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王巨虚铭文铜镜的类型内涵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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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王巨虚”铭文镜的著录、传世情况与类型

根据目前著录, 清代冯云鹏、冯云鹓编撰的《金索》中收录定名“汉角王镜”两面:

其一是环绕式布局的“瑞兽奏乐七乳镜”。该镜为半球形钮, 圆钮座, 外饰九枚带座乳钉间元气纹和“宜子孙”铭文, 周围双圈内铭文为:“角王巨虚日得憙, 延年益寿去恶事, 长乐万世宜酒食, 子孙具、家大富。”主区以七枚带柿蒂纹座的乳钉间隔, 顺时针方向依次饰:持物的灵怪、弹琴的灵怪、朱雀、瑞兽、吹箎的青龙、瑞兽、玄武。外围双圈内铭文为:“汉有善铜出丹阳, 湅治银锡清而明, 巧工刻之成文章, 左龙右虎辟不羊, 朱鸟玄武顺阴阳, 子孙服具居中央, 长保二亲乐富昌, 寿如金石之侯王。”外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 外为流云纹。

其二是“四神规矩镜”。该镜为半球形钮, 变形柿蒂纹钮座, 外饰细线方框与凹弧面方框, 两方框之间饰十二枚带座乳钉间十二辰铭文。主区饰规矩纹, 外饰内向连弧纹的八枚带座乳钉, 四方配置是:左边青龙配两鸟;右旁白虎配两鸟;前面朱雀配麒麟, 中间饰蟾蜍;后方玄武配瑞兽。周围双圈内铭文是:“角王巨虚日有憙, 照此明镜成快意, 上有龙虎亖时置, 长保二亲乐毋事, 子孙相息家富就, 予天毋极受大福。”外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 外为流云纹。

以上资料是摩本, 因临摩者水平所限, 图案变形, 失真较为严重。民国早期罗振玉编撰的《古镜图录》中定名“角王巨虚镜”一面。该镜为半球形钮, 柿蒂纹钮座, 钮座凹形处各饰铭文, 合为:“长宜子孙”, 外饰栉齿纹, 凸弦纹。主区以四枚带柿蒂纹座的乳钉间隔:左边饰两瑞兽;右旁饰青龙与白虎;前面饰两瑞兽;后方饰朱雀与玄武。外围双圈内铭文为:“角王巨虚辟不详, 仓龙白虎神而明, 赤鸟玄武主阴阳, 国实受福家富昌, 长宜子孙乐未央。”其内外各饰栉齿纹。边区凹形处饰双线折波纹。

赵力光、李文英编撰的《中国古代铜镜》中定名“七乳宜子孙鸟兽纹镜”一面。该镜为半球形钮, 圆钮座, 外饰九枚带座乳钉间元气纹和“宜子孙”铭文, 周围两道凸弦纹内铭文是:“角王巨虚日得憙, 延年益寿去忧事, 长乐万世宜酒食, 子孙具、家大富。”其内外各饰栉齿纹。主区以外饰细圈的七枚带柿蒂纹座的乳钉间隔, 顺时针方向依次饰:羽人配两只重叠的蟾蜍, 中间饰一食奁、耳杯等;青龙跪地奏箎, 配羽人吹箫;羽人上饰一雏鸟;前后相随的两麒麟, 其上饰内有蟾蜍的月轮和两雏鸟;一龟两蛇相缠的玄武, 其下饰四雏鸟;一虎跪坐, 一肢持铙、一肢握槌击奏, 两边各饰一雏鸟;一虎跪坐, 膝上置琴弹奏, 右上角饰一持木鱼类乐器击奏的蟾蜍, 左下饰一雏鸟;朱雀上饰内有金乌的月轮, 其左边上下各饰一雏鸟, 右旁下饰一雏鸟;纹饰的空隙处饰芝草纹和云气纹。周围双圈内铭文是:“新有善同出丹阳, 湅治银锡清而明, 巧工刻之成文章, 左龙右虎辟不羊, 朱鸟玄武顺阴阳, 子孙服具居中央, 长保二乐乐富昌, 寿如金石之矦王。”外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中间流云纹;外素面。该镜与《金索》中的“瑞兽奏乐七乳镜”基本同形, 仅存在国号“汉”与“新”的差别。还有, 罗振玉辑《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收录三则“角王巨虚镜”铭文:

其一是“角王巨虚日有憙, 延年益寿去忧事, 长乐万世宜酒食, 子孙贤、家大富。”

其二是“角王巨虚辟不详, 仓龙白虎神而明, 赤鸟玄武之阴阳, 国实受福家富昌, 长宜子孙乐未央。”

其三是“角王巨虚日有憙, 昭此明镜诚快意, 上有龙虎四时置, 长保二亲乐无事, 子孙顺息家富炽, 予天毋极受大福。”

另外, 笔者搜集了10面带有这类铭文的铜镜资料:（笑雨补充一面）

1.“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 (图1) 。

直径19厘米, 重993克。半球形钮, 柿蒂纹钮座, 周围凸弦纹, 其内外各饰栉齿纹。主区以四枚带并蒂连珠纹座的乳钉间隔, 左饰青龙与白虎;右饰两瑞兽, 似为天禄与辟邪;前面亦饰两瑞兽, 似为角王与巨虚;后方饰朱雀与玄武。周围双圈内铭文:“角王巨虚辟非羊, 赤鸟玄武治阴阳, 仓龙白虎神而明, 国实受福家富昌, 与天毋亟乐未央, 如日月光。”外饰栉齿纹。边区素面。

2.“角王巨虚”四神间隔规矩镜 (图2) 。

直径19厘米, 重823克。半球形钮, 圆钮座, 外饰细线方框与凹弧面方框, 其内角各饰芝草纹, 两方框之间饰十二枚乳钉间十二辰铭文。主区以双圈铭文带间隔为两区:内区的四方各饰“T”纹, “T”纹两边各饰外围细圈、中间对称的短直线纹间斜线纹的带座乳钉, 乳钉外侧各饰一鸟纹, “T”纹旁的空隙处饰元气纹。与“T”纹对称的外区饰“L”纹, 四角饰“V”纹, 四方的配置为:左边青龙配人面鸟身的朱芒;右旁白虎配一鸟;前面饰两朱雀;后方玄武配独角向前的瑞兽, 似为角王。双圈内的铭文为;“仓龙白虎神而明, 赤爵玄武顺阴阳, 角王钜虚辟不详, 七子九孙治中央。”外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 外为流云纹。

3.“角王巨虚”瑞兽奏乐七乳镜 (图3) 。

直径20.6厘米, 重908克。该镜的纹饰、铭文及型制, 与《中国古代铜镜》中定名“七乳宜子孙鸟兽纹镜”基本相同, 两镜极有可能为同模。

4.“角王巨虚”四神规矩镜 (图4) 。

直径14.4厘米, 重446克。半球形钮, 圆钮座, 周围细弦纹, 外饰凹弧面方框, 钮座与细弦纹之间饰八组对称的短直线纹间弧线纹, 方框的内角各饰芝草纹。主区饰规矩纹, 八枚带座乳钉, 四方的配置是:左边青龙配人首兽身的灵怪;右旁白虎配一鸟;前面朱雀配手持芝草的羽人;后方玄武配蟾蜍。周围双圈内铭文:“角王巨虚日得憙, 上有龙虎亖时置, 长保二亲乐毋事, 子孙顺息家大富兮。”外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 外饰流云纹。

5.“角王巨虚”四神规矩镜 (图5) 。

直径14厘米, 重396克。半球形钮, 柿蒂纹钮座, 凹形处饰滴水纹, 蒂尖处饰元气纹, 外饰凹弧面方框。主区饰规矩纹, 八枚带座乳钉, 四方的配置为:左边青龙配雏鸟;右旁白虎配鸾鸟;前面朱雀配手持芝草的羽人;后方玄武配蟾蜍。外围双圈内铭文:“角王巨虚日得憙, 上有龙虎亖时置, 长保二亲乐毋事, 子孙顺息家大富。”周饰栉齿纹。边区饰双重锯齿纹、中间双线折波纹。

