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为何迁都北京
明成祖朱棣为何迁都北京
公元1402年明王朝以血的代价迎来了新的皇帝他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永乐皇帝一生都是被历史质疑的皇帝，被质疑的原因大家也都明白，就是一场靖难之役让他成为当时明朝世人皆知的人物。其实不止是他的靖难之役，他之后的一系列行为都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就比如说迁都北平（1403年升为北京）这件事，他为什坚持迁都北平。
现在关于迁都这件事情有正面、反面两种说法。首先从正面来说第一自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给弄丢了后，汉人对燕云地区的控制权已经丧失了近五百年。明成祖迁都后对华北地区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状态。第二由于北平距离长城近在咫尺，明朝可以有效的调集军队对抗马上民族的侵扰，如果都城在南京很可能对于长城的控制有所疏忽，导致异族南下，最后威胁整个明朝。还有如都城、陵寝移到北京，我天子守国门这个气势也书不容小觑，如果都城被围，一定是上下一心共同抗敌，那时候全国的资源一定都会涌向北平救驾，就像之后发生的土木堡一样。这样不会发生像宋朝、西晋一样舍弃北方领土造成南京方面没有险要有利地形可守。第三就是当年朱棣在南京杀戮太深，而且南京还是建文的旧都，潜藏着很多难以预料的危险，迁都可以有效的瓦解建文的旧势力和自己在南京由于杀戮种下的怨念。
而反对的人也有着自己站得住的理由。第一就是每朝每代都会遇到的财政问题，新建一个都城需要耗费的财力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个工程工期太长，有多长，一直从永乐初年就开始到永乐十八年基本完工，他耗费的财力难以想象。第二由于迁都，使北平的资源过度的集中，这样又使北平两翼变得空虚，破坏了当年朱元璋的安排。到了明宣宗时候，他直接把位于关外的明军据点直接给扔了，这就相当于北平失去了纵深打开大门直接面对敌人了，后来的蒙古和女真的入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实不管正面的说法还是反面的说法，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去评判为什么应该迁都和为什么不应该迁都，但是今天我们以明成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不从那些宏观大意看这个问题，那他迁都北平应不应该，答案是他一定要这么做，才能打开心里的一个结，因为这个结不打开，明朝很可能长不了。说道这个结就要追溯到公元1402年了，那一年明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藩王成功的当上了明朝的皇帝。成为皇帝的朱棣面对着很多棘手的问题，首先就是建文的失踪，一直让他彻夜难眠，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这位新登基的皇帝。
其次一个问题就是他作为新一代的明朝君主，应该为明朝的未来发展考虑，就像企业老板一样要要着眼于未来。因为朱棣本身作为藩王以靖难一跃成为明朝皇帝，那他考虑的是，会不会有其他藩王在他之后再来一个靖难啊，那明朝就会陷入一个无休止争斗中，实话实说他的这种考虑绝对是有必要的。就像我们熟知的宋太祖赵匡胤一样，靠着殿前都指挥使这个职务，一下夺了后周成为天下的主人，他成为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废掉殿前都指挥使这个职位，为什么，因为他害怕有人效仿他，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朱棣一样也会这么做。
但是朱棣称帝后的举动竟然让人大跌眼镜，1403年正月称帝后第一年，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朱允炆废掉的藩王，你以为是朱棣善心发作，才不是那，你看之后就知道了。正月让他们就藩，结果从当年六月开始，他又开始削藩，一直到永乐十八年才把所有藩王手里的兵权彻底的收回来。你肯定会说他干什么要绕这么大一圈，直接不让他们就藩就可以了啊。答案是不行，他必须这么做，因为朱棣靖难口号就遵从祖制靖难，而这些藩王又是朱元璋安排镇守北方的，所以他必须也要遵从祖制让他们就藩，可是让他们就藩就会回到他之前的那个担心，如果哪个藩王效仿靖难怎么办？所以他又必须得找各种了理由削藩，总之就是一句话，我遵从祖制了，是你们自己不争气我才又削藩的。
从永乐元年（1403年）一直到永乐十八年所有带兵的藩王已经成了一个虚职。可是这样的话的当年朱元璋的安排就被打乱了啊。因为朱元璋当年在北边依次安排了五个王，包括他自己就是燕王镇守北平的就是为了防止蒙古的入侵，现在藩王没有权利了，北边就空虚了，怎么办。朱棣有办法那就是我天子守国门，这样既不违背祖制，又可以削藩预防藩王靖难重演。其实从削藩开始朱棣就已经决定要迁都北平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在1403年削藩开始，朱棣还下了一个令，就是升北平为北京，改为顺天府，但那时北平只是个行在，就是皇帝的临时住所。
但同年开始对迁往北京的人有了优惠政策，免去赋税三年，这让大批的人口开始涌向北京。永乐四年开始动工建设基本宫殿，永乐七年燕王为自己在昌平开始选择陵墓，其实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永乐八年修通大运河主要是为北京补给打开通畅的道路。到了永乐十四年他在也不偷偷地干了，直接下令按照南京宫殿的标准，在北平在给我来一套。永乐十八年北京城完成，同年迁都于北京。这一年削藩也完成。可是说削藩开始到结束，一直都伴随着北京的基建。
所以从整个事件来看，朱棣真的是深谋远虑，一开始他就在下一盘大棋艺，一盘为了明朝未来考虑的大棋，他为了避免后世子孙的效仿，所以他必须要削藩，但是对于削藩造成的北边空虚的结果，没关系我亲自上阵，那就是把家直接搬到北京。其实后来明朝发生的事也证明，朱棣不是多虑，因为有明一代是藩王作乱最烈的一朝，包括朱棣自己，还有之后他的儿子朱高煦，还有后来的安化王，还有就是被朱棣裹挟着靖难的宁王的后代，所以我们整体看朱棣是不得不迁都，因为迁都可以顺理成章解决藩王手中兵权的问题，然后自己还不会违背朱元璋的祖制，我天子戍边，比朱元璋的藩王戍边更加高级。这也是就他跟朱允炆的区别，都是削藩朱棣采取的更委婉，而且不违祖制。就这样明成祖用迁都解决了明朝未来的隐患，也使得明朝延续了一百多年。
