分歧。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礼法派立足于所在社会中的人和传统，求稳；其二，礼法派不排斥西方技术和变革，并不拘泥，求变。礼法派的“稳中之变”，或可归结到一句：世易时移，因时而动，以求人心。什么是人心呢？既有变中的不变，亦有不变中的变。
细数百年前和当下对礼法派的诟病，大致可归结为法律与道德不分。然而，法律与道德真能分得那么清吗？正如书中指出的那样，即使在西方的法律史上，法律与道德的分与合，也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每一次法律与道德的分合，都能成为推动法律发展的契机。可以说，正因为有道德的介入，才使法律摆脱僵化和形式主义，从而有效回应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
戊戌政变当月清政府处理康有为、“戊戌六君子”等变法人员札付暨光绪帝八月谕旨电报译文四种
想起最近两三年关注过的热点事件，大多围绕法律与道德的纠葛。
其一，刑法中较为敏感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
新刑律草案里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下线即法理派所主张的，规定“凡未满16岁之行为不为罪“，礼教派的张之洞则认为，“惩治教育一条，用意甚善，可以仿行。惟原定凡犯罪在十六岁以下，不论大小轻重，皆无刑事上一切之责任，一切以惩治教育处之，限年太宽，恐滋流弊”。
历史证明张之洞的顾虑不是无的放矢。我国正式实施40余年的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即反映了这点。在今年3月1日之前，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为14周岁，该标准于79刑法正式确立，被97刑法沿用，正而从3月1日起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当然只适用特别规定之情形，且须经特别程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调整？主要是低龄未成年人的恶性暴力涉罪案时有发生，近的如2019年大连13岁男孩残杀10岁女童抛尸案，远的如2012年广西13岁女生杀害同学并分尸案，这些案件引起社会广泛持续的关注和讨论，案件的恶性程度，刺痛了大众朴素的道德情感，公众舆论中也不乏对相关法律规定的质疑和不满，不能不管起来的共识日益高涨。如此，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也就理所当然了。这是司法回应大众呼声的典型事件。
其二，“杀亲”案。
今年有几个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杀亲案。一是岳父灭门案，二是亲儿杀母案，三是亲父高楼扔子杀子案。岳父灭门案因判死缓引起舆论哗然，目前处于审查阶段。我在《公主之死》共读中分享过，并谈及“容隐”观。亲儿杀母案一审判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上诉尚未盖棺。亲父高楼扔子杀子案正处于一审审理过程中，尚未判决。
这三个案子以“杀亲”视角来看，正与书中讲述的礼法派对法理派“伤害尊亲属致死”和“尊长殴杀卑幼”两条不单列的否定相对照，关于“杀亲”的司法实践历来是社会热点和争议点，可以说礼法派的顾虑自有其社会基础。反映在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杀亲”案至少在量刑上较容易获得其他亲属的谅解，因此从技术实现层面讲一般“杀亲”免死是较常见的最终局面。上文所讲岳父灭门案、亲儿杀母案均有兼具双重身份的亲属（这些亲属既是被害人的亲属，同时也是被告人的亲属）出具的谅解。
其三，生育权。
关于生育权，国内的不多讲，这里想谈谈美国法律和社会一直无法绕开的两大争议之一，即堕胎合法与否的问题。围绕堕胎与反堕胎，各自支持者所持思想工具不同，前者是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后者是胎儿的生命权。二者都神圣不可侵犯。
经过长期持久的努力，堕胎支持者于1973年迎来史上最大胜利，“罗伊诉韦德案”在美国最高法院获得多数支持，此后40多年来，堕胎在美国大多数州合法。但反堕胎者们一直没有放弃，为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辗转反侧，侦测技术的进步给反对者们找到了一线生机。今年5月，德州通过《心跳法案》，禁止怀孕女性在侦测到胎儿心跳后进行堕胎，时间上，从胎儿形成6周后即被认为不可禁止堕胎。堕胎支持者向美国最高法院递出紧急请求，9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投票决定，拒绝阻止德州最新实行的反堕胎法，《心跳法案》生效。
在这一刻，中外两个40多年后的小转折，使我深刻地感知到，过去从未远离，历史即是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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