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方|明清南赣方志王阳明历史书写的时空形态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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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晓方，江西石城人，历史学博士，教授，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王阳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多项；出版专著《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明清<瑞金县志>研究》《明清赣南社会史研究》；在《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史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赣闽粤交界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16BZS113）阶段性成果，曾于2017年8月16日在赣州召开的“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上作主旨发言，后修改发表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经李晓方教授授权，刊载于本公众号，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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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当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赣闽粤湘交界地区的八府一州，其府志、州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形态。自明而清，对王阳明记载最多、增幅最大的是江西所属《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对王阳明的称谓，明代方志的主要是“守仁”，清代方志则大量称“阳明”“文成”。但是，在南赣巡抚所辖之湖南、广东、福建的相关府、州方志中，则始终以“守仁”称谓为主。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所呈现的不同时空形态，既反映了王阳明的活动及影响存在着客观的地域差别，也反映了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士民对王阳明的情感、认识、评价存在着差别，这又折射出相应时代国家意志、社会思潮对同一人物认识上的变化。

关键词：明清；南赣方志；王阳明；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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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与南赣地域社会，因其人其地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魅力，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并在王阳明的南赣史实钩沉、平定动乱、社会治理、讲学活动等方面均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中，南赣方志是被广泛征引的基本史料。但因受限于研究主题，南赣方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本身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作为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当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赣闽粤湘交界地区的八府一州，其府志、州志是如何书写王阳明及其活动的，具体包含王阳明的主要称谓和其直接参与或与其相关的历史活动，这些历史书写又呈现怎样的地域形态，历经了怎样的变迁，又何以如此。探究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理解王阳明与南赣地域的历史文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基于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地方志数据库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嘉靖《赣州府志》卷八《名宦》中有关王阳明的记载

一

明清时期的南赣地域，是指现在赣闽粤湘四省交界的广大区域。因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明清时期尤其明中后期，该地域长期动乱不断。所谓“俱系贼巢”、“盗贼充斥”，“长吏莫能制”。类似描述，不胜枚举。有基于此，明清政府特设南赣巡抚，对南赣地域加强治理。在历任南赣巡抚中，王阳明因其显赫的历史地位，在南赣方志中的记录尤为丰富。现存大量的明清南赣方志，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被数字化可供全文检索，这为展开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初集、二集）收录了27部明清南赣府志州志，其中明代11部，清代16部，虽然这并非现存明清时期南赣方志全部，但因其覆盖的时空面比较广，也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本文对27部方志中的“王守仁（守仁）”“王阳明（阳明、阳明先生、阳明子）”“王文成（文成）”等主要称谓语进行全面检索、统计现就明清南赣方志中王阳明主要称谓的累计词频数分布情况如下表1：

表1 明清南赣府志、州志阳明称谓词频统计

说明：表中数字是指相对应的“守仁（含王守仁）”“阳明（含王阳明、阳明、阳明先生、阳明子）”“文成（含王文成）”等主要称谓的累计词频总数。

由表1可知，明清南赣方志中王阳明主要称谓的历史书写，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从地域分布看，无论明代还是清代，上述词频累计最高的都是《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尤其在清末的方志中，同治《赣州府志》与同治《南安府志》的累计词频分别达437次、220次，远超位列第三的光绪《惠州府志》63次。第二，从时间分布看，自明而清，上述词频累计总体呈上升态势，但也有个别府州在少数时期有所下降，如万历《南安府志》的累计词频45次，康熙《重修南安府志》的累计词频降至26次；顺治《潮州府志》的累计词频36次，乾隆《潮州府志》的累计词频降至29次。第三，从词频分布看，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不同称谓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形态。明代南赣方志中的“守仁”词频总体要高于“阳明”词频，如嘉靖《赣州府志》的“守仁”词频为29次，“阳明”词频为11次；又如嘉靖《惠州府志》的“守仁”词频为21次，“阳明”词频仅为1次。但个别府州在明万历前后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万历《漳州府志》的“守仁”词频为4次，“阳明”词频为13次；又如嘉靖《潮州府志》中的“守仁”词频为2次，“阳明”词频为10次。至清代，南赣方志中的“阳明”“文成”词频总体呈上升态势，并在清代历修《赣州府志》《南安府志》《潮州府志》《韶州府志》中超过或持平了“守仁”词频；但在清代历修的《汀州府志》《漳州府志》《南雄府志》《惠州府志》《郴州总志》中，“守仁”词频依然高于“阳明”“文成”词频。

