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樹偉、張鴻鳴：羅振玉藏《永樂大典》殘帙辨偽
摘要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羅振玉嘗於自藏《永樂大典》殘帙卷尾作跋，並據此冊認為《永樂大典》有分韻編錄、全錄原書二種。羅氏曾向日本學者松崎鶴雄出示此書，松崎氏也據此認為《永樂大典》有分韻、分四部二種。此說曾在學術界產生影響，干擾了部分當代學者的判斷。以上誤解，實由於羅振玉、松崎鶴雄對《永樂大典》具體引書狀況認識不足，又受四庫館臣所撰《永樂大典》提要中嘉靖年間“重錄正、副二本”說的影響，誤以為《永樂大典》在嘉靖年間曾重抄正、副二本。本文指出，羅氏所藏《永樂大典》殘帙實為明內府朱絲欄抄本《周易傳義大全》之零冊，原為包背裝，後改為四眼綫裝，書衣之簽原為空白，書賈偽題“永樂大典”四字，且仿《四庫全書》於書簽右下方注“經部”二字，作偽痕跡明顯，贗鼎無疑。
作者簡介
高樹偉、張鴻鳴，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一
前言
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月，粵督岑春煊（1861—1933，字雲階）聘羅振玉為兩粵教育顧問。羅氏以平生未見嶺南風物，遂應聘至粵，居粵秀書院。恰值南海孔氏後人不能守嶽雪樓藏書，羅氏遂盡力購求。[1]羅氏此番購書，除《明宣宗實錄》《憲章錄》《皇明大政記》《泳化類編》《明列卿記》《嘉靖以來首輔傳》《皇明職方地圖》《皇明制書》等有關明代的古籍外，還收得一冊奇怪的《永樂大典》（下稱《大典》）。這冊《大典》並非常見的類書體例，既無類目，亦非按門類鈔寫，而是鈔錄了明代官修《周易傳義大全》一書的開頭內容。羅氏頗看重此書，除撰作跋語外，還曾向日本學者松崎鶴雄出示此書。
松崎鶴雄（1867—1949），號柔甫，晚號柔父，日本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曾因兼朝日通訊員之職赴長沙，隨葉德輝、王先謙等人學習版本目錄學和經學。[2]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松崎氏移居旅順。據羅振玉《墻東避世居雅集紀念詩卷跋尾》，二人相識大致在羅氏移居旅順後。[3]羅氏利用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提供的資金設“庫籍整理處”，延請松崎氏任旅順庫籍管理處處長，整理明清檔案。[4]1930年春，羅氏也曾應松崎氏之邀，赴日本講授“清代學術概略”。[5]
松崎氏撰《永樂大典に就て》，認為《大典》用韻統字，以字繫事，僅讀完全書就十分困難，因此對四庫館臣從分韻編錄的《大典》中輯書頗致懷疑。[6]松崎、羅氏二人交往過程中談及《大典》，羅氏曾向松崎氏出示此冊。二人都認為嘉靖年間重抄《大典》，實有分韻編錄、全錄原書二種，清乾隆年間所修《四庫全書》實仿自全錄原書的《大典》。松崎氏《永樂大典に就て》文末附記云：
永樂大典の如く事類により韻字別に排列されにものは、原書の全部を看るのに頗る面倒である。四庫全書に採輯されたといふ點に就て筆者は疑問を抱いて居たが、今回羅振玉翁の歸宅を待つて、此疑團が氷釋した。
羅說に據ると、永樂大典には、現在してゐる分韻排列たよるものの外に今一部原本の儘に筆寫されたものがあつて、四庫全書には其中から採輯された。翁の所藏にかかる嘉靖年間の寫本の大典周易一冊を示されたから證據は確實である。それた厚冊大本で、而も歐陽風の正楷大字本であつた。此確證を得たので茲に特筆して置く。[7]
羅氏也曾在此冊《大典》卷尾題跋：
《周易傳義大全》殘本一册，高今尺一尺七分弱，廣六寸五分强，每葉廿行，行廿二字，書衣有絹籤題“永樂大典”，下方側注“經部”二字。紙質書體並與《永樂大典》相同，每句亦加朱圈。惟彼則尺寸較寬大，且爲蝴蝶裝，此則尺寸稍短狹，而爲册子裝耳。此爲《大全》首册，存凡例、引用書目、勅修人銜名、程子序、易序、上下篇義、朱子圖説、易五贊、易筮儀、易説綱領，總九十八頁，厚幾及寸。往遊粤東，得之南海孔氏嶽雪樓，因書肆言孔氏藏《永樂大典》，故索之。及送至，乃名同而書實異，詫以爲奇，乃亟購存之，鍵行篋中且三十年矣。於此殘册得知，當日《大典》實有二種，一爲分韻编録，二則全録原書。此殘册題經部，則必分經、史、子、集四部，實爲本朝《四庫全書》所自昉，而當世目録家乃絶無知之、言之者，豈天壤間僅存此一册歟！爰書卷尾，以質當世博洽君子。[8]
由此可知，羅氏、松崎二人對此冊《大典》的認識基本一致，即這是一冊世所未見的、依經史子集分部的《大典》。後來，此說也影響了部分研究者對《大典》的認知。[9]
二