6.“角王巨虚”瑞兽奏乐七乳镜 (图6) 。

半球钮, 圆钮座, 外饰九枚带座的乳钉各间铭文, 合为:“长宜官秩, 子孙大吉昌。”周围栉齿纹。外饰两道中间铭文的凸弦纹, 其铭文为:“角王巨虚日得憙, 上有龙虎亖时置, 长保二亲乐毋事, 子孙顺息家大富。”主区以七枚带柿蒂纹座的乳钉间隔, 顺时针方向依次饰:人面兽身的瑞兽, 前肢托芝草, 身后饰一鸟;展翅回首的朱雀, 前面饰一鸟;前肢持棍的蟾蜍, 前设案几耳杯等物, 身后饰九尾狐;翩翩起舞的羽人配蟾蜍;正面端坐之虎, 置琴膝上弹奏, 右旁配一瑞兽;虎持铙, 右旁配一鸟;龙吹箎, 右旁配一鸟。其内外各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 外饰流云纹。

7.“角王巨虚”瑞兽奏乐七乳镜 (图7) 。

直径16.7厘米, 重555克。半球钮, 圆钮座, 外饰九枚带座乳钉间芝草纹, 周围细弦纹和两道凸弦纹, 钮座与细弦纹之间饰九组短直线纹间米粒纹, 凸弦纹内铭文为:“角王巨虚日得憙, 上有龙虎亖时置, 长保二亲乐毋事, 子孙息、家大富。”主区以七枚带柿蒂纹座的乳钉间隔, 顺时针方向依次饰:起舞的羽人, 其右饰雏鸟;跪地的白虎, 前肢持铙、槌奏乐;青龙跪地吹箎, 其右饰一鸟;曲颈回首的朱雀;展翅飞翔的鸾鸟;回首向下的两只长颈飞鸟;玄武。其内外各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 外饰流云纹。

8.“角王巨虚”五灵七乳镜 (图8) 。

直径14.3厘米, 重436克。半球形钮, 圆钮座, 外饰九枚带座乳钉各间芝草纹, 周围双圈内铭文为:“角王巨虚日得憙, 上有龙虎亖时置, 长保二亲乐毋事, 家大富。”主区以七枚带柿蒂纹座的乳钉间隔, 顺时针方向依次饰:手持芝草的羽人, 青龙, 朱雀, 身后饰一雏鸟的麒麟, 白虎, 蟾蜍, 玄武。其内外各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外饰流云纹。

9.“角王巨虚”五灵七乳镜 (图9) 。

直径14.4厘米, 重463克。半球形钮, 圆钮座, 外饰九枚带座乳钉各间芝草纹, 周围双圈内铭文为:“角王巨虚日得憙, 上有龙虎亖时置, 长保二亲乐毋事。”主区以七枚带柿蒂纹座的乳钉间隔, 顺时针方向依次饰:曲颈回首的青龙, 手持芝草的羽人, 翩翩起舞的蟾蜍, 昂首向前的白虎, 修颈回首的飞鸟, 展翅飞翔的朱雀, 卷尾向前的鸾鸟。外饰栉齿纹。边区饰双重锯齿纹、中间双线折波纹。

10.“角王巨虚”瑞兽奏乐七乳镜 (图10) 。

直径21.2厘米, 重1025克。半球钮, 圆钮座, 座外饰九枚带座乳钉间芝草纹和“宜子孙”铭文, 周围两道栉齿纹间勾连纹。主区以外饰细圈和八内向连弧纹的七枚带座乳钉间隔, 顺时针方向依次饰:奏琴的瑞兽;展翅的朱雀;持铙击奏的白虎;相对而坐的羽人;吹箎的青龙;独角的麒麟;玄武。周围双圈内铭文:“角王巨虚日得憙, 昭此明镜诚快意, 上有龙虎亖时置, 长保二亲乐毋事, 子孙顺息家富炽, 予天无极受大福。”外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 外饰流云纹。

以上的“角王巨虚”铭文镜资料, 均可归入规矩镜和多乳镜两种类型。规矩镜类中可细分为两式:规矩镜;间隔式规矩镜。多乳镜类中也可细分为两式:四乳式;七乳式。

如果以铭文的布局格式再进行细分的话, 还可区别为:钮区、钮区外围、主区外围的三重铭文布局式;钮区与钮区外围, 钮区与中圈, 钮区与主区外围的双重铭文布局式;钮区外围或主区外围的单圈铭文布局式。