对上述结果进一 步检索则会发现，明清南赣府志、州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的范围与卷目分布也呈现 出不同的时空形态。以词频数最多的《赣州府志》《南安府志》为例，检索“守仁”“阳明”词条的书写范围与分布卷目，具体如下表2所示：

表2 明清《赣州府志》《南安府志》阳明称谓卷目分布

注：括号中的数字指该词条在该卷目中的词频数。

表2表明，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的范围和卷目分布，总体呈扩展趋势。越后编纂的地方志，对王阳明及其在南赣活动的挖掘和书写就越充分。由明代方志主要记其作为朝廷命官的军事行动和施政作为，到清代尤其是清中后期以降的方志记其作为圣贤的讲学活动和传说故事，以及对阳明活动遗址遗迹的发现与再发现。对王阳明及其在南赣活动的记载，也由职官志、兵事志、营建志、艺文志等卷类门目逐渐拓展到舆地志、外志杂志等更多的卷类门目。

二

明清南赣方志中王阳明历史书写呈现的时空形态，是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及其影响的时空差别和国家意志、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等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及其影响存在着地域差别。

明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受命南赣巡抚，次年正月到任。在南赣巡抚任上，先后平定南赣动乱和宁藩之乱，在赣州提出致良知说。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时间主要分两段：一是自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的南赣巡抚任上，二是嘉靖六年赴任广西途径南赣及次年归途再经南赣并在南安府青龙铺去世。期间，赣州府和南安府是王阳明驻足时间最长，“息马论道过化最久之地”。南安府在府治及所属三县，均建有王阳明的生祠。嘉靖《南安府志》记：“都宪王公生祠在先师庙西，正德己卯建公祠。三邑咸立制如府。大德之举，有司不与焉。”南安府各县为阳明立生祠，表达了士民对其平乱安民的感恩之情。赣州府属十一县，也均建有阳明王公祠。明嘉靖三十二年，江西省佥事沈谧指出：“赣州府属十一县，俱有前都御史阳明王公祠，巍然并存。盖因前院功业文章，足以匡时而华国；谋猷军旅，足以我御暴而捍灾。南、赣士民咸思慕之。”可见，王阳明对赣州府和南安府的影响最深，南安府与赣州府的士民对王阳明的感恩之情也最浓。这正是《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尤其是前者记述王阳明最多的客观前提。相比之下，南赣巡抚所管辖的其他州府，更缺乏可被记载的与王阳明相关的客观事实和情感基础。

第二，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不同时期士民对王阳明的情感、认识、评价不尽相同。

“守仁”词频一直高于“阳明”“文成”词频的《汀州府志》《漳州府志》《惠州府志》《郴州总志》，其“守仁”词条前面，大多带有“都御史”“新建伯”“兵部尚书”“都宪”“提督”等定语，以强调王阳明作为朝廷命官的身份，记述其作为朝廷命官的作为。如嘉靖《汀州府志》记：“正德十二年，岩朱孽寇刘隆等得炽，节制右副都御史王守仁平之。”万历《漳州府志》记：“芦溪贼反，南赣汀漳军门王守仁合二省兵讨平之。”光绪《惠州府志》记：“明正德十四年，南赣提督王守仁平浰头，始奏立县。”总体而言，只要是以“守仁”相称的记载，叙事都力求客观平实，较少参杂情感色彩。