羅氏藏《永樂大典》即《五經大全》之零冊
《大典》正本修成於永樂六年（1408）冬，而據《明實錄》，《五經大全》自永樂十二年（1414）末始修，故《大典》不可能收《周易傳義大全》，羅氏所藏殘帙不可能是真的《大典》。
明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胡廣等人奉命編纂《五經大全》等書，在東華門外開館，光祿寺給朝夕饌。[10]纂修工作隨即展開，經過一年多時間倉促修纂，《大全》於次年九月即修成進呈。原進呈《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兩部書，永樂皇帝將其析為《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三部頒發，成為全國科舉考試的重要參考書。因纂修倉促，這三部書全襲前人成書而抄撮之。對此，顧炎武、四庫館臣已多有譏評。[11]
《五經大全》修成後，明內府曾抄有一部朱絲欄本。據中國書店藏《周易傳義大全》（存卷22），其裝潢方式為在原包背裝基礎上改四眼綫裝，紙質為白棉紙，框高26.5cm，廣16.1cm。[12]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易傳義大全》《書傳大全》及《四書集注大全》皆為包背裝，後又在書脊處打四眼，改作綫裝，書簽空白，未題文字（圖1左下）。中國國家圖書館現藏《周易傳義大全》（存卷4-14）《書傳大全》《四書集注大全》《性理大全書》，四周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黑口，雙對魚尾，版心題“周易傳義大全卷某某”“書傳大全卷某”“性理大全書卷某”。[13]相較嘉靖年間所抄《大典》副本，《四書集注大全》《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書》，除書之高廣、行款、版心略異外，紙張、欄綫、書體及句讀所施朱圈全同。
據松崎氏在《永樂大典に就て》中發表的羅藏此冊《大典》書影，比對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書店所藏明內府朱絲欄抄本《周易傳義大全》殘卷，又比對現存明內府朱絲欄抄本《五經大全》《四書集注大全》《性理大全》等書，可證此冊《大典》實為明內府朱絲欄抄本《周易傳義大全》之首冊。明初內府朱絲欄抄本《周易傳義大全》原書裝幀即包背裝，後改四眼綫裝，題簽原為空白，作偽者於空白書簽上徑題“永樂大典”四字，又仿《四庫全書》書衣題簽於右下綴“經部”二字，此二字字體與《四庫全書》書衣題簽如出一轍（圖1①②）。
圖1：羅氏藏《大典》殘帙與《欽定四庫全書》（文津閣）及明內府抄本《周易傳義大全》
現存明內府抄本《周易傳義大全》已非完帙，查考所及，僅知國圖所藏卷四至十四及中國書店藏卷二十二，凡十二卷。明永樂十三年，內府始將《五經大全》刻版印行。以現存明內府朱絲欄抄本殘卷與內府刻本對比，二書卷、冊對應略有差異。以明永樂十三年內府刻本《周易傳義大全》覈對松崎氏發表的羅氏藏《大典》零冊書衣、周易朱子圖說半葉及本冊末半葉之“易說綱領”，除版心略異（羅藏本為黑口，刻本為白口），版式其它各項幾乎全同。顯然，羅氏所藏殘帙實即明內府朱絲欄抄本《周易傳義大全》首冊，所謂存在脫離《洪武正韻》“全錄原書”之《大典》云云，實不可靠。
由此確認，羅氏此書實爲明內府朱絲欄抄本《周易傳義大全》之零册，原書即四眼綫裝，題簽原爲空白，後僞題“永樂大典”四字，又仿《四庫全書》題簽於右下注“經部”二字，僞充《大典》。[14]明初官修《大典》（永樂元年始修，成於永樂六年冬）《五經大全》《四書集注大全》《性理大全書》（以上三書永樂十二年始修，次年九月修成）等官書，纂修時間相隔不遠，纂修人員也有不少重疊，故明人傳表行狀中多見“預修《永樂大典》《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名臣奏議》”[15]等文字。由於幾部書都是官方主持所修，纂修時間接近，用紙、行款等項也多蹈此前成例。實際纂修抄寫人員多來自翰林院，《五經大全》《四書集注大全》《性理大全書》等書字體也相類。以《大典》副本比對現存明內府抄本《五經大全》殘卷及《四書集注大全》《性理大全書》，其字體接近，用紙相同，欄綫與一葉之中與畫欄綫有關的針孔都非常一致。比對現存明內府朱絲欄抄本《周易傳義大全》殘卷，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羅氏所藏《大典》殘帙除長寬尺寸、版心及裝幀形制與《大典》副本不同外，紙質、欄綫、書體及朱圈與《大典》副本幾乎完全相同。同時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見過真正《永樂大典》副本的羅振玉會將此本當作真的《大典》零本。
