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几年，你挤进了北上广，放弃了梦想
我没有完成我的梦想。
16岁时，我最想成为一名作家。
对那时的我来讲，那是一种诱人的、令人激动到起鸡皮疙瘩的可能性，我仿佛十分想把语言的表达方式与某种终极目标联系起来:我能听到那些迫切而又难以启齿的真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间低语。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大学，我一头扎进物理系，来到一家对冲基金工作。我兴冲冲的努力干活，把自己当成临时工来工作“先赚点钱就走”，我想。
14年过去，我快40岁了，但我还在这“努力”着。我也会在闲暇之余写点东西，可惜布克奖的评委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但是，我也有了一张通勤的年度季票、一笔抵押贷款和一辆不错的汽车——更不用说一个很棒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了。我背叛了自己吗?我背叛了自己的职业吗?
我们很多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选择工作还蛮难的。没人能预测当下的人生选择对于未来是对是错，我们只能试着去思考，去同情，去观察别人，痛苦的练习着，然后去学着推测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工作是我们费力才得到并想要继续保持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爱恨交加(尽管程度不同)。有时深感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有人告诉我，就算是医生、教师和各类救灾人员，情况也都是如此:要知道，他们的工作价值几乎无可争议。
对于现代经济机器中不为人知的“齿轮”，其精确的功能和价值需要很大努力才能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尤其难以捉摸。然而，我认为，尽管我们的生活需要有意义，但我们的工作却不需要;它只需要真实而有用。毕竟如果有人甘愿付钱让你做某件事，至少对他们来讲是有用的。
在对冲基金开始工作的前一天，我给未来的自己写了一封信，封在一个信封里，正好两年后打开。两年是我能给这个利润丰厚但相当令人困惑的工作的最长时间。在节俭生活的两年内，我可能会攒下足够的钱来写一部小说——那部小说将丝毫不在乎金钱的问题。但是两年的时间也足够让金钱腐蚀我，让我忘记我是谁。
我在之前定好的日子打开了信。信里面我简短而哀伤的文字断言，如果我有勇气尝试，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好作家;让我想起那些至今仍无法言传的真理;并建议我要真诚地生活。我认真地读着。然后我做了一些算术题，告诉自己:“再做两年。”还有账单和房租要付，但再多两年应该就够了。
我本想再给自己写一封信，让这神圣的使命继续传递到未来，但我一直没有抽出时间。为什么?贪欲之神真的在那个时候把它的爪子伸到我身上了吗?我的创造性灵魂早已灰飞烟灭?事实上，我正忙着为我的第一部小说写计划。我职业生涯的分歧——妥协——已经开始。
这种分歧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许多人对一份既让自己满意(甚至是有意义)又有丰厚工资的职业抱有激情，或者至少是热情。对于这些能做到“统一”的人，我们所绝望的“工作分歧”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东西。他们对我们没有耐心，对那些有矛盾的人没有耐心，对那些白天打工的人没有耐心，也对那些下班后追求我们梦想的妥协者没有耐心，这些都可以理解。
我们的抱怨，我们说一件事却去做另一件事的行为，我们的拖延症，我们不能做出承诺——这些特点在仍在摸索的年轻人身上是可以容忍的，但在30岁以上的人身上却令人生厌。这并不是说热爱工作的人没有疑虑和遗憾。对工作的爱情很少是无条件的。但它却可以作为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展开我们的生活。
对任何个人来说，工作选择都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当然，我们的工作取决于我们所碰到的机遇，这些机遇来自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我们本身的实力，所有东西不能一概而论。明智的父母和导师都知道这一点，但通常情况下，当时机成熟时，他们还是会主动提出建议。
我哥哥和我是我们家第一次上大学的两人。这多亏了父母努力工作和丰厚奖学金，我们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我们通常很快就将自己的境况归咎于自己本身或他人，但每一种境况都有一些复杂的点：能力程度、辛勤工作或健康状况、家庭关系、父母银行或其缺乏、外部政治和经济力量、文化障碍。
许多影响不过是猜测。如果没有xx，他或她可能会做什么?人口研究得出的统计数据暗示了因果模式，但对任何个人来说，工作选择都是一场所有变量都混杂在一起的实验。我们用我们当时所拥有的能力去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份收入丰厚但有些令人费解的工作中干上一段时间，即使他们想干。许多离校生和毕业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薪水都很低的乏味工作，另一种是毫无回报的激情。一些人拒绝了苦差事，结果却发现更糟的苦差事还在后面。有些人在这件事上从来没有太多选择。
还有一些人兢兢业业地工作，但现在却发现自己的成绩被贬低了。如果公司给你一个不错的价格，你就已经是幸运儿之一了。事实上，这种好运气有时会被当作一个接受的理由:“其他人愿意为这份工作付出很大努力。”但这种观点很少有说服力。
