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布瑞克农业数据 徐洪志
采编 | 花生
图片来源 | KARTHAO
肉牛的繁育周期决定了其生产恢复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疲软的牛肉生产：过去10年里，在主要畜产品中，以牛肉生产增长最为缓慢。2019年肉牛存栏6770万头，同比增长2.3%，过去10年中下降2%。牛肉产量667万吨，同比增长3.6%，过去10年中增长6.5%。作为对比，2009-2019年，羊肉产量增幅为22%，禽肉产量增幅为41%。2020年肉牛出栏可能下降：预计2020年肉牛出栏量将低于4300万头，牛肉产量也将低于上年，同比降幅在5%以上。主要原因是：2018年能繁母牛存栏相比2017年有所下降；2020年春节消费旺季出现大面积提前出栏和集中屠宰现象；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出栏与补栏空档期较往年延长了1-2个月，等于变相延长了肉牛的育肥周期。高价牛肉催生出的发展机会：肉牛的繁育周期决定了其生产恢复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在价格高企的刺激下，行业中已有若干利好因素出现，从而催生出新的发展机会。这些因素对2020年的生产已经难有实质性帮助，但如果能得到持续有效利用和强化，长期看肉牛生产形势仍不悲观，增长乏力的困局将有望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些利好包括：种牛环节杂交生产模式的推广；养殖利润的走高；产业升级步伐加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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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软的牛肉生产
过去10年里，在主要畜产品中，以牛肉生产增长最为缓慢。2019年，各类牛总存栏数为9138万头（其中包括普通肉牛、奶牛、牦牛等），同比增长2.5%，但相比10年前（2009年）下降9%。2019年肉牛存栏6770万头，同比增长2.3%，过去10年中下降2%；肉牛出栏量4534万头，同比增3.1%，过去10年中增长5.6%；牛肉产量667万吨，同比增长3.6%，过去10年中增长6.5%。作为对比，2009-2019年，羊肉产量增幅为22%，禽肉产量增幅为41%，只有猪肉因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产量降幅为14%。而如果没有非瘟疫情，2019年猪肉产量至少将在5500万吨左右，相比10年前的产量增幅将在10%以上。
牛肉增产乏力的背后，是母牛存栏规模徘徊不前。2009年母牛存栏约为3200万头，占肉牛总存栏47%左右；到2019年这一数据估计为3150万头左右，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尽管近年来牛肉价格居高不下，但散户对养殖母牛和小牛的热情并没有水涨船高，因其养殖风险过高。母牛产仔率低，一胎只能产一头小牛，且生长周期漫长，从怀孕到产仔需要10个月，小牛长成架子牛又需要11-12个月，从架子牛到可出栏的育肥牛还需要3-6个月。因此价格稍有波动，养殖户就倾向于提前淘汰母牛。近年来肉牛出栏小幅回升，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母牛的过渡淘汰，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而母牛育成需要的周期长，一旦出现明显下降，短期内无法恢复。尽管各级政府对母牛养殖采取了一定的扶持措施，但仍不能有效扭转近年来母牛存栏规模徘徊甚至下滑的趋势。母牛存栏上不去，牛肉生产也就难以出现较快的增产。中国肉牛产业发展不足，牛肉长期供不应求，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肉牛品种培育落后是最主要的短板之一。中国肉牛养殖以外国种源为主，因为我国传统牛种是役用牛，其前躯发达，但产肉主要部位是后躯，生产性能相对落后，不适应现代畜牧业大生产的需求，需要国内外品种有效杂交改良。具体做法是对中国本土黄牛品种通过品系育种不断提高原种的肉用生产性能，同时引用国外优秀的肉用品种公牛或冻精，对本地品种进行二元、三元或终端轮回杂交，充分利用杂种优势，以提高牛的肉用性能及肉质。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试验筛选出几个各具特色的公、母牛配套系，为进一步利用品种间的杂种优势打好基础，从而培育出专门化的肉牛品种。
但是，由于育种基础薄弱和投入不足，种牛业至今没有走出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中国市场中的专用型肉牛品种只是初具雏形，改良比例不足30%，仍处于较低水平。按平均水平，中国商品肉牛在出栏体重、屠宰率、出肉率、日增重等多项指标均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畜牧行业之间不平衡的支持政策，导致肉牛研究资源（人才、设备、设施、场地）严重流失，其中之一是育种技术体系研究基础非常薄弱，总体水平比美、加、日、法、德、澳等国落后40至60年。主要在自主专用、泛用肉牛品种、种质提高、后裔测定、商品品质的研究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差距极大。发达国家在种质资源、品种选育与提高的研发上分工明确，相互衔接。我国搞肉牛育种的科研、教学、资质企业不超过100家（从事种牛和精液营销的不超过50家），多数仅能维持运营。此外，本土种牛资源的保护工作也存在若干不足。中国的肉牛种源丰富，54个黄牛品种的资源材料保存量居世界第一位，生产性能虽然较为落后，但肉质有独到之处。中国培育的肉牛在300-400公斤时能生产优质的雪花牛肉。