《大典》正本雖至今未見，但由《大典》副本與明初幾部官修《大全》相近，疑《大典》正本版式、欄綫有等項也應類此。由此側面也可揣想，嘉靖年間所抄《大典》副本基本因襲正本之舊式。
三
《永樂大典》嘉靖副本之鑒定依據
羅氏、松崎氏之所以對這冊《周易傳義大全》產生錯誤認識，與他們對《大典》徵引古書實際狀況的認識不足及受《四庫全書總目》中《大典》提要的影響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大典》提要嘗談及嘉靖年間錄副情形云：
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校理。至隆慶初吿成，仍歸原本於南京。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明祚既傾，南京原本與皇史宬副本併燬。今貯翰林院庫者，即文淵閣正本，僅殘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16]。
據以上四庫館臣對《大典》的認識，《大典》有永樂原本，嘉靖年間曾據永樂原本重抄成正、副二本。隆慶元年（1567）正、副二本抄成後，永樂原本歸藏南京，嘉靖正、副二本則分藏文淵閣、皇史宬。明亡後，南京所藏原本與皇史宬所藏副本已毀，館臣所見到的是藏於文淵閣之正本。而實際上，這一認識是錯誤的。[17]副本自隆慶元年抄成後，一直到清初都存放於皇史宬，雍正年間才移至翰林院。[18]提要所謂《大典》於嘉靖年間“重錄正、副二本”的說法影響深遠，晚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此觀點仍頗為流行，研究者多輾轉引用。[19]
羅氏跋文云：“於此殘册得知，當日《大典》實有二種，一爲分韻编録，二則全録原書。”[20]羅氏以為嘉靖年間《大典》曾抄正、副二本，應直接受《大典》提要的誤導。松崎鶴雄對四庫館臣從《大典》輯書的懷疑，也因見到羅氏所藏《大典》殘帙有了“合理”解釋。[21]松崎氏贊同羅氏觀點，也認為《大典》除分韻編錄的副本，另有一部分經、史、子、集四部的原本，四庫館輯書所據即原本。[22]
最近新發現的三篇《大典》副本進書表，為廓清《大典》重抄等細節問題提供了更為直接的佐證。《大典》僅有永樂年間所修正本及嘉靖年間所抄副本兩部。[23]所以，與現存《大典》副本體例是否一致，是鑒定《大典》真偽的首要依據。從整個《大典》纂修與重抄的過程來看，不可能存在像羅振玉收藏的按四部編排的《大典》。
對於松崎鹤雄提出的館臣如何在《大典》中搜輯佚書的問題，館臣在為《大典》所擬提要中提及《大典》引書情況時，就已明確指出：“惟其書割裂龐雜，漫無條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或全錄一書，以書名分韻。”[24]對《大典》中以全書、全章、全篇分韻的這類文獻，館臣在從事具體輯佚時相對容易，館臣從《大典》所輯出的500餘種書在《大典》中的存在狀況，可從現存《大典》書內所粘簽書單窺見一斑。[25]
儘管《大典》正本至今尚未發現，但據嘉靖年間錄副時所留下的記載，嘉靖副本應基本按永樂正本原樣抄寫，似有校勘。[26]考嘉靖錄副之前辦理奏疏，嘉靖皇帝曾明確談及錄副要求，謂“典帙萬計，非歲月可完。今不必若式，衹以經書冊大，便於匱置，書法亦不必拘，止要副其舊冊”。徐階回奏：“臣昨歲嘗恭閱《大典》，有大字，有小字，有篆隸草等字，又有山川、宮室、草木等項形象，若冊式一動，則其行數字數與凡款格皆須更改，從新佈置，不若仍從舊式，抄寫便宜，乞聖明裁示遵行。”[27]
經比對，現存《大典》副本，除了開本，還有紙張、欄綫、行款等處，乃至上下版框及版心處的針孔，都與明初內府所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朱絲欄抄本非常相似。這些物質、形式層面的接近，讓我們有較為充分的理由相信，嘉靖副本與永樂正本在用紙、行款等項也應趨於一致，衹是由於抄手不同，在字體、繪圖等細節方面或存些許差異。考量現存明初內府所修諸書，如現藏臺北故宮的明內府朱絲欄抄本《永樂琴書集成》（臺北故宮藏，索書號：故善014320-014339），[28]上海圖書館藏明內府朱絲欄抄本《三國志》，及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內府朱絲欄抄本《大明會典》（存卷93—95，索書號：000007606543），[29]其用紙、版式、欄綫等項大都與《大典》副本接近。《大典》永樂正本之狀貌也應類此。