明太祖朱元璋始建明朝，都城定于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朱棣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实行迁都的，迁都北京具有什么意义呢？
定都南京的利弊 要说明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及其意义，先要了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背景及其利弊。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是以应天（今南京）为基地发展他的势力，并在应天称吴王的。洪武元年（1368）正月，当其北伐军攻下山东，即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市）之时，他也就在应天即皇帝位，建立起明王朝。但是否把应天定作明朝的都城，他一直犹豫不决。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非常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丘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
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都“折数不久”（刘辰：《国初事迹》），这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大臣们便提出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建议，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三月亲赴汴梁作实地考察。考察后，他觉得汴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决心在此建都，但感到这里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国初事迹》），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但是，就在诏书颁发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克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还要不要在汴梁建都呢？朱元璋“会议群臣”，大臣们鉴于北方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言北平（大都攻克后改名北平府）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认为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适应当前形势，说：“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元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洪武实录》卷四五，黄光升：《昭代典则》）他另外提出在南京及其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都的方案，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它作为中都，可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洪武实录》卷四五、八〇）。尽管刘基一再指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刘基传》），但朱元璋的左右大臣都是江淮子弟，留恋乡土，皆一致拥护朱元璋的方案。
从洪武二年（1369）九月起，朱元璋便在临濠大兴土木，营建中都。这项工程持续了六年，终因力役供给都要仰给江南，劳费太甚，民不堪命，发生了工匠的反抗事件，不得不半途停罢。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商议了十年之久的定都问题才算解决了。
在南京定都，可以免去另建新都的大量耗费，又能就近从江南地区取得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复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明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一带，遍置卫所，屯驻军马，加强防御，并在平定辽东后，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今辽宁宁城西），东与辽阳、西与大同相应援，作为北方的三大要塞，重点扼守蒙古骑兵南侵的要道。同时，在分封诸子为藩王时，朱元璋又特地将九个儿子封在长城内外，东自辽阳，西至甘肃，设置辽、宁、燕、谷、代、晋、庆、秦、肃九个封国。他授予这些藩王以雄厚的护卫兵力和军事指挥大权，以此来弥补都城远离前线、朝廷指挥困难的缺陷。
不过，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左，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在晚年，他还拟迁都长安或洛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绘制关、洛形势图。不料太子回来即病死，朱元璋只好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伤心地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1531-1561年，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宫殿之图》（局部）
明成祖的迁都决定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洪武三年（1370）被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北平。他“智勇有大略”（《明史·成祖纪》），就藩后数从备边北平的开国名将徐达学兵法。徐达死后，开国大将因受胡惟庸、蓝玉两案牵连多遭诛戮，朱棣遂与秦、晋二王并当北方边防之任，屡率诸将出征，并奉命节制沿边兵马，从此威名大振。他拥有一支十万人的护卫武装，是诸王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早有继承皇位的欲望和野心。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允炆感到“拥重兵，多不法”（《明史·黄子澄传》）的诸王对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与大臣齐泰、黄子澄谋议削藩。到建文元年（1399）六月，已先后削废了五个藩王，接着准备向燕王开刀。
