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我的唐宋时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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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

所谓唐宋时代，是一个常用的说法，然而从历史学尤其是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的话，却实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这是因为，唐代属于中世的末端，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发端，其间包含着从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期，因此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虽然历史学家往往依据朝代来区划时代，使得“唐宋”或者“元明清”之类都成为了一种固定的说法，然而在学术上，这种分期法却有予以修正的必要。不过现在为了方便起见，这里还是遵照常见的历史分期法，使用“唐宋时代”这一称呼，尝试对中国从中世到近世之间的变化作一概括性的说明。

中世与近世的文化状态，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从政治上来说，是贵族政治废弛，君主独裁政治兴起。从六朝到唐代中期，是贵族政治最为繁盛的时代。当然，这种贵族政治和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和周代的封建制度也没有关系，是一种特别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在制度上并不是由天子赐予领土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其门阀自然地得到长期延续，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所谓“郡望”的本体就在于此。这些门阀都重视谱系，以至于当时谱学盛行。在现存的各种文献当中，《唐书·宰相世系表》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体现。又如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中，不拘朝代，将各个家族的人物从祖先到子孙一并合传记载，因此受到非难，认为这种体裁是在为人作家传。其实这正是史书在无意中体现了南北朝时代的实际状态。 像这样的名门望族，几乎都是超然于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地位的。虽然当时的政治堪称为贵族全体独占之物，如果不是贵族就不能当官，然而第一流的贵族却未必就会成为天子宰相。尤其天子之位最为特殊，手握实权的人物才能得到这个位置，但即使身登大宝，其家门也未见得就能成为第一流的贵族。唐太宗为天子时，命人调查贵族谱系，北方的第一流门第是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等，太宗家族的陇西李氏却只位居三流而已。然而这种门第座次，却是连天子之威也无法变更的。南朝也是一样，王氏、谢氏等比天子家门要受重视得多。他们都在同一阶级的贵族之间通婚，其集团构成了社会的核心，最好的官职都被其中人物所占据。 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五代的过渡时期衰落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君主独裁政治。贵族衰落的结果，就是君主的位置与人民接近起来，高官显爵无法再依靠家族特权来获得，完全是基于天子的权力才得以任命了。这一制度在宋代以后渐次发达起来，在明清时代达到了独裁政治的完善形态。国家一切权力的根本，都为天子一人所有，除此之外无论是怎样的大官，都无法握有全权，君主绝对不对任何官吏全权委任职务，因此官吏在职务上也就不负完全责任，所有责任都由君主一人来承担了。 比较这两种政治状态，在贵族政治时代，虽然实权者时或超越阶级，占据君主之位，但一旦成为君主，同时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单元。换言之，君主乃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其政治在承认贵族特权的基础上才得以实行，君主一人是无法掌握绝对权力的。