2017年，筆者曾有幸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近距離接觸《大典》嘉靖副本，發現在上版框之下的欄綫上點狀類似針孔的小洞。後來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曠世宏編 文獻大成——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文獻展”，又隔著玻璃櫃再次近距離觀察“詩”（卷821-823）、“人”（卷2972）、“門”（卷3518、3519）、“遼”（卷5251、5252）、“潮”（卷5343）、“剛”（卷7543）、“杭”（卷7602、7603）、“老”（卷11620）、“智”（卷13494、13495）等零冊，所見紙張欄綫、版心處也都有針孔。細審《大典》嘉靖副本書葉，一葉之中共有45個針孔。察其位置，半葉之中，上版框下方朱絲欄有9個針孔，下版框上方朱絲欄有9個針孔，在版心三個魚尾朝向的不遠處各有3個針孔（圖2）。像手繪欄綫與邊框、欄綫邊框上的針眼的物質形態特徵，也是鑒定《大典》的重要依據。
圖2：《永樂大典》嘉靖副本卷10110“紙”字韻首葉上的針孔[30]
除此以外，四庫館《〈永樂大典〉點存目錄》（乾隆年間四庫館全面查檢《大典》副本的簿冊），記錄了乾隆年間《大典》副本的缺失、現存等狀況，為蒐集、鑒定《大典》副本固定了一個較早的坐標系。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號薦青）抄本《〈永樂大典〉目錄》，該抄本包含《韻總歌括》一卷及《韻總》四卷，相對完整、準確，是整體考量《大典》副本卷冊的重要文獻。[31]此目各韻下所注書名，為深入考察《大典》各韻引書的具體狀況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與《〈永樂大典〉點存目錄》是否相合，也是鑒定《大典》真偽的重要依據。
要之，儘管目前尚未發現《大典》正本存世，由上文所考，至少可以歸納出鑒定《大典》副本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一，體例應與現存《大典》相符，以《洪武正韻》為基礎分韻編排；其二，應與現存《大典》副本的物質形態一致，具備如手繪欄綫邊框與針孔等特徵。其三，其韻字及分冊情況應與現存姚元之抄本《〈永樂大典〉目錄》及《〈永樂大典〉點存目錄》相符。此外，《大典》副本冊末均有的該冊錄副人員署名頁，也是《大典》副本鑒定的基本標準之一。[32]
四
結語
明初內府倉促所修《五經大全》，曾有朱絲欄抄本，其裝幀、用紙、欄綫等項或與六年前修成的《大典》相類。明祚既傾，內府藏書多數被毀，少數流入民間。明内府藏朱絲欄抄本《五經大全》中的《周易傳義大全》首冊，因其《大典》副本在用紙、欄綫、字體等項有諸多雷同，遂有書肆將其變換題簽，偽充《大典》，後為羅振玉所得。可能是受《四庫全書總目》中《大典》提要的誤導，羅振玉認為此冊是分部所鈔的《大典》，視為秘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羅氏曾將此冊出示日本學者松崎鶴雄，二人對此冊的認識基本一致，即此冊為《大典》在分韻編排之外尚存一種分部編排本的物證。於是羅氏於此冊卷尾作跋，松崎氏也於《永樂大典に就て》末補附記，反覆申說，視為天壤間僅存的以四部分排的《大典》正本。由此辨僞案例，我們總結出《大典》副本的三條基本鑒定標準，即文本體例、物質形態與相關目錄著錄。對於新見的題為“永樂大典”的書，缺少這三條中的任意一條，都不能遽斷為真。
附記：2019年11月3日，我們曾在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辦的“中日古典學工作坊”第二屆學術研討會上口頭發表此文，今又對原稿作了部分修訂。
注釋
[1]羅繼祖：《永豐鄉人行年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26頁。
[2]李勤璞：《松崎鶴雄的生平與撰述考略》，《大連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第1頁。
[3]羅振玉：《墻東避世居雅集紀念詩卷跋尾》，《遼東詩壇》52（1930年），此據李勤璞：《松崎鶴雄的生平與撰述考略》，《大連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第2頁。
[4]〔日〕田口稔編：《松崎先生還歷祝賀紀念文集》，加藤新吉跋。轉引自李勤璞：《松崎鶴雄的生平與撰述考略》，《大連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第1頁。
[5]羅振玉：《清朝學術源流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頁。