朱棣早就预谋夺位，遂于七月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引朱元璋《祖训》关于藩王有权向朝廷索取奸臣的规定，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号为“靖难”。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他攻入南京，夺到皇位。永乐元年（1403），诏“以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明史·成祖纪》、《明史·地理志》）。他即位后，为防备其他藩王仿效其办法起兵“靖难”，动摇他的统治，因此继续推行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将诸王削的削，迁的迁，废的废，使之再也没有力量与朝廷抗衡。
这时候，北部边境的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朱棣实行削藩，尽释诸王兵权，并将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宁王传》）的宁王从喜峰口外的大宁徙往南昌，将谷王从宣府（今河北宣化）迁至长沙，这就大大削弱北方的防御力量，造成了边防的空虚。特别是由于在靖难之役中，宁王所属兀良哈朵颜三卫的骑兵从征有功，朱棣又尽割大宁地给朵颜三卫以偿其劳。三卫地自辽、沈至宣府几三千里，此地一割，北平失去了东北屏藩，辽东与宣府之间的防线也被切断，互相不能应援，对边防损害尤其严重。因此，如何加强对北方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防御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但在东北，明朝却成功地招抚了黑龙江下游女真等各部。
永乐元年，朱棣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招抚吉烈迷诸部，次年命置奴儿干卫。后又继续派人招抚“奴儿干等处来归野人（女真）”（《永乐实录》卷六一），归服后便建置卫所，东北全境遂尽入明之版图。在西北，永乐元年，朱棣派亦卜刺金等招谕哈密，使之归附明朝，四年（1406）设立哈密卫。此外，朱棣还在嘉峪关外，设沙州卫、曲先卫和赤斤蒙古千户所（后升为卫），连同洪武年间设立的安定、阿端、罕东三卫，合为关西七卫。七卫的建立，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统一，防御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入侵，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如何加强对东北、西北的经营和控制这个问题，也就突出地显现出来。
应当怎样适应北部边境出现的新形势？怎样解决面临的上述问题呢？朱棣采取的重大步骤是迁都，即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方去。地点就选择在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是朱棣亲自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是他的龙兴之所。还因为北京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诚如孙承泽所说：“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阨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天府广记》卷一，《形胜》）于是，在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便下诏，遣工部尚书宋礼等分赴各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民丁，“期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明史·成祖纪》）。准备待营建完工，迁都北京。
宣宗像
营建北京与正式迁都
然而，北京的营建工程并没有如期动工，不久连采木也停了下来。这是因为，当时还不具备大规模营建北京和迁都的条件。
历时三年多的靖难之役，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战争期间，“中原无辜赤子，困于道，迫于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朝小史·建文纪·机密奏》）战争过后，“淮以北鞠（尽的意思）为茂草”（《明史·食货志》），田园荒芜，经济凋敝，国家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洪武二十四年（1391），政府收入的税粮达32278983石，布帛达646870匹，至靖难之役结束时的建文四年（1402），税粮只有30459823石，布帛56744匹（《洪武实录》卷二一四、《永乐实录》卷一五）。此后，朱棣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又发生了下面的几件事，使财政的支出大为增加。一是皇后徐氏在永乐五年（1407）死去，朱棣为之营建昌平寿陵，十一年葬徐氏于长陵后，长陵的营建仍在继续，至十四年（1416）三月才告竣工。二是与越南之间发生了连年的战争，接着又与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永乐七年（1409）派丘福率精骑十万北征，次年朱棣又“自将五十万众山塞”（《明史·鞑靼传》），征讨鞑靼。永乐十二年，朱棣又“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明史·成祖纪》），亲征瓦刺。
