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县一烈士17岁就义，至今身处异乡，大家一起帮忙找到其家人！

4月4日，阴。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前来祭扫的人络绎不绝。只是，长眠于此的13位湘籍英烈，至今仍未等到亲人的祭扫。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这13位为追求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湖南人，有些牺牲于白色恐怖时期，有些在解放黎明前英勇就义。他们牺牲时，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有的少小离家后便再无音讯，战死他乡时也未能留下只言片语。

清明节前夕，潇湘晨报联合今日头条，推出《望乡——助英烈“回家”系列报道》，我们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选为其中一站。在缅怀这里的革命先烈的同时，也希望尽绵薄之力帮他们找到后人，告慰先烈英灵的同时，弥补这段时空的遗憾。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从纪念广场往东走，穿过碑林，可到达遗址区。这里曾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在地，在此处设有司令部门楼、卫兵营房、办公用房、通讯机房、看守所等地。从遗址区穿过一条长长的地道，即可到达“龙华二十四烈士”就义地。

当年牢房的样子。

1931年1月，先后有30多名共产党员、“左联”作家被关押于此地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年2月7日，有24人被秘密处决。这其中就有三位湖南籍烈士：欧阳立安、刘争、段楠。欧阳立安牺牲时，年仅17岁。

除了这三位英烈，长眠于此的还有10位湘籍烈士。他们全部牺牲于1949年解放上海的战役中。

长眠于此的13位湘籍英烈，至今仍未等到亲人的祭扫。

连日来，为了帮助这些烈士找到后人，记者通过查阅史料，走访了龙华烈士陵园、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和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烈士欧阳立安]

奔跑于街道的情报交通员

欧阳立安是13位英烈中牺牲时年纪最小的一位，牺牲时年仅17岁，他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

龙华就义纪念地的一处生平这样介绍他的一生：欧阳立安（1914—1931），湖南长沙人，13岁起任共产党的小交通员，1928年在上海申新五厂做工，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执委扩大会议，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中山旅社被捕。

在《中华著名烈士》一书中对他也做过简介，欧阳立安祖籍湘潭，1914年3月29日生于长沙。6岁随父欧阳梅生移居汨罗，在龙姓族校启蒙，4年后搬回长沙，先在湘春街第十二小学读书，第二年转入长沙修业学校，其父欧阳梅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

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在1958年通过口述的方式，出版过一本回忆录《我的一家》。陶承出生于19世纪末，17岁时经媒妁之言嫁给了长沙第一师范学院学生欧阳梅生。婚后不久，欧阳梅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陶承也渐渐跟随丈夫一起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两人一共生育了立安、应坚、本双、稚鹤、本纹、双林六个子女，一家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几度分分合合。首先是欧阳梅生因局势变化前往汉阳工作，陶承不久后也带着部分子女前往汉口，从事地区机关掩护工作。1928年欧阳梅生积劳成疾去世，陶承又先后辗转上海、武汉、延安等地工作，其间女儿本双、双林病逝，欧阳立安在上海牺牲，稚鹤在延安牺牲。

欧阳立安是家中老大，从小生性活泼，小时候比较淘气。曾因惹事害怕被父亲责骂，竟与人跑去湘潭当兵，后被母亲找回。在父亲的影响下，欧阳立安在小小年纪就加入到了革命的浪潮之中，并变得成熟，陶承遇事都会和他商量。

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时，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召开欢迎大会，欧阳立安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到台上发言。当时，他只有12岁，因身材矮小，只好站在凳子上讲。省工人纠察队成立后，父亲带着他去看纠察队的训练，他回到学校，跟同学一起组织了修业小学学生纠察队，并担任第一队的队长，还尝试给父亲传递各种秘密文件。

在汉阳时，他再次承担了小交通员的角色，每天把向警予、谢觉哉编辑的《大江报》分发到汉阳各地的联络点。他送报纸时，会将报纸折成很窄的长条，围在棉裤腰里，再用绳子将裤头扎好。

陶承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欧阳立安一次送报纸途中，在检查站遇到埋伏的巡警。别人问他干什么去，他回答说自己是收豆腐钱的，还随意报了旁边一个门牌号。巡警看着他是小孩子，就相信了，也放他走了。欧阳立安走出检查站，立即在检查站旁边用黑炭划了一个“井”字做暗号，提醒这个交通站出现了问题。此事得到了欧阳梅生的表扬。