第11面铜镜为笑雨补充资料，感谢大林空间提供藏品图片：

11.“角王巨虚”瑞兽奏乐“大泉五十”钱纹七乳镜 。

半球钮, 圆钮座, 外饰九枚带座的乳钉各间饰铭文“宜子孙”和芝草纹，周围栉齿纹。外饰两道中间铭文的凸弦纹, 其铭文为:“角王巨虚日得憙, 上有龙虎亖时置, 常保二亲乐毋事, 子孙息家大富兮。”主区以七枚带柿蒂纹座的乳钉间隔, 顺时针方向依次饰:起舞的羽人, 其右饰雏鸟;跪地的白虎, 前肢持铙、槌奏乐，其右下为大泉五十钱纹，钱纹上竖置一带钩纹，极少见；正面端坐之虎, 置琴膝上弹奏, 右旁配一雏鸟;青龙跪地吹箎, 其右饰一雏鸟;曲颈回首的朱雀;展翅飞翔的鸾鸟;前肢持棍的蟾蜍, 前设案几耳杯等物, 身后一振翅雏鸟;其内外各饰栉齿纹。边区内饰锯齿纹, 外饰流云纹。整镜黑漆古皮克，版模一流，难得好品。

图11 “角王巨虚”瑞兽奏乐“大泉五十”钱纹七乳镜      大林空间 藏品

二.镜铭“角王巨虚”的内涵与形象

镜铭“角王巨虚”为何物?或许大家都觉得比较陌生。为剖析古代铜镜中这一名物的准确内涵, 笔者翻检了有关典籍。《尔雅·释地》说:“邛邛虚”, 郭璞注曰:“距虚即蛩蛩, 变文互言耳”。 (1) “”、“距”、“巨”, 互为通假。“邛邛虚”亦作蛩蛩距虚。《逸周书·王会解》载:“独鹿邛邛, 距虚, 善走也。”《说苑·复恩》说:“孔子曰:‘北方有兽, 其名曰蟨, 前足鼠, 后足兔。是兽也, 甚矣其爱蛩蛩巨虚也。食得甘草, 必啮以遗蛩蛩巨虚, 蛩蛩巨虚见人将来, 必负蟨以走。蟨非性之爱蛩蛩巨虚也, 为其假足之故也。二兽者, 亦非性之爱蟨也, 为其得甘草而遗之故也。”可见“邛邛虚”与“蟨”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邛邛虚”前足长, 善走但不善求食;“蟨”前足短, 善求食而不善走。故平时后者供给前者甘草, 遇难时则前者背负后者逃跑。原来“巨虚”是古代传说中的兽类。

《山海经·海外北经》上:“有素兽焉, 状如马, 名曰蛩蛩”。《子虚赋》载:“蹵蛩蛩, 辚距虚”。张揖注曰:“蛩蛩, 青兽, 状如马;距虚, 似骡而小”。 (2) 如此说来, 蛩蛩、巨虚, 均为形似骡马的瑞兽。

但典籍的记载与古人的理解亦不尽相同, 张氏是据《逸周书》与《说苑》以蛩蛩距虚为二兽;郭氏则据《尔雅》以为一兽。二说虽然不同, 但均以距虚为兽类则相同。

考察角王的来历颇费猜详。笔者查阅了多种资料, 只见角端之名, 不见角王的完整记载。但既然汉镜铭文中把角王与兽类的巨虚相提并论, 可见角王也应该是瑞兽之属。

《上林赋》有“兽则麒麟角口, 骆驼, 蛩蛩, 驴骡”的记载。郭璞注曰:“角口, 音端, 似猪, 角在鼻上, 堪作弓”。 (3) 以此观之, “角口”之形似乎类似于犀牛。

《宋书·符瑞志》说:“角瑞者, 日行万八千里, 又晓四夷之语”。巨虚“善走”, 角端“日行万八千里”, 与巨虚一样也是善走的瑞兽。那么, 镜铭中与“巨虚”并列的“角王”, 会不会就是“角端”的别称呢?