营建长陵和连年的战争，都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明朝政府更难以筹集营建北京所必需的巨额资财和工役。同时，当时北方的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江南。但会通河“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明史·宋礼传》），在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决口后更是淤塞不通。漕运既无法进行，而陆运又十分艰难，海运则更有风波之险。在漕运问题解决之前，北京的粮食和物资供应缺乏保证。这样，营建北京的计划就只得推迟了。
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营建北京和迁都的物质条件才逐渐成熟起来。
首先，是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朱棣夺位后，继续推行朱元璋的移民屯垦政策，特别是移民到北京屯垦，加强对北京地区的经济开发，如永乐元年“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二年、三年各“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今河北怀来西）”（《明史·成祖纪》）。此外，还采取措施赈济水旱灾区，特别是靖难之役的被灾地区，如建文四年诏：“山东、北平、河南被兵州县，复徭役三年，未被兵者与凤阳、淮安、徐、扬三州蠲（juān，减免）租一年，余天下州县悉蠲今年田租之半”，永乐元年“命宝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穷民”（《明史·成祖纪》），二年“命太仆寺给山东屯牛”（《明会典》卷二〇二）。这些措施的执行，使生产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大量增加。到永乐十一年（1413），政府征收的税粮达32352244石，布帛达1878828匹（《永乐实录》卷一四六）。《明史·食货志》载：是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就为营建北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会通河已经得到治理，可以通漕转输。永乐九年（1411），朱棣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督疏会通河，兼治黄河，由是“运道以定”《明史·河渠志》）。十三年（1415），又命总督漕运的陈瑄开凿清江浦，打通淮河与淮南漕河的阻塞，“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明史·陈瑄传》）。这样，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又复畅通，载重三、五百石以至千石的漕舟可以顺利地往来航行，江南的粮食和丝绸布帛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北京的供应有了保障。营建北京的时机来到了。
永乐十四年八月，朱棣下令在北京“作西宫，为视朝之所”（《永乐实录》卷102），揭开了营建北京的序幕。八个月后，西宫建成，为营建北京的宫殿腾出地方，下一步就准备着手大规模营建北京。为慎重计，朱棣于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特地在南京召集文武群臣讨论营建事宜，群臣一致上疏：“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宜敕所司营建。”（《明通鉴》卷一六）营建之议遂定。
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北京的营建工程正式动工，“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徐学聚：《国朝典汇·工部·都邑城池》）。工程主要分为京城、皇城与宫城三个部分。京城也叫内城，大体上取元大都的南部，而将南边的城垣向南拓展二里多。皇城基本上取元城的旧址。宫城又叫紫禁城，里面是宏伟的宫殿。由于元宫已在洪武时拆除，这些宫殿实际上是重新建造的，它们虽仿自南京，但更加壮丽。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优秀工匠和上百万民工，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建筑技术，经过三年半的艰苦劳动，终于把北京建造成一座雄伟的城市。
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在营建工程即将完成之前，朱棣下诏自明年起改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的宫殿建成。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朱棣御奉天殿受朝贺，把都城正式迁到了北京。迁都之后，南京成为“留都”，南京诸司的设置继续存在，称为“留守”。北京与南京，并称“南北两直隶”。时人称：“并建两京，用南京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
北京故宫从永乐二十年（1420年）建成至今已经接近600年的历史了，作为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住所和政治权力中心，北京故宫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古代的能工巧匠为中国留下了庞大的古建筑群和数不清的文物，故宫也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名片之一享誉全球。
但是，大家是否曾经想过，我们差点错过这座美轮美奂的紫禁城，如果朱棣当年没有迁都北京，也就不会兴建北京故宫，而如果没有明朝对北京的建设，清朝入关也不太会选择北京作为京城，自然也就没有这座跨越明清两代、直至今日的北京故宫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且兴建这座伟大的皇宫呢？
北京故宫
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封为燕王，坐镇北京为明朝守卫边塞，即使他的长兄、太子朱标英年早逝，燕王朱棣也与皇位无缘，朱元璋将皇位传给了嫡孙朱允炆，是为建文帝。但是富有野心的朱棣却并不愿认命，以“清君侧”为借口于建文元年（1399年）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攻入当时明朝的京城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踪，朱棣即位称帝。而在即位后的最初十几年，朱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京皇宫中度过，但是从即位那一刻起，朱棣就已经在心中打定主意要迁都北京了。