在父亲去世后，欧阳立安先后在汉阳、上海等多个纱厂、印刷厂、烟厂从事地下工作，联络工人，期间被派去苏联学习，归国后担任了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1931年1月17日，欧阳立安按照组织的通知，到上海天津路中山旅社开会。下午1时许，被敌人包围，并与其他来不及转移的三人一同被捕。被捕后，敌人从他的住处搜出参加少共国际会议的证件及党内文件，此时，他已经无法隐藏自己的身份。

随后，他从租界巡捕房引渡至国民党政府淞沪警备区司令部看守所。2月7日雪夜，包括欧阳立安在内的24人，被告知押解至南京，实际上被带至看守所东北侧一块荒地秘密枪决。

[烈士刘争]

恋人为死去的他证明身份

据龙华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介绍，龙华二十四烈士的真实姓名甚至当夜究竟多少人牺牲最初都不是确定的，是解放后经过多年考证才逐步推敲出来的。

这其中就有烈士刘争。

刘争（1900—1931），湖南南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上海华德路小学支部委员。1931年1月在华德路小学被捕。

一张黄埔军校的历史档案显示，刘争，别字移觉，籍贯湖南南县，通讯处为“南县罗家嘴交”。

寻找刘争烈士的身份，最早源自于一名女子对恋人的思念。

1950年4月至5月间上海民政局对龙华烈士做了调查，但只能确认十个人的名字和简历。这其中并无刘争。1950年5月31日，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收到一封署名“弱女子孙一元”的信，她提供了一些线索要求为死难烈士立碑。

信中说，1930年她与湖南人刘贞（实为争）建立了恋爱关系。刘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向她秘密地讲述了红军的斗争，并宣传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意义，她还在夜间协助刘等在沪东下海庙一带张贴革命标语。1931年1月，她回乡参加胞姊婚礼期间，收到刘的同事朱英（实为朱樱）的信，嘱咐她暂时不要回到上海，这使她不安。她匆匆返回上海，才得知刘与同事被捕。不久之后，她接到刘贞从龙华警备司令部托人秘密寄出的一封信，要她马上离开上海，暂行躲避。她只得到宁波的小姨家居住。二月间，朱英写信告诉她，刘争等人已在龙华小河浜附近被害了，牺牲日期是1931年2月8日。

上海市政府曾两次登报邀其面谈，但可惜的是，其一直没有露面。

“孙一元”并不是第一个提供二十四烈士信息的人。上海市档案馆的一份资料显示，194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回忆欧阳立安的就义》的文章，也就是这篇文章拉开了寻找烈士的序幕。文章的作者，是与欧阳立安一同被捕的共产党员黄理文。根据黄理文的回忆，1931年2月7日那个风雪弥漫恐怖的日子，他亲眼看着欧阳立安等人被带出牢房，第二天听看守们说，共有二十三名烈士被乱枪打死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一名烈士连中十枪，仍站立着高呼口号，直到中第十三枪才倒下。这些烈士后被剥取衣服葬于方塔旁。

也许就是因为这篇文章，1950年3月，中央内政部向陈毅发出了一封部令函，指示调查核实此事具体情况，并对遗址进行保护。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龙华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派人去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查到有一名学生叫刘争，字移觉，湖南南县人，与“孙一元”曾经反映的刘贞十分相似，并查到早在1956年，湖南南县人民政府已根据朱樱（即朱英）提供的材料，追认刘争为烈士。朱樱证明，刘争1930年入党，在沪东华德小学教书，1931年刘争与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

记者查阅的1991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民政局合编的《上海英烈传》中，对刘争有稍详细的介绍。刘争被捕后化名王和鼎，湖南南县华阁乡（原德胜乡）华丰村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来到上海，在沪东华德小学任教。后去江西在红军何长工部任指导员。部队攻打岳州（今岳阳市）时，他去洪湖，又再次转到上海，仍在华德路小学任教，并参加地下革命活动。