光绪《惠州府志》卷六《建置·城池》中有关王守仁的记载

“阳明”“文成”词频更高的时期和地域，强调的主要是王阳明作为圣贤的过化之功，方志书写赋予了较浓的情感色彩。以《赣州府志》为例，明嘉靖《赣州府志》中的“阳明”词频仅11次，主要是记述阳明书院和阳明祠庙。如嘉靖《赣州府志》记：“阳明书院，儒学右，有司为提督王都御史守仁建。”又，“阳明先生祠，小学后，嘉靖甲午知县陈大纶建。”天启《赣州府志》增加至38次，一是新增了对阳明书院和阳明祠庙的记载，二是新增了对阳明活动遗址遗迹和阳明弟子的记载。如：“忘归岩，在通天岩半壁，王阳明偕讲学门人穷岩谷之胜，始得此幽雅峻绝，坐而忘归，较之通天更奇，因名。”又，“何廷仁，字性之，雩都人……时王阳明先生填虔，常聚四方君子论学，廷仁慨然裹粮入郡，会先生出征桶冈，追至南康拜之”、“黄弘纲，字正之，雩都人……正德丁丑，阳明先生讲孔孟之学于虔台，时弘纲业已举丙子乡试第七人，丁外艰既小祥始拜谒先生。”迨至同治《赣州府志》，“阳明”词频增至190次。增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赣州府及所属县域修建阳明书院、阳明祠庙的记述；二是王阳明在赣州书写的和被书写的诗文题记；三是王阳明在赣州各县域活动所指涉的人与事。

明清《赣州府志》对王阳明书写的层累，综观起来主要指向对王阳明事功与学术的肯定，尤其是王阳明对赣州教化之恩的推崇。在清代士大夫看来，对赣州教化最深的两人，一是宋代的周敦颐，二是明代的王阳明。清道光二十二年，赣州知府王藩主持重修阳明书院并记曰：“赣州，江右岩疆也……唐以前，风气未开，文教阙如也。宋儒周子倅虔州，二程子皆从之游，始以理学化此邦。人知向学，而赣之风气一变。越六百余年而姚江王阳明先生继之，先生甫抚赣，即修濂溪书院以居学者而自寘讲堂于后，阐良知之说，与周子至诚无伪之旨相发明，学者翕然师尊之。”同治《赣州府志》则在府志“凡例”中，阐明王阳明与周敦颐对于赣州的重要文化地位，曰：“赣为濂溪过化之地，阳明又大有功德于赣人，教泽之遗，皆未有艾，故于赣州则并隆也。”基于上述认识与评价，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的赣州士人，对王阳明饱含深情，多以“阳明”或“阳明先生”称之，方志对其记述无论数量，还是分布的卷类门目，都大幅增加和拓展，尤其是通过对阳明书院、阳明祠庙的反复修建，以及对王阳明的反复书写与登载，逐渐将其塑造成了有迹可寻的赣州文脉的象征符号。

第三，国家意志、社会思潮和观念立场的变化影响着对王阳明的书写。

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的历史记录总体呈增加态势，但也有个别府州出现了减少。王阳明称谓的词频总数，在万历《南安府志》的累计为45次，康熙《重修南安府志》减至26次；在顺治《潮州府志》的累计为36次，乾隆《潮州府志》减至29次。这一现象与清初的国家意志和社会思潮有关。