孟子曾说卿有异姓之卿，有贵戚之卿，后者当君有大过则谏，不听则易之。这并不仅仅存在于上古，在中世的贵族政治时代也屡次被实行。君主是其一族，也就是包括外戚从仆在内的整个家族的专有之物，因此如果君主不称一家之意，便辄行废立，甚而至于弑逆。从六朝到唐代，多有弑逆废立之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一家之事与大众庶民几乎都是完全无关的。庶民作为国家成分毫不重要，与政治是没有干涉的。 像这样，君主纯粹居于贵族的代表性地位，这是中世的状态。进入近世以后，随着贵族的没落，君主开始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成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而不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了。这么一来，如果全体臣民与政治发生关系，君主就应当要作为全体臣民的代表了，不过因为中国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君主也并没有成为全体臣民的代表者，而是自身成为了绝对权力的主体。不过无论如何，和贵族时代相比，君主的地位是要安全得多了，因此废立也没有那么容易实行，弑逆更是几乎都没有了。宋以后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唯独元代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例子。其原因则在于蒙古文化的发展程度。蒙古文化和中国同时代比起来要落后得多，只相当于中国上古时代的程度而已，然而却征服了中国，突然之间就君临于近世性的国家组织之上，因此其帝室依然残留着贵族政治的形骸，仅仅在民政方面蒙上了近世色彩，故而就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来了。 在贵族政治时代，虽然出现了隋文帝、唐太宗那样的英主，在制度上拒绝承认贵族的权力，然而因为存在着由贵族掌握权力的习惯，在实际的政治上依然残留着这种形式，政治成为了和贵族的合议体制。当然，这种合议体制并不是代议政治。 唐代在政治上有三个重要的机构，曰尚书省，曰中书省，曰门下省。其中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掌管草拟诏敕命令，批答臣下奏议，但诏敕的最终确定却必须要得到门下省的同意。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倘若认为中书省所拟不当，就予以驳正，还可以封还。因此就变成中书与门下在政事堂协议决定政事了。尚书省的职务是接受实施他们的决策。在政治形式上，中书省代表着天子，门下省则代表着官吏的舆论，也就是贵族的舆论。当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高官都出身贵族，贵族对天子之命不是绝对服从的。因此天子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之类都极其友善，绝对不是命令式的。然而到了明清时代，批答就完全像是对待从仆一般，言辞粗暴，成为命令式的了。封驳之权在宋代以后就渐渐衰微，在明清时期几乎完全消亡了。 这种变化的结果，就使得宰相之位不再是辅佐天子的存在，而只不过像是秘书官一样了。不过宋代尚存唐代遗风，宰相依然握有相当大的权力。而明代以后就完全不置宰相了，事实上，担任宰相职务的是殿阁大学士，这一官职在性质上只是天子的秘书和代笔，古代宰相那种辅佐天子、分担责任，甚或担负完全责任的风貌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君权无限地发达起来。唐代的宰相都出自贵族阶级，一旦到达这个地位，惯例上即使是天子也不能自由动摇其权力。然而明代以后，无论是如何权势熏天的宰相，一旦触怒天子，也就立被废黜，贬作一介平民，沦为阶下之囚。宋代恰处于唐代与明清之间，宰相还不像明清那样失去权力，但即使依仗天子的权力达于极盛，只要一失去天子的支持，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而已。我们看北宋的寇准、丁谓，南宋的贾似道等人的境遇变化，也就可以明白了。地方官也是一样。在唐代，地方官和中央权力相交结，在地方上往往拥有几乎等同于君主的权力，然而宋代以后，无论是位置多么好的地方官，只要君主一纸命令，也就轻而易举地遭到更换。宦官是天子的从仆，然而唐代的宦官却成为天子眷属中的一个有力部分，出现了“定策国老，天子门生”这样的俗谚。