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和平 | 病魔
病 魔
夜静人定。拴柱手提纸扎、钱垛出了门，向村西的十字路口走去。立冬了，风打着呼哨，不时卷起脚下的杂草树叶，拴柱打了个寒噤。
入秋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但不能再到地里帮助干活儿，而且下炕也一天比一天困难了。母亲身体一直挺好，特别是这几年，日子好过了，爱吃肉的母亲几乎顿顿不离腥荤，身体比过去还胖了许多。起初，拴柱以为母亲是干活儿累了，休息几天就会好。眼看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拴柱着急了。他打五更捎昏赶着收拾完地里的庄稼，套起毛驴车把母亲拉到离村三十多里的县医院。
拴柱是“独苗”，十二岁那年，父亲病故，他刚念完小学。父亲治病不但花光了家里几万的积蓄，还留下三万“饥荒”。拴柱辍学了。这些年，他与母亲起早贪黑种地，农闲时进城到建筑工地打工，日子慢慢又过了起来，不但还清了“饥荒”，还娶了媳妇儿，而且又有了几千块钱的积蓄。
拴柱娶了个好媳妇儿，不但有一把好苦水，而且特别孝顺母亲，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从未和母亲红过脸。父亲走后，母亲没有改嫁，一直守着他，没明没夜地干活儿。对这两个女人，拴柱一直心存愧疚。他有个打算，秋收结束后，要带母亲和媳妇儿去北京转转。没想到，母亲病了。
交了五千押金，办了住院手续，检查开始了。量血压，抽血、接尿、化验，心电图、脑电图，彩超，核磁共振……
交完押金，拴住兜里还剩一千块钱。拴柱没有进过那么大的医院，光听说看病得给医生送红包，但不知给谁送，怎么送。他想了个笨办法，凡是给母亲检查的医生，瞅空往白大褂兜里塞一张“毛主席”，医生半推半就，拴柱心到礼到，心里也就踏实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押金用光了。尽管省吃俭用，每天只是在医院门口的小饭馆吃一点，再给母亲端一点，拴柱身上那几百块钱也只剩几十块了。
检查结果全部出来了，所有指标都正常，母亲没有病。也奇怪，听医生说自己没有病，母亲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
拴柱又用那辆驴车，把母亲拉回家。
可是，没过几天，母亲的病更重了，而且常常半睡半醒说胡话，一会儿阴一会儿阳，老是念叨村里那些死鬼的名字。
母亲敢情是中了邪？
拴柱跑到十里外的一个村庄请来了巫婆。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据说是段仙的替身，曾经给不少人看好了病。好吃好喝一顿后，巫婆点燃了几张黄表纸，望着飘荡在半空的纸烬，双手将脸一摸，段仙附体了。平时说本地话的巫婆变了腔调：“拴柱孩儿注意听，现在我来说病因。七月十四夜静时，你母泼水不小心。土神正从门前过，脏水泼在他的身。……
哦，原来母亲是冒犯了土神。
段仙离体后，拴柱急忙问巫婆有没有什么办法救母亲？巫婆说：有办法，得破点儿财，给土神敬些纸扎，你母亲的病慢慢就好了。
按照巫婆的交代，拴柱请纸匠做了个纸人，那是母亲的替身；另买了一些钱垛冥币，按照要求，在村里人睡了以后去村庄西的十字路口烧纸敬神。
敬过土神，夜更深风更大了，拴柱头皮一阵阵发紧，越走越快回了家。
满以为找到了病因，开对了药方，母亲会马上好起来。 可是，几天过去了，母亲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母亲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拴柱想带母亲到省城的大医院看病，可是这几年积蓄下的钱已经全部花完。拴柱咬了咬牙，把家里那头耕牛拉到了城里，卖了五千块钱。
租了辆小汽车，拉着病恹恹的母亲到了三百公里外省城的一家大医院。这次，拴柱没有着急押款，他怕像在县医院那样把钱打了水漂。这是母亲的救命钱，得花在刀刃上。
把母亲安顿在医院大厅的椅子上，让媳妇儿陪着，拴柱去找俊喜。俊喜是拴柱的发小，也是小学的同学，两个人特别要好。虽然俊喜后来考了省医大，几年后又成了这个医院知名的主治大夫，但是没有一点架子，每次回老家都要去拴柱家看看。
在四楼的一间办公室，拴柱找到了俊喜。说明情况，俊喜放下手头的工作，跟着拴柱下到一楼大厅。
俊喜是拴柱母亲看着长大的，从小称拴柱母亲大娘。他简单问了问大娘哪儿不舒服，病了有多长时间，而后轻轻地翻了翻大娘的眼皮，又挽起大娘衣袖看了看，撩起大娘衣襟摸了摸肚子。
“跟我上楼吧。”俊喜对拴柱说。
回到办公室，俊喜给拴柱倒了杯水，指了指对面那把椅子让拴柱坐下：
“拴柱，大娘这个病其实没有必要跑这么远来查，在咱们县医院做个肝功就查清楚了。如果有点经验的大夫，不用做肝功也能看出来，眼球发黄，胳膊上也有血晕了，明显是肝硬化晚期的症状。”
拴柱不懂得肝硬化这病有多严重，但听到“晚期”这两个字脑袋“嗡”的一下。
“还能治好吗？”拴柱望着俊喜。
“没有希望了，别浪费钱了，我知道你也不宽裕。”俊喜同情地看着拴柱。
拴柱纳闷：“肝脏上有病，怎么老是说胡话呢？”
“肝硬化晚期会出现肝昏迷，病人常常是半清醒状态，所以说胡话。让大娘回家吧，想吃啥给吃点啥。”俊喜安顿拴柱。
拴柱又租了辆小汽车，强忍着泪水将母亲拉回了家。
三个月后，母亲离开了拴柱……
赵和平，内蒙古丰镇市人。1956年生。1977年至1986年部队服役。1987年至2016年供职中国人寿。已退休。住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