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柏林最佳影片，看点不在导演因它而被判刑
今年3月，第70届柏林电影节上，评审团主席杰里米·艾恩斯宣布：《无邪》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
台下一片欢呼。
人群中，几个中东面孔相拥而泣。
众人注视下，一个戴黑色头巾的女孩登台领奖。
她是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女儿。
而此时的拉索罗夫正远在伊朗，因为政府禁令，无法来到现场。
获奖仅3天后，拉索罗夫即被伊朗当局判处一年监禁。
不仅因为他违禁拍片，更因为《无邪》这部电影再次戳中了伊朗政府的痛处。
站在电影角度，《无邪》不算出色。
但它的得奖再次重申了电影的另一层意义。
它不止于娱乐，不单是艺术，更是劈向冰山的巨斧，是治愈沉疴的良药。
所以今天，必须聊它。
01
《无邪》长达两个半小时，由四部短片组成。
太长？
没关系。
你大可只看第一部短片。
不夸张地讲，它是我近年来看过的短片里最震撼的一部。
它看似波澜不惊，讲一个男人的一天。
但实际上，它用了一种不算新颖但绝对奏效的叙事策略。
前面三十多分钟，始终在积蓄能量，直到最后几秒才瞬间释放。
它有一种摧毁人心的力度。
带你看最后一根稻草落下，骆驼轰然倒地的时刻。
男人叫赫斯马特，谢顶，微胖。
他有个三口之家。
他为人老实，善良。
导演用一个经典的“救猫咪”情节，让我们快速对他产生共情。
接下来，都是日常琐事。
男人下晚班回到家，洗澡，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接老婆下班，到银行取工资，接上孩子去超市购物，回母亲家，给行动不便的母亲洗澡，一家人共进晚餐。最后回到自己家，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一切就这么发生着。
没有意外，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最平常的生活。
但平常里，又有一丝不安。
那种不安隐藏在一种颜色里。
影片中的大量细节透露，男人对“绿色”格外敏感。
他会盯着路旁绿色的广告牌出神，他会看着妻子绿色的礼服发呆，他会把车停在路口，看红灯变绿又变红……
绿色，意味着什么？
直到影片的最后几秒，答案终于揭晓。
凌晨三点，闹钟响起，男人梳洗完毕，着装整齐，再次来到工作的地点。
那是一间狭小而封闭的房间。
东西还算齐全。
有洗漱台，挂衣架，有镜子，桌椅，桌上摆着咖啡壶、收音机，一台老旧的电视悬在天花板一角。
赫然醒目的，是正面墙上的两排指示灯。
一排红色，一排绿色。
突然，毫无征兆地，红灯亮了起来。
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男人顺着小窗看了一眼里面的暗房，像是在确认什么。
短暂等待后，绿灯骤然亮起。
一切就绪。
男人的手摸向一个黑色按钮，冷冷地按了下去。
接下来的一幕，就是那摧毁人心的几秒。
是什么？
请原谅我保留这个悬念，待你自己去看。
我只想说，这一幕有着千钧重量。
它揭露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同时抛出一个两难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被赋予正当权力剥夺他人生命时，他能否免于良知的审判？
导演穆罕穆德·拉索罗夫的提问，掷地有声。
它虽只短短几秒，却经久不息。
02
《无邪》的主题，准而狠，关于一个敏感话题：死刑。
而且它瞄准的对象不是死刑犯，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而是一场死刑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色：行刑人。
它试图探讨的是行刑人的道德困境。
而四部短片就像桌子的四条腿，支撑着导演的表达。
它们代表了行刑人的两种态度：服从或拒绝。
其中短片1和3代表着“服从”。
1中的中年男人，做了半辈子的行刑人。
处决犯人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可他依然会感到惶恐。
那惶恐就体现在每一次“绿色”出现的时刻。
绿色，原本代表着健康、安全。
但对他来说却是一道残酷的命令，命令他果断下手，置人死地。
于是绿色成了他的梦魇。
短片3的主角，是个刚服兵役的年轻人。
他被派去做行刑人。
这也是伊朗军队的惯例，新兵蛋子轮流当值。
而“福利”是：做一次，放三天假。
男孩想念女友，处决了犯人，却不想这一决定，彻底毁掉了他的生活。
服从，是容易的选择。
特别是服从于“命令”，服从于“上级”，服从于“职业要求”。
正如《杀戮的艰难》这本书揭露的：所有行刑人都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工具化”，以寻求心理安慰。
“是警察抓的他，是法官判的刑，而我只是个工具而已。”
这样似乎可以心安理得。
但现实却极其残忍。
它总在心安理得的间隙，插进一把把无声的刀，瞬间戳穿你的所有自欺。
那么，拒绝会好一点吗？
短片2和4给出了答案。
其中，短片2是四部短片中最像类型片的。
它讲述的是一个拒绝行刑的士兵成功越狱的故事。
把这部短片拆成两半看，也很有意思。
前半段是一场思想交锋。
宿舍里，士兵们就“死刑”展开争论：
“你是士兵，不管上面怎么说，你都要照办。”
“这是你的职责，你别无选择。”
“你下不去手，我们就能吗？你以为我们是天生的杀手吗？”
后半段则是一场真实越狱。
一个细节，胜过千言万语。
死刑犯走出来，主角与他沉默对视。
那一刻我们明白，在面对真实的杀戮时，哪怕举着无比正义的旗帜，也终会手软。
于是主角抢过看守的枪，闯过重重阻碍，成功逃离。
这前后两半，刚好是两重困境。
一重“心理”，一重“现实”，加起来，共同构成“拒绝”所要面临的挑战。
最终，女友开车接上主角，两人消失在夜色里。
《Bella Ciao》激昂的歌声不停唱着：“我们失去了青春，但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由中工作。”
