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这么大胆的国产片了

小时候学历史，老师就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

可是年纪越大，我越觉得，有些方面，我们确实上升了，但在另一些方面，却一直在旋转，很少上升，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是在下降。

你比如说在电影这方面吧，今天的技术确实大大进步了，观众规模也翻了好几番，但你要说拍出来的电影，进步了多少呢？

还真不好说。

尤其是回头看80年代的很多电影，你会发现，那时，我们可真敢拍，上面也真是敢让这样的片子上映呀。

很多片子，放在今天，别说过审难了，导演们压根就不会想到去碰。

前几天，我又看了一遍1985年公映的电影《黑炮事件》，因为以前的版本不清楚，这次再修复版，更觉主题之生猛，对社会问题讽刺之辛辣，放在今天，都是无法想象的。

《黑炮事件》的主角，是个叫赵书信的中年男人。

他是一家矿山公司的工程师，为人忠厚老实。

但最近，他惹上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因为，他去邮电局发了一封含义模糊的电报：

失黑炮301找。

而收报人，是一个文物局的干部。

这一举动，引起了公安机关和他所在单位党委的注意。

赵书信是公司和德国合资项目的技术翻译，在上次合作中，表现突出。

但因为这封电报，党委怀疑他串通德国专家，贩卖中国文物。

因此，他被调离了翻译岗位。

电影中最讽刺的，是对赵书信问题召开的几次党委会议。

主管生产的李经理说，他和赵书信同事二十多年，相信他绝不是这样的人。

但主管党务的周书记却不同意，她说现在的社会，比以前复杂多了。

李经理说：那我们去当面问问赵书信，那封电报是怎么回事不就完了吗？

周书记说：那怎么行？现在有知识分子政策，要信任知识分子，怎么能当面去质问他呢？

在这，就可以看出导演讽刺的辛辣，嘴上说要信任，实际上，却因为莫须有的怀疑，背地里调查对方。

嘴上称呼，每个人都是“同志”，可心里，却把每个人都当作“假想敌”。

就是这样扭曲的心态，才常常把很多简单的问题，变得无比复杂。

更讽刺的是，争论不休时，出来了一个和稀泥的领导。

作为一把手，厂长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说道：对赵工信任，我很同意，让他回避一下和专家的接触，这也是对他的爱护。

这种说了等于白说的官话，我们今天看，好像也比比皆是。

接着，厂长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让搞旅游翻译的年轻人接着干，把赵工调到偏远的厂区，对德国专家说赵工不在。

真是端水艺术大师，两边都不得罪，但问题解决了吗？

问题更复杂了。

这让我想起很多领导的“说话艺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说起话来，你永远挑不出毛病，但下面的人听了，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办。

将来如果出了问题呢？那也怪不到领导头上，问题都是下属没有充分领会领导的讲话精神。

电影《黑炮事件》里的这个厂长，十分生动地还原了一个中庸却无能的领导形象。

让人好奇的是：这些人，是因为当了领导，所以擅长和稀泥呢？还是因为擅长和稀泥，所以才当得上领导呢？

电影里，开完这次党委会，问题更严重了。

旅游翻译不懂技术，常常闹笑话，德国专家很不满，强烈要求把赵书信调回来。

于是，负责生产的李经理就去找周书记说情。

但周书记却刚正不阿，坚决不同意：当老好人，稀泥抹光墙，我会。可是党从来没叫我那么做过。

在这里，我们就看出了一点问题的根源，周书记绝不是不负责任的官员。

她怀疑赵书信，正是因为她工作太认真，太负责。

可如果工作方式错了，那越认真，越负责，问题就越大。

问题恰恰在，在一个本该市场化，用现代管理思维运营的公司里，她依然保留着以前的“斗争思想”，把同事当成随时准备搞破坏的“阶级敌人”来对待。

问题更出在，本该市场化的公司，却仍然处于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

懂生产、懂技术的经理说了不算，懂举报、懂斗争的领导，却占据了指挥的位置。

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通过电影的形式提出来，可以看出当年的电影人有多敢拍，也看得出当年的舆论环境，对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尺度和决心有多大。