靖难之役
永乐元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进言：“昔帝王起……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朱棣便顺势而为，“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淇国公邱福上奏：“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这当然也出自朱棣本人的授意，邱福的上奏得到批准之后，北京建造宫殿的事宜已经正式启动，当然并不是以迁都的名义，而是假借“建造行宫”之名。
随后，朱棣又有计划地增加北京人口，各地移民、退伍的军人，甚至是罪犯都被安置到北京，以增加其人口，为日后作为京城打下人口基础。此外，朱棣还身体力行，多次借巡狩、北征等名义多次到北京居住，减少在京城南京的居住时间，使得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实质性地转移到北京。永乐五年，朱棣的徐皇后（徐达女儿）去世，朱棣将皇后陵寝建造在北京，而这一切都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即将迁都北京的意愿，向朝中大臣们释放了信号。迁都北京，已经势不可挡。
朱棣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棣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迁都呢？可能有如下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朱棣本人对南京没有什么好的印象。朱元璋定都南京，创建了大明王朝，然而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毕竟这是朱标、朱允炆一家的，自己远在北平，与南京的一切帝王尊崇都无关。更加让朱棣对南京失望的是南京臣民对朱棣的印象，朱棣进入南京之后，“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不仅是方孝孺、黄子澄和齐泰三位建文帝的近臣，其他大臣如兵部尚书铁铉、户科给事中龚泰等人也用不同的方式对朱棣表示了不屈和抗争。
南京地图
南京是一个见证了朱棣“篡位”的城市，京城的百姓对建文帝颇有好感，自然不可能认同这个篡位的新皇帝，而朱棣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身处高位，但是也极其希望能够得到上上下下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让朱棣更加思念北平——他当年就藩的旧国，他正是从这里崛起，他相信北平的民众一定会支持他。
其次，作为“篡位之君”，朱棣一直希望通过某些丰功伟绩来洗刷自己的污点。朱棣深知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虽然他极力掩盖、想要试图消除建文帝存在的所有痕迹，但是他深知历史肯定会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裁决，所以要想在青史之中为自己正名，必须不能只做一个守成之君，必须立下一些丰功伟绩才行，就像夺取了皇兄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那样。
而重视北京的建设则可以为他的丰功伟绩提供战略支撑，北京（或者北平）原本就是朱元璋分封的九位塞王（镇守边疆的藩王）之一燕王的驻地，也就是朱棣本人的驻地，北京是防守蒙古的前沿阵地，当蒙古人已经被赶回塞外之后，朱棣的丰功伟绩只能通过深入大漠草原去追击蒙古人才能实现。作为当时明朝著名的战将，朱棣想要从南京出发，那么势必太远，而且南京不能为前线提供足够的战略支撑，而北京却正合适，所以朱棣建设北京就是为自己远征蒙古做打算。而事实证明，朱棣日后以北京为据点，分别于永乐八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五次征蒙古（鞑靼和瓦剌部），最终死在最后一次北征的归途之中。
朱元璋分封的九位塞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朱棣要解除北方塞王的兵权，为了填补北方防线的真空，只能“天子守国门”。建立明朝之后，朱元璋相继分封自己的九个儿子坐镇北方，被称作“漠南塞王”，这些塞王们权力极大，有兵权，可以调动地方军队，甚至任命地方官吏。建文时期，建文帝鉴于各地藩王权力过大，所以才推行削藩，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而燕王朱棣自己正是因为对建文帝削藩不满而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
朱棣在登基之后，自然知道塞王们对自己的威胁，也担心藩王们会相仿自己再来一次“靖难之役”，所以必须继续推行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棣计划将边境上的塞王们迁往内陆，而内陆则不需要对外作战，所以自然就可以削去或限制他们的兵权，但是这样就使得北方防线出现了真空，所以朱棣的对策是“以己填之”，作为建文和永乐时期明朝最有战斗力的统帅和将领，朱棣确实有这个能力亲自镇守北方。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明成祖朱棣才决定迁都北京，并且仿照南京紫禁城的模样再重新建造一座更大的皇宫，所以这才有了今日的北京故宫，试想一下，如果朱棣没有篡位，或者朱棣没有那一系列的“小心思”最终导致的迁都北京，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这一座庄严巍峨又富丽堂皇的故宫了。
朱棣迁都北京，这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迁都北京后，“以天子备边”，大大加强了北方的军事力量。这对于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全，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