清初官方对王阳明的评价，体现在《明史》为其特立的大传，记曰：“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清初官方对王阳明的评价，是在肯定其事功的基础上，否定其学术创新，倡导的仅仅是王阳明作为朝廷命官实干担当的忠义价值，并非其“致良知”的学术思想。明亡清兴，中国学术界经过一场大变。在明末清初的学者中，有以国家灭亡，归罪于“王学”末流的思潮。顾炎武就认为：“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对“王学亡明”直言不讳。清初的一批学者，抛弃明心见性的心性之学，掀起了“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很显然，无论国家意志和社会思潮，王阳明的学说在清初都遭到否定。因此，部分清初的南赣方志删减了对王阳明的记载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在这个大背景下，也出现了少数历史书写刻意撇清与王阳明关系的极端现象。万历《南安府志》中的一位传主刘寅，被记曾“偕邹守益、欧阳德辈从王文成讲学通天岩”。到了康熙《南安府志》，刘寅从学王阳明的经历则被完全删除。

此外，方志编纂者的观念立场也会影响对王阳明的书写。比如，历修《雩都县志》对李涞学术思想的认定，有的将之纳入阳明学的学统，有的将之纳入程朱理学的学统。究其原由，主要是受县志编纂者学术思想偏好的影响。清道光十九年，王藩出任赣州知府，到任后积极主持重建阳明书院，其动力则主要在于他本人与王阳明既是老乡又是本家。对此，王氏并不讳言，曰：“藩于先生同郡后学，且由明而上溯之实同族；而是邦又先生驻节建功之地，私心窃自喜。”

第四，方志编纂唤醒和加强了地方文化意识，王阳明成为南赣建构地方文化形象的宝贵资源。

明清时期，随着方志编纂的经常化与制度化，在对地方历史不断追溯和书写的过程中，以方志编纂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其地方文化意识被不断唤醒和强化。在帝国文化版图中为家乡争取一席之地，是大多数方志编纂者的文化自觉和目标追求。挖掘、书写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人物，搭建起由他们支撑起来的文脉骨架，则是方志编纂者建构地方文化形象的普遍方法。清道光以降，意识形态的控制日渐松驰，阳明学是“正统”或“异端”的争论随之渐消，其价值再次被发现而加以弘扬，王阳明随之成为南赣方志编纂者乐于挖掘和书写的对象。清中叶以降的南赣方志，对王阳明的挖掘与书写可谓不遗余力，甚至出现了故意夸大乃至拟制王阳明与本地关联的现象，借此建构“阳明过化之地”的文化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研究的目光拓展到更广阔的地域范围，不难发现，在众多与王阳明有关联的府州中，赣州府大概是最重视挖掘与书写王阳明以建构地方文化形象的行政区域。为明乎此，不妨比对同治《南安府志》与光绪《吉安府志》中王阳明称谓语的统计结果。在同治《赣州府志》中，“守仁”词条131次，“阳明”词条190次，“文成”词条116次；在光绪《吉安府志》中，“守仁”词条189次，“阳明”词条75次，“文成”词条57次。也就是说，对王阳明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阳明”“文成”称谓，同治《赣州府志》远远超过光绪《吉安府志》。然而，“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而江右王门弟子又多出吉安，“吉安是江右王门学派的基地”。那么，在两部府志对王阳明的称谓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作为江右王门学派基地的吉安府，似乎不如赣州府对王阳明充满着感情？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是因为与吉安府相比，赣州府缺少优质的人文资源，其府志对王阳明充满感情的大量书写，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南赣士民的文化自卑心理。易言之，明清南赣方志在递篡过程中不断增加对王阳明充满情感的书写，是文教相对落后的赣南士民期待地方人文兴盛的表达。

光绪《吉安府志》卷十三《秩官志·庐陵名宦》中的《王守仁传》

三

综上所述，对于王阳明的认识与评价，历史以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不同时空背景的差异与变化。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的变迁，既体现了方志在递纂过程中，其编纂者求真求实精益求精的追求；也映射出国家意志、社会思潮的历史变迁。但无论如何变迁，有一点大致未变，那就是明清南赣方志编纂者都将王阳明视作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挖掘和弘扬，以推进官风民风建设和地方文化建设。所有这些，又是不同地域基于不同的历史与现实对国家意志创造性的转换和表达。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