对舆论这样的包容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我们今天还有吗？

《黑炮事件》这部电影，不仅主题上十分大胆，在电影语言的使用上，也很前卫。

例如，党委开会的场地，布置得全是一片白。

白墙壁、白桌布、白窗帘、白椅子套，所有人也都穿着白衬衣，喝白开水……

会议室背后，还有一面巨大的白色时钟。

整个会议场景，呆板、扭曲，俨然人都处于白色恐怖中。

而讨论的问题呢？也十分无聊。

明明问一嘴当事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召集了十几号人，连续开了几个党委会议，也没商量出个办法来。

背后巨大的时钟，也在刺眼地提醒我们，这样的工作方式，是多么低效，多么浪费时间。

电影里，磨不过周书记，李经理只好当面去找赵书信。

到了赵书信家，看到他的棋盘，一切疑问就都打消了。

原来，赵书信上次出差，在旅馆房间，丢了一颗黑色的炮，所以发电报让棋友去找。

李经理觉得这下总能说服周书记了吧，于是他又让厂长召集了党委会。

其他同事都被说服了，还有人表态：经理责任制，生产技术问题，以后我们党委少管。

可是周书记不同意了，觉得这不仅仅是生产技术问题。

她进一步提出质疑：

一颗象棋才值多少钱？赵书信为什么要花钱发电报，找一颗不值钱的象棋子？

说到底，还是对人不信任。

这时，厂长又出来和稀泥了，他对大伙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

他提出了安抚两方的决议，赵书信的问题不调查了，但依然不让他当翻译，让那个旅游翻译继续干下去。

就这样，问题不了了之。

过了一阵，厂里收到一个寄给赵书信的包裹。

周书记以为终于找到了揭发他的证据，找人撬开，没想到的是，打卡一看，真的只是一颗象棋......

事情还没完。

德国专家走后没多久，引进的机器就出了问题，造成几百万损失。

领导们又把赵书信找来，看看是哪出了问题。

还没查清，周书记就跳出来了：这个德国专家，老是跟我们过不去。

等赵工查出来了，还没来得及说，书记又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样，是不是德方的责任？

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今天看来，真是太熟悉了，有错，也都是别人的责任，自己永远是对的。

但实际怎么样呢？

赵工查出来，德方根本没问题，问题出在公司的翻译，把使用说明完全译错了。

所以，说到底，问题的根源，还是当初他们不信任赵书信，用了一个外行当翻译。

电影里还有一个细节，赵书信曾几次给厂里领导提建议，说这个机器已经落后了，卖到非洲都没人要，应该进口更先进、性价比更高的机器。

可最后的结果是，懂技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员工，因为不被信任，被孤立了。

而用斗争思维来管理工厂的领导，因为个人无端的怀疑，酿成了几百万的损失，却总觉得是别人的责任。

可以说，电影《黑炮事件》就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伤口，让我们看到了血淋淋的现实。

最后，导演还要往伤口上撒一把盐。

电影里，找出结果后，走出会议室，周书记问赵书信：

一个象棋子值多少钱，你为什么要花一块钱发电报，去找一颗不值钱的象棋子呢？

赵书信说：好好的一副棋，少了一个挺别扭的。

厂长说：买一副新象棋，也不要多少钱嘛。

赵书信低下头说：

是啊，以后我再也不下象棋了......

这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千错万错，领导永远不会错，错的都是当下属的，不应该下象棋！

这部拍于35年前的电影，我们今天看来，依然感慨万千。

其中映射出的社会问题，今天是否已经解决了呢？

真要打一个问号。

但可以肯定的是，敢于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今天是越来越少了。

即使有，他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呢？

哪里还有土壤让他写出这样的文学，拍出这样的电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