[6]〔日〕松崎鶴雄：《永樂大典に就て》，《滿蒙》第18年4月號，1937年，第103頁。
[7]〔日〕松崎鶴雄：《永樂大典に就て》，《滿蒙》第18年4月號，第86-103頁。
[8]羅振玉：《〈永樂大典〉殘卷跋》，《後丁戊稿》（《松翁近稿 外十種》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36頁。
[9]顧力仁：《〈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第七章第二節所附“卮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第 314 頁。史廣超：《〈永樂大典〉輯佚述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頁，注釋2。
[10]〔清〕顧炎武著，黃如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9、410頁。〔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周易大全》《書傳大全》《詩經大全》《禮記大全》《春秋大全》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分見第28、99、128、170、230頁。
[11]〔明〕官修：《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15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年，第1803頁。
[12]于華剛編：《中國書店藏珍貴古籍圖錄》，北京：中國書店，2012年，第284、285頁。據此葉書影，右下鈐“項墨林鑒賞章”（陰文長印）等，天頭上版框鈐“乾隆御覽之寶”（陽文橢圓印），可知此書至遲在萬曆年間即從內府散出，後為項元汴所藏，清代又回流內府。
[13]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內府抄本《周易傳義大全》（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shanbenjiaojua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6696863&metaData.lId=3934464&IdLib=402834c3409540be0141aa7d72035310）；《書傳大全》（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shanbenjiaojua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2099889&metaData.lId=2101471&IdLib=402834c3409540be0141aa7d72035310）；《性理大全書》（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shanbenjiaojua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2098868&metaData.lId=2100450&IdLib=402834c3409540be0141aa7d72035310）（2019—06—01）。
[14] 據羅振玉跋“因書肆言孔氏藏《永樂大典》，故索之”，此册書籤僞題“永樂大典”，疑應在從嶽雪樓散出之後，或即書肆所爲。覈孔廣陶《嶽雪樓藏書目初稿》，未見著録此册《周易傳義大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抄本：（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chineserare/items/ 1 . 0214203 #p 183 z- 7 r 0f:（2019— 09—10）。
[15]“章敞……預修《永樂大典》《五經》《性理大全》諸書……”，〔明〕凌迪加撰：《萬姓統譜》卷四九，《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56册），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影印本，第763頁。“趙友同……預修《永樂大典》《五經大全》諸書”，〔清〕嵇璜纂修：《續文獻通考》卷一九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30册），第533頁。“吳福……預修《永樂大典》《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清〕趙宏恩監修：《（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七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1冊），第894頁。