1931年1月17日，敌人深夜到华德小学进行搜捕，当场捕去3人，并留人“蹲坑”守候。值刘争外出返校，也遭逮捕。据刘争的同事朱樱证明：“刘争在被捕后没有供出任何同志和机关，刘争是知道我和华德小学校长住址的。”（朱樱和校长当时都是共产党员）。

[烈士段楠]

父母遇害后含恨来到上海

段楠烈士是13位湖南英烈中为数不多的留有当年照片的人之一，另一位是欧阳立安。欧阳立安的照片拍摄于童年时期，尚显稚气，而段楠留着一个寸头，脸上多了一份果敢。

纪念馆陈列的资料显示，段楠（1908—1931），又名阿刚，湖南酃县（今衡阳、炎陵县等地交界处）人，曾就读于衡阳衡章中学和北京大学，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酃县西区区委常委和西区游击队第三路指挥，参与领导酃县三月暴动。1929年任中共上海沪中、沪东区委及上海工会联合会秘书等职。1931年1月在上海中山旅社被捕。

记者查阅的《上海英烈传》记载，段楠被捕后化名赵子芝，1908年出生，1924年毕业于衡阳成章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2月经傅庆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1月转移到家乡进行革命活动。2月转为中共党员。他在家乡举办青年文化补习班，培养训练骨干，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酃县西区委员会和酃县西乡游击队。段楠任区委常委和游击队第三路指挥，参与发动和领导了震撼湘赣边界的酃县“三月暴动”。

这次暴动有数千农民参加，曾摧毁了地方团防反动武装，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没收了他们剥削而来的粮食和浮财，分给农民。敌第八军来到酃县，大举清乡，段楠年过半百的父母亲被残杀。

段楠不得不含恨离开家乡，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任沪中区和沪东区秘书。1929年调任上海工会联合会秘书。因叛徒告密，段楠于1931年1月17日下午被捕，2月7日牺牲。

他们牺牲时未曾留下只言片语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待寻找后人的湘籍烈士中，还有10人牺牲于1949年的解放上海战役中。

《上海战役》中描述到，陈毅曾把中央对上海战役的总方针，形象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敌人要坚决消灭，而上海这一全国城市精华之所在必须保全。人民解放军在市郊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市区作战不使用重武器，使城市建筑、工厂、码头等，得以保存下来。“进城时，晚上睡在马路边，由炊事员从市郊挑了饭菜走上一二十里路送给指战员食用。”

在市郊月浦、刘行、高桥等战斗中，数千名烈士为解放上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就包括不少湘籍英烈。事后，这些英烈的遗骨被埋葬在上海各墓地，后部分迁入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潇湘晨报记者在龙华烈士陵园的墓地上看到，很多湘籍英烈的遗骸被合葬于此，墓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吴善照、李金发、左合兰……

龙华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些尚未找到亲属后代的英烈名单，并附有一些简单的资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籍贯、职务、牺牲过程等。工作人员称，这些资料是根据上海市民政局曾出版的《上海市烈士英名录》整理而来。

潇湘晨报记者先后走访龙华烈士陵园、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并结合相关资料，对10名英烈资料整理如下：

高万生

1921年—1949年，解放军27军235团3营战士，1949年5月在参加解放上海战斗中牺牲。

彭章国

1922年—1949年，湖南道县人，解放军26军230团2连副班长。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在太平桥战斗中牺牲。

姜耀清

（或舒耀清，舒耀涛）？—1949年，湖南桃源人，解放军26军227团9连战士。

王新大

？—1949年，湖南人，解放军珠江部队31大队战士，1949年5月牺牲于解放上海战役。

傅后杨

1927年—1949年，湖南醴陵人，解放军26军77师229团1营2连战士，1949年5月牺牲于解放上海真如地区战斗。

左合兰

湖南道县，1928年—1949年，解放军27军240团2连战士，1949年5月，解放上海战役新桥战斗牺牲。

吴善照

1924年—1949年，湖南花垣人，解放军27团238团机3连战士，在解放上海七宝战斗牺牲。

李金发

1921年—1949年，解放军26军77师230团3营8连战士，1949年解放上海南翔战区牺牲。

朱金星

？—1949年，湖南人，解放军班长。1949年5月在解放上海战斗中牺牲。

刘维贤（或刘渭贤）

1925年—1949年，湖南益阳人，解放军27军239团6连战士，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在七宝战斗中牺牲。