后来到了明代，宦官纵然跋扈，也不过是在蒙受天子恩宠的时期有权力而已，恩宠一衰，其势力就完全消弭。唐代与明代的宦官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差异，根源正在于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之间的差异。 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到底与法治国家不同，不会明确承认人民的权力，但人民的地位与财产上的私有权，都已经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在贵族时代，人民被视同贵族整体的奴隶。到了隋唐时代，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由国家直接统辖，并且还实行了将民众当作国家佃农来管理的制度，然而在事实上，政治的权力既然为贵族所有，民众也就不过是拥有君主的贵族团体的佃农而已。土地的分配制度等方面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租税的性质，最为典型地体现出这一意味。唐代的租庸调制度，就意味着人民对政府缴纳地租，服力役，提供工作产品。从唐代中期开始，这一制度自然崩坏，成为两税制，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获得了自由解放。因为地租等的收纳转为用钱代纳，以此为契机，人民就自然而然获得了解放，摆脱了被土地所束缚的农奴地位。到了宋代，由于王安石实行新法，人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越发明确起来。像青苗法那种低利率资金融通法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是认可了人民对田地收成的自由处理。此外，将历来的差役改为雇役，虽然受到反对者的激烈攻击，但这一雇役制度却最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因此后来司马光改废王安石新法的时候，以苏东坡为首，新法反对论者中也有许多人反对差役复旧。尽管中国完全不认可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失，君主与人民直接相对，这也就是进入了近世政治的状态了。 此外，官吏，也就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中间阶级，也成为选举产生的了。当然这里的选举，并不像今天的代议政治一样是代议性的，而是指一种官吏选拔的形式。过去是从贵族阶级中提拔录用，现在则一变而成为考试选拔，也就是科举。六朝时代，天下官吏都以九品中正的方式选举，完全被贵族的权力所左右，当时的俗语称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隋唐以来破除此弊，实行了科举。然而唐代的科举方式依然是贵族性的，这种方式也是从宋代王安石的时候开始发生剧变。从唐代到宋初的科举，是以帖括和诗赋为主的。帖括考的是背诵经书的能力，诗赋考的则是文学创作的能力。因此这种试验与其说是学科考试，不如说是人格考试和草拟文章的能力考试。然而王安石的制度却是以经义代帖括，以策论代诗赋。经义是让考生对经书中的义理发表意见，策论则是表达政治意见。当然在这之后，经义变成了单以一时巧思来惊动考官的文章游戏，策论也变成不过是史事的粗略概说，和实际的政务没有任何关系了。不过无论如何，这一变化本身的目的，是在于将历来的人格主义改为实务主义。至于应试的考生，唐代每一年的及第者不过五十人上下，然而明代以后的科举及第者却大量增加，虽然有时是三年一度举行，及第却超过数百人，并且应试者无论何时都有万人以上。这也就是在君主独裁时代，官吏的地位分配到了一般庶民，允许机会均等了。 政治的实际状态上也发生了变化，尤其例如党派的性质大变。唐代也好宋代也好，都是朋党纷争不已，但唐代的朋党纯粹是以贵族为中心的权力斗争，而宋代的朋党则明显表现出政治倾向上的不同。这是由于政治脱离了贵族之手，从婚姻和亲戚关系产生的党派渐渐衰微，政治意见便成为了树立党派的主要目的。当然，这种党派虽然来自政治主张的不同，但其危害却渐渐也变得与贵族时代相似。到了明代，师生关系、出身地方关系就成为主宰朋党的重要因素了。所谓君子之党，其危害与小人之党也已经无甚区别。明朝最终竟至于被认为是亡于东林党。清朝对臣下的拉帮结派深恶痛绝，因此就越发使得君主的权力绝对化起来了。 经济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唐代虽然铸造了著名的开元通宝，持续铸造货币，但流通的总量还是比较少的。从宋代开始，货币的流通才盛行起来。唐代虽然不能说是实物经济，但往往利用绢布来作为表示物品价值的货币。