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窑瓷：万里挑一的珍精稀
在中国，权力以王权为集中体现，帝王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拥有对国家资源控制和调配的绝对权力，
权力生产空间，空间塑造使用者的行为。
陶瓷作为统治美学的表现形式之一，
它经历几十道工序由泥成瓷，浴火重生，
然而它又是极易碎的，不如钢、铁之器那般坚固，
它的诞生、毁灭也预示着一个国家、政权的盛兴、颠覆与破灭。
在皇权关注与专制统治下产生鼎盛亦代表了权力器物的盛兴，
用瓷制度等级森严，使陶瓷带有浓厚的封建制度专制色彩。
权力的触角伸向了制瓷业的各个环节
——官员委派、原料选取、器型纹样都受命于皇，宫廷用瓷几乎万里挑一，几近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作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自五代时吴越就已有“秘色瓷”，为此“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
元代规定，百姓“瓷器上不得用描金生活，不许制造龙凤纹及僭用金酒爵，禁止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
明朝对垄断用瓷定更为严苛的处罚制度，“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地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戊口外”。
陶瓷从最初的使用器变成了兼具欣赏价值的艺术品，
因为皇家需求逐步变成了一种彰显主人身份、财富、权力等一切可以张扬的外在呈现。
因此，历代当权者都将陶瓷作为主张自己权力是我道具，
以个人的意志与审美情趣制造了一大批陶瓷物件。
明代官窑瓷按不同划分标准有几种分类方法，如从使用性质看。
可分为：
御用瓷即皇室用瓷、
礼用瓷即祭祀礼仪用瓷、
和官用瓷即政府机构用瓷三部分。
在御用瓷和官用瓷中又派生出赏赉瓷。
一、皇室用瓷
明代官窑御用瓷是皇室用瓷，具体说是宫廷中皇帝及其家族的用瓷。
明代皇宫中宦官和宫女等所用的器物显然不包括在御用瓷之内。
烧制瓷器在明代被视为大事，御用瓷都由皇帝下旨并经内府去监烧。
明代对御用瓷控制非常严格，宣德二年太监张善到景德镇监烧瓷器，
除贪默酷虐外还，因将“所烧御用瓷多以分馈同列”事发后被斩首。
近年来对景德镇明御厂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残瓷多能拼合成完器，但都见缺陷，说明是因烧坏而打碎掩埋的。
御用瓷的解运和一般官用瓷不同，
据明嘉靖《江西大志》记录“凡钦限瓷器陆运”而一般的部限瓷器则是船运至京。
二、明代官窑礼用瓷
明代朝延的祭祀礼仪用瓷即礼用瓷，其性质是国家的典礼仪式用器，和皇室使用的御用瓷不同。
明代的礼用瓷被高度重视，由皇帝亲自过问。
洪武二年确定“祭器皆用瓷”。
洪武九年又进而规定了礼用瓷的釉色和造型
明洪武釉里红云龙纹双耳瓶
《大明会典》：“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围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
明代礼用瓷的釉色均为蓝、黄、红、白等单色釉瓷,造型都是模仿古代青铜礼器,“其式仿古之·…”(《明太祖实录》)
礼用瓷由皇帝下旨，最初由工部负责烧造：
洪熙元年九月已酉。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造奉先殿太祖皇帝几筵白瓷祭器。”(《明宣宗实录》)
稍后礼用瓷又交给内府监造“宣宗始遗中官张善之往饶州造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明史》)
礼用瓷先由内承运库保管，需要时再到内承运库领取使用：“白瓷尊、爵、盘、碗内承运库取用”。(《大明会典》)
礼用瓷严禁民间烧造:
“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自烧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明英宗实录》)违者都判极刑。
这里所禁除御用瓷外还有礼用瓷。
明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军持-北京故宫
礼用瓷在品种上和御用瓷有别，但其工艺上与之相同，属明官窑瓷中的精华。
按其性质来说不同于一般政府机构用瓷，事关国家礼仪，由皇帝亲自过问，属钦限瓷器范围。
三、明代官窑官用瓷
明代政府机构所用瓷器简称官用瓷，是明代官窑瓷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数量最多的一部分。
明代政府机构对陶瓷器的需求量巨大，明代早期除江西外浙江、河南等地也烧制官用瓷。
景德镇明代窑址出土过具洪武瓷特征的“局用”刻划暗铭白釉碗残底，提供了官用瓷的直接证据。
官用瓷的管理方法《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记录:“(除御用器外)其龙、凤、花、素、圆、偏瓶、爵、盏等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领用。”
也就是先送至内承运库后，再由光禄寺领用保管。
成化十三年时，准许外国使臣每人买青花瓷器五十付(《大明会典》)，
因民窑器市场上随处可见，不必要特许，因此每人买去五十付青花瓷也是官用瓷。
成化青花缠枝莲八宝纹三足炉
除光禄寺外，其他政府部门也需使用瓷器。