相比之下，西门塔尔的肉质最次，处于低端市场；而中国的本土黄牛处在中高端市场上。尽管如此，但牛种资源一直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政策方面，虽也支持黄牛品种选育，但与“引种”的支持力度相比，几乎可以忽略。黄牛品种资源反而越保越少，1种已经灭绝（荡脚牛）、1种濒临灭绝（樟木牛）、5种濒危（独龙牛、阿沛甲咂牛、三江牛、阿勒泰白头牛、舟山牛），2种牦牛濒危（斯布牦牛、帕里牦牛）。过去10年中，肉牛产业经历了主产区从华北地区向边疆地区转移的过程。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所占比重降低，而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东北地区的内蒙、吉林、黑龙江等省区所占比重则逐步提高。中部、南部和部分西部等牛肉产区的肉牛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从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等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购进架子牛进行短期育肥出栏，成为重要的经营模式。就全国范围来看，肉牛繁育和育肥，以及肉牛养殖和屠宰加工区域分离状况愈发明显。其中，分布于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以散户放牧、母牛繁殖为主要生产方式。由于市场需求力度增大和养殖技术的进步，不但开始对牦牛进行育肥，而且育肥区域依据季节和饲料充足度向低海拔、半农半牧区加速转移。呈现出明显的“高繁低育”（高海拔区域繁殖，饲料资源丰富的低海拔区域季节性育肥）、“标准化屠宰加工”的产业特征。主产区的迁移一方面加强了肉牛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但另一方面边疆省份所占比重提升，产销区物流距离随之拉长，运输成本上升，加剧了牛肉供给紧张的形势。
我们预计2020年肉牛出栏量将低于4300万头，牛肉产量也将低于上年，同比降幅在5%以上。主要原因是：
肉牛的繁育周期决定了其生产恢复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在价格高企的刺激下，行业中已有若干利好因素出现，从而催生出新的发展机会。这些因素对2020年的生产已经难有帮助，但如果能得到持续有效利用和强化，长期看肉牛生产形势仍不悲观，增长乏力的困局将有望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些利好包括：近年来，部分企业和生产者逐步认识到了杂交优势的益处，在级进杂交群体中引入第三个品种来提高生产效率，多年形成的级进杂交生产模式逐步向利用杂交优势的生产模式演变。例如，高代西门塔尔杂交牛引入安格斯（或夏洛莱、云岭牛）进行西门塔尔杂交生产模式。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具有种质资源特色的地方品种得到了产业化开发，成为特色肉牛产业发展的遗传资源基础，初步构建资源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开发与创新相融合的新格局。2019年肉牛种源方面的进展如下：
- 农业农村部启动了青藏高原区域牛遗传资源补充调查工作，加大了资源保护力度。
- 着手开展地方品种登记工作，为健全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动态监测平台建设，加快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 在保护和提纯复壮地方品种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其特定性状进行商业化开发，部分品种形成了“以用促保、保用结合”的良性循环模式。
- 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数据传输系统建设日臻完善，有力推进了联合育种；分子育种技术体系进步较快，构建了肉牛全基因组选择指数及技术平台并推广应用。
- 肉牛新品种培育和群体遗传改良进展明显，秦川肉牛、利鲁牛、无角夏南牛、延和牛、张掖肉牛、肉用褐牛等新品种系统选育工作持续开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华西牛”新品种培育工作。
2019年活牛和牛肉价格在非洲猪瘟疫情和消费驱动的影响下连创历史新高，牛肉终端零售价已升至80元/公斤以上。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对部分地区基层肉牛养殖群体的跟踪调研，年度头均利润在4500元以上的情况比较普遍（包括架子牛育肥和繁育母牛饲养），而可放牧地区母牛带犊养殖成本更低，部分场户所获利润可达约7000元/头。2020年利润水平继续高位运行，有利于养殖场户加大投入进行扩产。因牛源趋紧，全国育肥模式已开始从“架子牛育肥”向“犊牛育肥”转型过渡，母牛繁育利润抗风险能力增强，受上下游行情波动因素的影响有所减弱，在产业链中优势地位趋稳。与其他畜产品不同，肉牛家庭式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高于规模养殖，头均利润至少相差2000元左右。因此生产管理水平的精细化程度成为决定肉牛养殖业投资回报率的核心要素。随着近年来国内肉牛价格行情利好，养殖行业热度上涨，促使养殖场工人工资普遍出现上浮趋势，规模化养殖场对人才和技术需求也在不断提升，生产管理成本相对上升。总体而言， 2020年肉牛生产成本将有所上涨，但肉牛价格仍将保持高位坚挺，养殖经济效益依然呈现乐观态势，养殖者为追求利润更大化，将更加重视优良品种的利用及饲养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带动产业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