然而在宋代，就不再使用绢布、绵等，代而使用铜钱。更进一步发达起来以后，甚至纸币也盛行起来了。虽然从唐代开始，已经使用名为飞钱的纸币，但到了宋代，纸币的利用更变得非常流行，称为交子、会子等。南宋时代纸币达到了巨额的发行总量，因此也导致了物价的剧烈变动。但不管怎么说，总之纸币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接下来到了元代，几乎就不再铸造铜钱，只是单纯流通纸币了。明代以后，彻底实行不兑换纸币政策，纸币因此而失败消灭。总之一句话，进入宋代以后，货币经济变得非常盛行。在这个时期，银也渐渐作为货币，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北宋时代还只有极少的流通，到了南宋似乎就已经大为盛行，元的伯颜灭了南宋，回到北京的时候，为了将从南宋府库中收得的白银运到北京，而铸造成一定的形状，据说这就是今天元宝银的滥觞。可见银在宋末已经大量流通了。到了明清，这种倾向日益显著起来，银最终完全取代了纸币。总而言之，唐宋交替之际，就是实物经济结束、货币经济开始的更替期。因此在这一时期，货币的名称也自然地发生了变化。古时候的钱或者称两，或者称铢，这不消说是重量的名称，古时候把一两算作二十四铢。宋代以后，把十钱算成一两，也就是一钱相当于二铢四累。说起来，这原本是因为开元通宝一文重二铢四累，十文就是一两。而宋代开始却就废除重量名称，转而用钱的个数来表示。即使从这一点来看，也就足以知道当时对钱的使用是何等盛大了。像是一匁（一文目）之类的日本重量名称，其实就是把中国钱的称呼方式倒过来用。 学术文艺的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暂且就从经学和文学的方面来说，经学的性质在唐代已经出现变化的征兆。到唐初为止，犹承汉魏六朝之风，经学重家法或曰师法。虽然允许敷衍发展旧来的成说，但一般而言却是禁止变更师法，另立新说的。当然其间也曾借种种遁词，屡次变异旧说，但这种企图却是不能公然宣之于口的。结果就使得当时的著述以义疏为主。所谓义疏，是对经书的注作细致解说，在原则上是疏不破注的。然而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开始对古来的注疏发生疑问，树立一己的意见了。最早出现的就是关于《春秋》的新说。其后到了宋代，这种倾向极端发达起来，学者自称从遗经中发现了千古不传的遗义，完全以自己的见解作出新的解释，成为了普遍的风气。文学也是一样。自六朝至唐，文章流行四六文，唐代中期韩柳诸家兴起，复兴所谓古文体，一切文章都成为散文体，也就是从形式性的文变为自由表现的文。诗到六朝为止是五言，盛行选体也就是《文选》风的作品，然而从盛唐开始，其风一变，李杜以下大家辈出，日益致力于破除旧来的形式。在诗之外，诗余也就是词又从唐末开始发达起来，突破五言、七言的形式，变成颇为自由的形式，尤其在音乐性上彻底发达起来。结果就使得曲自宋至元之间发达起来，从历来形式短小的抒情之作，变为形式复杂的戏剧。在文辞上也不再以多用典故的古语为主，变为以俗语作自由的表现。因此之故，贵族性文学就骤然一变，朝往庶民性文学的方向发展了。 此外，在艺术方面，至六朝唐代盛行壁画，以彩色为主流，虽然白描水墨的新画派从盛唐开始盛行，不过终有唐一代，新派并未能压倒旧派。然而从五代到宋之间，壁画渐渐变为屏障画，金碧山水衰落，水墨画日益发达起来。以五代为界限，这之前的绘画大体上重视传统风格，画的意义不过在于说明事件而已，然而新兴的水墨画却采用了表现自我意志的自由方式。历来只是贵族的道具，用于装饰宏伟建筑物的绘画，开始盛行卷轴形式，发生了种类上的变化，虽然还不能说是庶民性的，但平民出身的官吏纵使在流寓之中，也能够随身携带着来欣赏了。 音乐也是一样。到唐代为止，音乐以舞乐为主，也就是以音声为主，添加上舞蹈动作，因此乐律也是形式性的，很少有以动作来模拟物象的意味，尤其与贵族性的仪式相适应。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模拟物象的浅近艺术盛行起来，动作也变得较为复杂，在品位上要低于古代的音乐，变为单纯迎合低层平民的趣味了。最为显著地表现出这种变化的，则是南宋时代。 如上所述，在唐与宋的时代，一切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在此之外，对细微的个人生活也都加以观察的话，我敢断言，这种时代变化同样会在任何方面都有所表现。不过这里就暂时放下这种细微之处不谈了。 要而言之，中国中世、近世的一大转换时期，就是唐宋之间。此点为读史者最当留心者。

本文原载于《歴史と地理》第九卷第五号（日本大正十一年，即1922年5月发行），编选自《东洋文化史研究》，转自“勿食我黍”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