南京明故宫遗址发现崇祯庚午(崇祯三年即1630年)、丙子(崇祯九年即1636年)和壬午(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的纪年款青花盘，
因有“某某科置”字样，为当时科举考场的餐具，是政府订烧的应属官用瓷。
景德镇明代窑址出土的“官用供器”铭的白釉器，
具洪武特征，是官用瓷中的供奉器。
是皇室所用祭祀瓷有性质上的区别。
四、明代官窑赏赉（lai）瓷
皇帝将官窑瓷赏赐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臣边邻国家是明代惯例。
明代的赏赉瓷是官窑瓷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乐初郑和下西洋时，青花瓷还未被皇室看重，并未当作日常用具，
但在东南亚、西亚等地，明初青花瓷屡有发现，必有一部分是作礼品赠送的。
明万历青花梵文莲瓣盘-台北故宫
明代赏赉瓷有赏赐外国使臣、邻邦和赏赐王公大臣等不同情况，
从明代王公大臣墓葬出土的瓷器看，就有御用瓷性质和官用瓷性质的两类。
至于礼用瓷其特殊的造型、性质决定了不宜作赏赉之用。
1、御用瓷性质的赏赉瓷
明代前期出土的王公贵族墓中有部分御用瓷，
1957年江苏省江宁县东善桥孙家山正统八年(1443)宋琥、安成公主合葬墓出土洪武釉里红梅瓶。
1991年江苏江宁县东善桥正统十三年宋铉及其妻唐氏合葬出土洪武釉里红松竹梅梅瓶。
这二件洪武釉里红器均为皇室用器。
明代的墓葬中出土御用瓷并不很多，说明当时御用瓷的赏赐仅限于皇亲国戚并太监等少数人。
2、官用瓷性质的赏赉瓷
官用瓷性质的赏赛瓷有两种，一种是专为赏赐烧制的，另一种是一般的官窑瓷。
明洪武白釉赏赐铭瓷梅瓶，南京博物院藏
1995年南京明故宫遗址曾出土二件，洪武初风格，均残。
釉色介于卵白釉和甜白釉之间，肩部有铁红彩“赏赐”二字。
这种梅瓶显然是专为赏赐而烧制。
既不属御用瓷，也非礼用瓷，那么应归入官用瓷一类。
而清三代中最为名贵的属有珐琅彩之称的“官窑中的官窑”，
珐琅彩瓷进宫后除了乾清宫收藏、各宫殿陈设、膳茶房实用外的最主要用途就是赏赐官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记载，仅雍正四年，宫中就先后23次赏出珐琅彩瓷266件。
这些皇帝亲自赏赐给有功之臣的瓷器均为御窑厂生产的珍品，
上面装饰着受到封建思想意识渗透的瓷饰纹样，皇权思想就更为明显。
清康熙珐琅彩花卉碗
于官员而言，也隐含着道不明的皇权属性，
他们毕恭毕敬地“请”回家后，简直成了皇帝的替身，
这种无需明言的心理暗示使“下官”不得不以君之礼供奉。
清雍正珐琅彩松竹梅三友纹橄榄瓶-北京故宫
陶瓷的空间张力罩在每个臣子身上，如皇帝亲临般时刻提醒官员们要克尽职守与唯命是从。
帝王之权利用陶瓷及其权力象征渗透控制旁人，这正是封建社会统治美学的特征。
清乾隆珐琅彩锦鸡花卉玉壶春瓶
统治美学因清亡而断层若干年后，
1916年，袁世凯重新拾起，用洪宪瓷为其代言。
袁世凯自正式登上大总统宝座后，
一面忙着登基称帝事宜，一面效法清代帝王登基时必先烧制御瓷以示庆贺的惯例，命郭葆昌到景德镇为其烧制洪宪彩瓷。
洪宪 桃色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图圆盖盒
1915年夏，郭葆昌带着原清宫所藏的精细颜料到景德镇后，征集各窑高手，不计成本地烧制了一批高级瓷器。
其技法是仿珐琅彩瓷，底款为红釉篆书“居仁堂制”印章款，
此即民国瓷器史上品质最高的仿古瓷——洪宪瓷。
民国（洪宪） 郭葆昌款粉彩山水图赏瓶
据说其中给袁世凯烧造用“居仁堂制”款的，只有三套餐具和少量文具。
所有烧出的洪宪瓷数目尚无定论，至多也不过4万件。
100万两白银的烧造经费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
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要上交瓷器4到5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3万两白银。
洪宪瓷却花费了100万两白银，如此不计成本地追求精细，可勉强称作民国的官窑瓷器。
洪宪 居仁堂五彩“通会群招”玉壶春瓶
真品洪宪瓷，以粉彩和珐琅彩为主，胎白釉净、无橘皮纹、色彩明艳丰满，
画工精细传神，其特征更接近于晚清的官窑特征，
其中珐琅彩是以前清宫造办处引进的西洋珐琅料，
在白瓷上作画后入炉烧制而成，后又加入了适量色素，
因此不同于其他瓷器，这是淇宪瓷较醒目的一个特征。
“居仁堂制”款过枝杏花盘 该盘的喜庆风格，釉面都与清官窑一致、
洪宪瓷是以雍正、乾隆朝最上乘的瓷器为蓝本制作，
属于清廷旧制与风格的仿品从瓷器用料、工艺等制作特点来看，
洪宪瓷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瓷类，与晚清风格、民国风格共存，
没有自己的独立特征。
它非正统的皇权官窑瓷，更不具备官方美学的特征，
这是洪宪瓷与清三代官窑御瓷的根本区别。
居仁堂胭脂红地开光花鸟瓶
中华民国被喻为中国陶瓷史上最为晦暗的时期，陶瓷产业一直在低谷中挣扎示存。
民国虽仅存36年，但却有过8位总统，这几十年的帝王般统治并未产生任何值得深究的统治美学特征。
即使是洪宪瓷也只是昙花一现，走的是模仿清末御窑瓷的路线，
虽投入巨大，产质量都无法与清三代相比，也不能自成一体，创出自己的美学风格。
著名古陶瓷学者陈德富在其著作《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提到：“几千年中国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
不论朝代如何更迭，为帝王者都有着同样的恐惧与疑心，
他们誓要将自己的权力植于任何能见之物上，
大至皇室宫殿、小至玉器配饰，
以这种方式宣誓主权，威吓众人，使之望而生畏、不敢造次，
由此产生的统治美学也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