在但丁的《地狱》中，诗人所遇到的第一批受苦受难的灵魂并没有犯致命的罪。他们是“非机密”的人，是虚无的人，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代表，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现在注定要永远等在亚革伦的海岸上，既不在地狱里，也不在地狱外，为自己虚度的生命悲叹。这足以让任何人从床上爬起来去工作。但是这种情绪也常常是我们怀疑和不满的根源。毕竟，生活就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我们发现自己为支付账单所做的工作似乎并不总能符合我们要求。
让我们回到分歧开始的地方。在这些人当中，一些人选择了一份相关的日常工作，来扩展交际。对于想成为作家的人来说，可能会是从事新闻、教学或在书店工作。还有一些人，比如我，刚刚迷失了方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工作。
我的两本小说都是在一段短暂的兼职工作期间写的，那段时间是我煞费苦心地挤出来的。每晚我都在火车上、书店的咖啡馆里写作，同事们还以为我在健身房。我对自己的英语语言和文学十分自信，拒绝了所有关于我应该学习写作的建议。我想，如果我能读得既细腻又好，我也应该能写得既细腻又好。此外，过于正式、过于公开地追求这样一种自我放纵的长远目标，似乎是不明智的。白天的工作是某种形式的掩护。
但兼职无疑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情。通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两件事，分歧者会不可避免地觉得，他们在这两种努力中都做得不够好。白天工作的同事可能会觉得你心不在焉;家庭，本应是这个等式的决定性部分，却发现自己置身于这个等式之外;晚上的激情本身也被分心和疲劳所束缚。你无法以同时进行两份工作;这样只会得到两个一半。两种失败的不安感会让你最终妥协。
你不需要砌砖，也不需要包扎伤口来帮助别人
在小说中，你可以比较不同选择的后果。在我的第二部小说《学会死亡》(Learning to Die, 2018年出版)中，我决定给我充满分歧的生活来一次激烈的拉扯，撕开它的两条裤腿:我会有一个真正追随梦想的虚构作家角色，以及一个追逐金钱的虚构金融城交易员。他们会见面，互相了解，然后畅所欲言。这个实验的结果和我预料的不一样。
这部小说一共讲述了五个人物，每个人都30多岁，每个人都在质疑生活和工作的不同选择，而这些选择都是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下做出的。作家和金融交易员是一个特别悲惨的例子。在私下里，他们用“欺诈”、“失败”和“浪费者”等字眼来形容自己，并对未来的悔恨不断累积感到沮丧。然而，当他们开始通信时，他们发现自己侮辱了对方，同时又热情地捍卫自己的选择。这需要一系列的外部冲击——例如一场疾病、一次偶然的重聚、一次报复性的藏书术来调和这些内部冲突。
当然，我虚构的所谓实验(以及这篇文章)可能只是一种自我辩护的练习。或者是种自我鞭笞。事实上,我们对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的决定可能取决于两个种非理性争斗的结果，人类思想的偏见:强大,防守倾向于自我辩护,是的,但者也是一个相反的趋势,颠覆我们的幸福,低估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主要态度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个性，而不是发生的事实。
我们也不应该被愚弄，无须认为现在的时代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要比过去更难。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一种普遍的消极情绪，但你不必为建造某样东西而在砖上砌砖，也不必为了生产而挥舞镰刀，也不必为了帮助人们而包扎伤口。抽象和专业化的蔓延与其说是一种阴谋，不如说是一种复杂的进化，由我们实现更多目标的集体意志驱动。不只是生产更多，而是理解更多，解决更多问题。
今天，我们对工作有了更高的期望，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在这些选择上犹豫和烦恼。在我们寻找意义的过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更大的工具箱。技术的进步对分歧者来说是一种福利，而互联网也让越来越多的少数人通过将自己的激情直接转化为可行的收入，从而避免了分歧。环境仍然不公平地限制了许多人的机会，但对许多人来说，抱怨并没有用。
追求梦想、承诺和事业飞跃的倡导者经常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会后悔的。”他们可能是对的。但问题是:后悔并不是谨慎的妥协者的专利。不妥协也会导致未来的不快。你的牺牲可能仍会困扰你。我不敢建议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去不去追随他们的梦想。我最多只能建议他们提防职业布道者，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他们不应该害怕承诺和信仰的飞跃，也不应该害怕妥协。
著名的成功者通常是那些致力于自我激情的人。但他们往往会做出很大的牺牲。还有另一群成功者，他们不那么出名，但平均来说可能更快乐，他们的主要成就是在工作和家庭、金钱和意义之间取得平衡，在周末追求自己的激情，在周一早起。我只是一个工作分歧中的新手，但我知道我的榜样。他们不出名，也永远不会出名，你可能也知道一些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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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The creed of compromise
原文链接：https://aeon.co/essays/dont-quit-your-day-job-the-benefits-of-being-a-bifurcator
译者：Yeeyh
编辑：航航严重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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