龙华二十四烈士

龙华烈士陵园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占地285亩，由龙华公园和龙华就义纪念地合并而来。龙华就义纪念地在解放前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在地，1927年到1937年，数以千计的革命志士曾被关押于此，罗亦农、彭湃、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仁人志士就义于此。

解放后，龙华烈士陵园作为革命烈士纪念地予以保护，20世纪90年代初与上海烈士陵园合并建设。1995年7月1日建成开放，成为一座集纪念瞻仰、旅游、文化、园林名胜于一体的陵园，素有“上海雨花台”之称。

在陵园的墓区，主要由烈士墓地及无名烈士墓组成，烈士墓地安葬着800多位烈士遗骸，“龙华二十四烈士”的遗骸也埋葬在此处，无名烈士墓集体安葬了271位烈士遗骸。

据史料记载，1931年2月7日晚上，有24人遭到秘密枪杀。后据考证，24人是林育南、何孟雄和“左联”五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女），以及欧阳立安、龙大道、彭砚耕、王青士、恽雨棠、李文（女）、蔡博真、伍仲文（女）、罗石冰、段楠、费达夫、汤士佺、汤士伦、刘争、贺治平、李云青等已知的烈士和1位佚名烈士。

但是这24位人数和姓名，是新中国成立后慢慢考证出来的。

1950年，上海民政局正式开始调查。当年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刑场龙华路2501弄1号，已是一片草地、菜园，也有稀疏的林子和房屋，原有方塔早被日军拆毁，分辨不出坟墓痕迹。经询问龙华镇原兵工厂的老工人，说是二十年前，曾有总工会的7个烈士和一个婴儿一同就义，埋在方塔旁，其余都在外边埋葬。4月2日起，龙华接管会也派人连日调查，一个老工人提供了一个线索，即在抗战爆发前，在当年的围墙外曾埋过二十几个人，龙华接管会即于4日起在围墙下挖掘。到第二天，挖掘出18具完整的遗骸，另有几具颅骨和分离的肢骨，已零碎不全了。同时，在坑中还捡出1副脚镣、1副手铐、4枚壹元的银币、50余枚十文的铜钱。

就在寻找这些烈士遗骸时，有关方面已对当年牺牲的烈士身份和真相着手调查。

牺牲烈士的人数，究竟是23人还是24人?

最早提出龙华“二十三烈士”之说的，是1931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关于二七纪念日龙华司令部秘密枪杀了二十三名战士的报道。而后1931年4月左联刊物《前哨》第一期刊载的左联《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文章则说“2月7日的国民党用了活埋和枪毙的毒刑，于同一的时候，暗杀了十九个革命家（其中一个是孕妇）五个革命作家——一共虐杀了男女二十四人”。

烈士牺牲两周年后，1933年2月鲁迅先生发表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文，沉痛悼念牺牲的烈士们，文中说据有关消息，“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2月7日夜或8日晨被枪杀了”。但1949年黄理文的文章发表后，由于他是当年经历此事的见证人，二十三烈士的说法就成为了最普遍的说法。

但龙华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通过印证有关敌档的记录，同时根据某个同案被捕的幸存者回忆等多方证据，印证了1931年2月7日，牺牲的烈士一共24位。

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介绍，在陵园建成后，这里成为缅怀先烈的集中地，他们也通过寻找先烈的后人亲属，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记录这段历史，每年清明期间，除了市民之外，很多烈士的后人也会集中前来进行祭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中也有很多先烈的后人亲属无法联系上，其中就包括13位湖南籍英烈的后人。

“烈士们的后代往往有我们所不知道的革命先烈们的事迹，这些事迹是零散的但又是及其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日常往往反映了一位烈士真正的品行与价值观。”龙华烈士纪念馆馆长薛峰说。寻找到烈士后人以后，龙华烈士纪念馆将对烈士后代进行口述史的采访，向家属征集烈士故事与文物，以保存这些珍贵的史料。同时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大节日，将邀请后人来祭扫，做好相关的烈士家属接待与烈士褒扬工作。

薛峰说，虽然每年都会有很多上海市民前来祭扫英烈，但陵园特别希望，烈士的后人能够前来祭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