《古今注》中有“汉成帝顾成庙……槐树悉为扶老拘栏, 画飞云龙角虚于其上”的记载。这里所画的“龙角虚”恐怕就是指苍龙、角王和巨虚。当然, 由于文献的记载过于简略, 笔者的以上说法, 也只能是一种推测。鉴于典籍中难觅“角王”的详细记载, 故对于镜铭“角王”的考究, 也只能遗憾的到此为止。

那么, 汉镜虽有“角王巨虚”的铭文, 是否有其形象呢?

(图2) 的“‘角王巨虚’四神间隔规矩镜”中与玄武相配的是一独角向前的瑞兽。这类瑞兽形象在其它汉镜中极为罕见, 但在带有“角王巨虚”铭文的铜镜中却较为常见。如 (图1) 的“‘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中, 也有类似形象及与其相配的瑞兽图案。而所举《古镜图录》的“‘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中, 也有相同的图案纹饰。

(图1) 的“‘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中有:“角王巨虚辟非羊, 赤鸟玄武治阴阳, 仓龙白虎神而明”铭文。《古镜图录》中的“‘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中也有:“角王巨虚辟不详, 仓龙白虎神而明, 赤鸟玄武主阴阳”铭文。两镜四组图案中的两组有与镜铭相对应的“仓龙”、“白虎”、“赤鸟”、“玄武”图案。那么, 所饰独角向前的瑞兽与相配的瑞兽图案, 是否就是与镜铭对应的“角王”、“巨虚”呢, 这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联想意义。

至于还有一组中的两瑞兽, 观其形象, 则很可能就是文献和汉镜铭文中常见的“天禄”与“辟邪”。

三.“角王巨虚”铭文镜的铸制年代

西汉至新莽时期铜镜的纪年铭文虽然少见, 但从铜镜的型制、纹饰、书体、字形等, 我们还是能够窥探到其流行时代的相应特征。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分析, 来推断其铸制年代。

1.“‘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 (图1) 的铸制年代

出土资料可以证明“四虺四乳镜”是西汉中期, 即太始 (公元前96年)  (4) 年间就已经出现, 并延续至西汉晚期的镜种。而“禽兽四乳镜”的演化脉络应该是:“四虺四乳镜”→四虺一端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头部形态的“四神四乳镜”雏形→“四神四乳镜”及“禽兽四乳镜”, 这样一个逐步变化演进的过程。

这类线雕工艺、边区为素面的禽兽类四乳镜大多出土于西汉至新莽时期的墓葬中。如《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61页的“连珠座凤鸟纹铜镜”, 62页的“长宜子孙四乳仙人禽兽纹铜镜”就出土于西汉时期墓葬。

铜镜是古人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具, 故生前使用, 死后随葬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所以, 新莽和东汉早期墓葬出土上述类型的铜镜, 则仍有可能铸制于西汉时期。

“‘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主区饰以并蒂连珠纹座的四枚乳钉。这类并蒂连珠纹座乳钉, 常见于西汉时期的“螭纹镜”、“花叶纹镜”、“星云纹镜”和“‘家常贵富’镜”等。 (5) 可见, 乳钉的这种装饰风格也是流行于西汉时期的特征之一。

还有, 该镜的铭文是具有隶骨篆风, 非篆非隶的方形书体。这类书体通常流行于西汉时期的铭文镜类中, 在新莽铜镜中极为罕见, 东汉铜镜中则从未见之。故饰有这类铭文书体的铜镜, 其铸制年代亦可推断为西汉时期。

根据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图1) “‘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应该铸制于西汉时期。

如果把 (图1) 的“‘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与《古镜图录》的“‘角王巨虚’四神四乳镜”相比较, 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纹饰、铭文的变化演进脉络。如后者的乳钉已为柿蒂纹座, 铭文更接近于隶书, 边区则出现了双线折波纹。由此可知, 后者的铸制年代应该排序于前者之后。但观其整体型制与风格, 则仍为西汉时期所铸制。

2.“‘角王巨虚’四神间隔规矩镜” (图2) 的铸制年代

该镜有“七子九孙治中央”铭文。镜铭中的“七”是一竖短横长的“十”字形。根据《“七”、“十”考》一文收集的自文帝至王莽等九代帝王的二十一个年号中的二十三个不同年份的材料比较:“一般都是‘七’字竖短横长, ‘十’字横短竖长……” (6) 而这一考证应该同样地适用于汉代镜铭。