那也是全片唯一令人欣慰的时刻。
但你以为，结局会好吗？
并不会。
在短片4中，我们将看到更遥远的结局。
一位老人，因为年轻时拒绝做刽子手，一辈子隐姓埋名，住在偏僻乡村。
他怕牵连女儿，于是将女儿寄养，直到临死，才肯相认。
这或许才是短片2真正的结局。
越狱之后，是更大的监狱。
不信你听，《Bella Ciao》的乐声再次响起，只不过是以悲伤的语调。
无论怎么选，无论服从或拒绝，都是悲剧。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不是“选择”的错，而是置人于两难境地的规则出了问题。
这才是导演真正要批判的核心：道德困境源于非人之法。
那便是，死刑。
03
从这个角度讲，《无邪》其实很像一部关于“废死”的公益宣传片。
它通过呈现“死刑”造成的种种活人的悲剧，唤起人们对于刑法本身的反思。
可是，受害者呢？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有此疑问。
影片展示了行刑人的困境，这个我们理解，可它回避了受害者的损失，这是不是一种避重就轻或有意误导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它一针见血地戳中了影片的软肋。
但我想说，这恰恰也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而且，正是这种选择使得影片在“废死”这一议题上，具备了更有力的表达。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涉及到“废死”的理由。
关于“废死”，常见理由有这么几种。
有算伦理账的。
以正义之名杀人，能实现正义吗？
有算概率账的。
出了冤案怎么办？人死不能复生，冤案也无法昭雪，岂不是二次杀人？
还有算效果账的。
死刑能威慑犯罪吗？
很难。
你想，对于那些蓄意杀人者，铁了心要作案的，你威慑不了。
而对于那些冲动杀人者，也威慑不了，因为人在冲动时是丧失理性的。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但又都没找准要害。
因为说来说去，它们终究会败给一句话：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天下还有比这更正义的事儿吗？
没了。
所以哪还有那么多说的，该杀就得杀。
而《无邪》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跳开了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角度的答案。
它关注的是“行刑人”。
这是些什么人？
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
这些人朴素、善良，却被迫坐上了刽子手的位置。
影片透过这些螺丝钉，透过他们的挣扎和遭遇，实际让我们隐隐看到了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威胁。
那便是藏在后面的那一台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
这台垄断了暴力的机器，一旦失控，将是所有人的灾难。
它可能将无辜之人送上绞刑架。
它可能让那些拒绝行刑的人坐上电椅。
它更可能，像短片3所揭露的那样：将一个正直而受爱戴的人处死，只因他的言论冒犯了自己的权威。
于是我们明白，废除死刑的真正意义无关其他，只关于“限制政府的权力”。
其实，也不光是死刑，实际整个刑法都建立于此。
有人说，不对吧。
刑法的存在，不是为了保证民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吗？
是的。
但这只是衍生出的效果。
试想，假如没有刑法，就不能实施保护了吗？
也是可以的。
极端点说，只要把坏人都抓起来，通通枪毙，也能达到效果。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不能轻易地把生存的权利让渡出去，将所有人都置于可能的危险境地。
所以，要有刑法，要有正当程序，要有量刑制度。
唯有如此，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免其作恶。
正是从这个角度，《无邪》完成了关于“废死”的有力论证。
其实“无邪”的翻译并不准确。
英文名，显然更好：There is no evil——没有邪恶。
真的没有吗？
表面上没有。
至少影片里没有出现。
那可能的“邪恶”正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虎视眈眈。
而影片兜兜转转，画了个圆，将那个潜在的“邪恶”狠狠地圈入靶心。
04
《无邪》不是导演拉索罗夫第一次冒犯伊朗政府。
早在11年前，2009年，他因拍摄《白草地》暗喻社会问题，被伊朗政府下达禁令，20年不准拍片。
但这并没有阻挡住拉索罗夫表达的冲动。
而且锋利程度丝毫不减，每一部都直指伊朗社会的弊病。
2011年，《再见》，关于维权律师的抗争。
2013年，《手稿不会燃烧》，关于政府暗杀知识分子事件。
2017年，《谎言》，关于底层工人对抗强权。
期间他辗转德国，回国后护照被扣。
可拉索罗夫始终没有停止创作。
这次拍摄《无邪》，同样冒了极大的风险。
为绕过政府的审查，他将影片拆分成四部短片，并交由不同制作人送审。
拍摄时为掩人耳目，他只拍室内戏和边远的乡村戏，而城市中的室外戏一律交予助理导演拍摄。
接受采访时，拉索罗夫说道：“我的电影在伊朗并不存在。”
他在用“隐形”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创作。
正如《无邪》中的那句对白：“你的力量，来自于‘说不’。”
对无理要求说不，对奴役说不，对傲慢的强权说不。
拉索罗夫说，他的下一部电影正在酝酿中。
没有人能让他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