[16]〔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第1165頁。
[17]疑《永樂大典》提要出翁方綱之手，現存翁方綱《四庫》提要分纂稿中有《永樂大典》《明世宗實錄》等（關於《永樂大典》）、《容齋隨筆》等（關於《永樂大典》），參翁方綱撰，吴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625—630頁。
[18]高樹偉：《一段被遺忘的〈永樂大典〉庋藏史》，《上海書評》2017年8月19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60356）。
[19]如蔣博超（通齋居士）《南漘楛語》認為嘉靖年間“重錄正副二本”，《文獻特刊（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十週年紀念）》，1935年，第28頁。《〈永樂大典〉與〈圖書集成〉》認為嘉靖年間“重寫正副兩本”，《中國學報》，1944年第3期，第39頁。
[20]羅振玉：《〈永樂大典〉殘卷跋》，《後丁戊稿》（《松翁近稿 外十種》下），第636頁。
[21]“永樂大典の如く事類により韻字別に排列されにものは、原書の全部を看るのに頗る面倒である。”松崎鶴雄：《永樂大典に就て》，《滿蒙》第 18 年 4 月號，第103頁。
[22]據松崎氏文末附記，“羅說に據ると、永樂大典には、現在してるる分韻排列たよるものの外に今一部原本の儘に筆寫されたものがあつて、四庫全書には其中から採輯された。翁の所藏にかかる嘉靖年間の寫本の大典周易一冊を示されたから證據は確實である”。松崎鶴雄：《永樂大典に就て》，《滿蒙》第 18 年 4 月號，第103頁。
[23]高樹偉、項旋：《新見三篇〈永樂大典〉副本進書表考釋》。
[24][清]永瑢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永樂大典》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第1165頁。
[25]簽佚書單的內容，包括纂修官、簽閱卷數、佚書書名、簽出佚書種數、佚文總條數、發寫時間及謄錄者姓名七項。參見張升：《〈四庫〉館簽佚書單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年第3期，第61-66頁。
[26]高樹偉、項旋：《新見三篇〈永樂大典〉副本進書表考釋》。
[27]〔明〕徐階：《世經堂集》卷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79（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徐氏刻本），齊魯書社，1997年，第473頁下。
[28]臺北故宮藏《永樂琴書集成》：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RB/RB.html。
[29]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大明會典》：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40717。
[30]此冊包含三卷（卷10110—10112），現藏愛爾蘭都柏林Chester Beatty Library。筆者用空白圓點在此葉中做了標示，以清楚顯示各針孔位置。
[31]張升：《抄本〈永樂大典目錄〉的文獻價值》，《歷史文獻研究》2014年第1期，第228—236頁。
[32]項旋：《〈永樂大典〉副本署名頁之價值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2期，第91—105頁。
原刊《歷史文獻研究》第45輯（廣陵書社，2020年），此據作者原稿。感謝高樹偉先生授權發佈！
編輯：三卜
排版：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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