能够印证这一论据的还有《文物》1985年10期中《扬州出土的汉代铭文铜镜》中的“四神规矩镜”, 上有“令名之纪七言止, 湅治铜华去恶宰, 铸成错刀天下喜, 安汉保真世毋有, 长乐日进宜孙子”铭文。其中的“七”也是竖短横长的“十”字。

根据文献记载, 王莽于公元元年被封为“安汉公”, 公元六年铸“错刀”, 公元九年罢“错刀”。据此推断, 该“错刀铭文镜”应铸制于公元6-9年的西汉晚期。

由于两镜的文字特征和整体风格类似, 且汉镜中“十”字形的七字流行时间短暂, 稍后则出现了“七”的另一种复古字体“桼”, 故图2的四神间隔规矩镜也应该铸制于王莽立“新”之前的西汉晚期。

3.“‘角王巨虚’瑞兽奏乐七乳镜” (图3) 的铸制年代

该镜铭文起始句是“新有善铜出丹阳”。“新”为王莽建立新朝之国号。

王莽于公元9年革汉立新, 设年号为始建国。公元23年王莽被杀。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故带有“新”朝国号的铜镜, 均应该铸制于公元9至23年间。由于新朝的后期已处于战乱状态, 考虑到战乱对人们生活——包括手工业生产的严重影响, 故笔者认为那些制作精美的新莽铜镜, 应该铸制于新朝的前期和中期。

《中国古代铜镜》中的“七乳宜子孙鸟兽纹镜”与此镜同形, 应该铸制于同一时期。《金索》中的“瑞兽奏乐七乳镜”虽也基本同形, 但存在着国号“汉”与“新”的区别。

对于镜铭中的国号“汉”, 多数著录者认为指东汉。然而, 《文物》1996年8期的《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和《文物》2005年12期的《河南南阳牛王庙村1号汉墓》报道定至迟为“新莽时期”墓葬出土的规矩镜带有“汉”朝国号铭文。

新莽墓葬中带有“汉”朝国号的铜镜, 无疑是铸制于西汉时期的。虽有不少著述均认为是东汉时期的, 如王纲怀就曾论述:“到了新莽灭亡以后的东汉初年, 因为文化的连续性, 也还有新莽镜式样的莽式镜出现, 其典型例子就是一部分‘汉有善铜出丹阳’镜, 因为改朝换代的需要, 只是将‘新’字改成了‘汉’字……” (7) 然而, 笔者的认识恰恰相反。王莽是以和平演变的方式革汉立新, 故延续承传了西汉镜铭的某些特征。而光武帝刘秀是以战争手段推翻了新莽政权, 建立了东汉王朝。作为敌对的政权,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通常做法是尽力抹去敌对方的印记。而现有的出土资料可以印证, 历史的真实面貌, 是王莽时期的铜镜, 将西汉之国号——“汉”, 改成了“新”。而非东汉的刘秀将王莽的“新”朝国号改成了“汉”。

4.镜铭“亖”、“桼”的流行年代

《金索》中的“四神规矩镜”和本文 (图4、5) 的“‘角王巨虚’四神规矩镜”, (图6、7) 、 (图10) 的“‘角王巨虚’瑞兽奏乐七乳镜”, (图8、9) 的“‘角王巨虚’五灵七乳镜”和（图11）的“角王巨虚”瑞兽奏乐“大泉五十”钱纹七乳镜中均有“上有龙虎亖时置”铭文。

王莽以“奉天法古”之名实行“托古改制”新政, 其中就包括把“四”字恢复为“亖”, 这在当时的镜铭中多有所反映。

裘锡圭对数字特殊字形的流行期, 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数字{四}, 西周以前都用‘亖’字表示, 春秋战国时代‘亖’、‘四’并用, 秦以后基本上用‘四’字, 只有新莽时代曾恢复用‘亖’字” (《文字学概要》110页) 。《“七”、“十”考》中也有类似的论述:“陈邦怀先生曾经正确地指出:在王莽统治时期, 和‘四’字写作亖一样, ‘七’字写作‘桼’已为一时的风尚。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 还可以更进一步判定:‘七’字作桼和‘四’字作亖, 也都限于始建国三年至地皇二年这段时间, 并非整个王莽统治时期都是如此”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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