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车臣人与流放哈萨克斯坦...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车臣人与流放哈萨克斯坦的其他民族】
所有被强制迁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现了突出的勤劳。他们比谁都更彻底地抛弃了过去的故乡生活。像当年在沙皇叶卡捷琳娜赏赐的肥沃多产的份地上劳动一样，他们今天要在斯大林赐予的这严峻的、贫瘠不毛的土地上扎根。他们全力以赴开发这流放区，把它看作自己最后居住的地方。一九四一年流放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实一无所有，但是这些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并没有灰心丧气。地球上有哪个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变成繁荣兴旺地区的呢？难怪俄国人从前有句老话：“日耳曼人就像柳树，随便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根扎住。”不论是矿山、农业机械站，还是国营农场，领导者都对日耳曼人赞不绝口，他们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强制迁移者中间，甚至同当地居民相比，已经成为最殷实的人家了。他们的住宅最宽敞洁净，他们养的猪最肥，奶牛产奶最多。他们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爱慕的，这不仅因为她们父母富有，而且因为在劳改营地区横遭败坏的习俗中她们都守身如玉，品行端庄。
 
希腊人也十分热情地投入了新的劳动。不错，他们并未放弃有朝一日迁回库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没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们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么宽绰，但在种菜和养牛方面迅速赶上了后者。哈萨克斯坦集市上希腊人卖的奶渣、黄油、蔬菜都是上等的。
 
朝鲜人在哈萨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当然，他们迁来的时间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备队去报到，可以自由地从这个州去另一个州，只是不能越出哈萨克共和国的范围。他们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面（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不很舒适的，甚至是原始的，后来的年轻人才开始转向欧洲生活方式）。朝鲜人善于学习，他们很快就填满了哈萨克斯坦的各所学校（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不在这方面歧视他们了），他们已成为哈萨克共和国知识阶层的中坚。
 
其他民族则各自隐瞒着退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发展。总的说来都已屈服于这个制度，并未给大权在握的警备队制造多少麻烦。
但是，有一个民族却丝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响，况且不是个别人，不是几个反叛分子，而是整个民族都没有驯服。这就是车臣人。在所有特种移民中，唯有车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从把他们赶出故乡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信任了。
 
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任何一个车臣人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企图向领导讨好过，他们在领导面前总是骄傲的，甚至是公开抱有敌意的。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的、朴实的、沉睡的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偷光，有时则干脆强抢。当地居民和那些轻易在强权面前屈服的特种移民们，在车臣人眼里是和领导人属于同一类的。车臣人只尊重敢于反抗的人。说来也奇怪，大家都惧怕车臣人。谁也不能妨碍他们这样生活。甚至控制这个国家已经三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政权也奈何不了他们，无法强迫他们尊重苏维埃国家的法律……
 
“要使别人骇怕，就要狠打自己人！”按车臣习俗，受害者家族的人必须杀死加害者家族的一个人以报仇，仇人家族中的人鲜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血族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它也就用这种“场”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在那久远的古代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约束人的规范了。
 
我们只知道在书本上读，在学校里讲一些崇高的话语，以表明自己蔑视这条野蛮的法律，蔑视这毫无意义的残酷仇杀。但是，这类仇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会使这些山地民族根绝，反而会使这些民族坚强。并不需要很多人为这条血的复仇的法律而牺牲，却可以对周围的一切人产生威慑力量。记住这条法律的山地民族中会有哪一个人敢于随随便便地侮辱另一个人呢，就像我们常常由于酒醉，由于道德败坏，或者简直就是为了好玩而随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样？还有哪一个非车臣人敢于同车臣人纠缠，敢于说他是盗贼，说他粗野？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