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从列斐伏尔到福柯
孙全胜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运动的突飞猛进，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进入空间时代，空间生产模式也由先前的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本身的生产。列斐伏尔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现象，用批判的思维和方法对空间生产过程及其问题作了解读，形成了“空间生产”思想。列斐伏尔之后，哈维、苏贾等学者深化了“空间生产”的研究视域。
列斐伏尔是“空间生产”批判思潮的开启者和首要代表。他对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过程的考察相对集中在《空间的生产》、《空间与政治》、《都市革命》等著作中。他认为，理解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关键是理解其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批判
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界定是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方面进行的。他所谓的“空间生产”已经不是局部空间或空间中个体要素的生产，而是总体性空间的生产。
(一)从理论意义上考察了空间生产
在理论意义上，空间生产有两方面涵义：“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1]“空间中事物的生产”是空间生产的必有形式，因为一切生产实践都必定处于特定的空间形态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都仔细审视了社会空间中的服务于人类生存的商品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因此，马克思论述的“空间生产”主要是指资本推动的商品生产及其再生产。空间生产第二方面的涵义：空间本身的生产，由列斐伏尔最先论述。他在《空间：社会产物和使用价值》一文中阐释了“生产空间”和“空间的生产”范畴。他认为，因为城市化的迅速进行和都市空间的急剧膨胀等因素，人类的生产方式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47，这是生产力进步和空间认识提升的表现。
1.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主要指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生产的触角已经由微观的具体要素转换为宏观的空间本身。科技的进步让资本增殖渗透进空间生产领域。列斐伏尔思考的是：资本主义是如何凭借空间生产延续生命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在统一性的口号下制造出分离性的时空。他的“空间生产”不是马克思所指的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人自身的社会生产，而是尼采意义上能够轮回的“总体性”生产。“它已不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空间的问题，而是它在总体性和全局性上是一个空间，即不仅是属于分析的审查，而且它通过在理论的理解范围之内产生。”[2]这种总体性的空间生产既能涵盖宏观的全球化和微观的个人感知空间，又能呈现为中观的国家的空间生产；既蕴涵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意识，又蕴涵着人的身体本能和精神追求。空间生产不仅能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服务，与空间政治、空间阶级对立构成三位一体的政治统治体系，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前提，与城市权利、都市革命一起创造出差异正义。因此，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不只是抽象的社会范畴，而且是体现着社会关系制造和物质生产动态过程的实践概念；不仅是事物处于地点场景的经验设置，而且是生产态度和政治意识；不仅具有社会关系意义，而且依托社会关系呈现自己，并将社会关系投射于其中。
2.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继承了马克思的相关空间思想。哈维声称马克思缺乏对空间生产的考察，认为马克思更关注生产方式对宏观社会进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独立的空间机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而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实际上觉察到了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的价值，他很关注全球化、资本在空间的增殖、城市化运动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概念超越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还有那些在对立基础上由哲学家构建的所有关系。”[2]70马克思对“空间生产”的考察，主要表现在以下层面：
第一，世界历史和全球空间等级结构的形塑。资本不断变革着全球空间生产格局，形成了世界历史，引起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空间对立。资本处于增殖的需要，通过殖民打破空间壁垒，形成全球统一市场体系。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拓展，清除了资本增殖的空间障碍，而形成资本霸权。资本为增殖而进行的空间扩张，实际上是一种空间摧毁，它必然要摧毁先前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系统，不断制造出适合资本增殖所需要的社会空间结构和空间系统。因此，资本主义的全球空间生产，就是资本为了实现增殖，扫清国家界限、民族隔阂，制造一体化的空间形态、物质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构过程。
第二，城乡二元空间结构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推动了城市化的加速进行，改变了城乡空间结构，创造了现代城市地理形态，导致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并最终导致城乡的严重分化和隔离，形成城乡空间结构的二元对立。空间生产让城市成为生产中心，农村只附属于城市空间生产，从而掀起了全球性的城市化运动。城市空间不再是现实生活的有价值的实体，而是社会等级的集中展示。城市化逐渐被空间生产过程替代，导致了城市和乡村、中心和边缘的空间等级体系。城市聚集了先进的生产力、众多社会关系和公共设施，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集中，而且是资本关系的集合，承载着空间生产的社会性和社会结构。城市空间是工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集中展示，而乡村空间只能处于附庸地位。
第三，城市空间的居住等生活状况。马克思对伦敦等大城市的各个社区的住宅和消费情况作了详尽的考察，对英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的住房条件作了对比研究，并指出实现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公平分配只能依赖于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城市的面积不断膨胀，这缓解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但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也让城市日益拥挤。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控制土地资源，被剥夺了空间权利。资本家不断征地，导致农民陷入失业、失地、失权的悲惨境遇，被迫进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而城市的无产阶级只能从事低收入的职业，居住条件差，处于城市边缘，没有地位和尊严。无产阶级在城市没有空间权利，也在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商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导致了大批工业城市涌起，而城市化和工业化剥夺了工人的利益，导致工人罢工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既正确地看到了消除空间障碍对资本增殖的作用，又觉察到了城市工人罢工运动对社会空间结构变革的意义。
(二)从现实意义上考察了空间生产
在现实意义上，空间生产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生产模式，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皆是其操控对象。“空间的整体是一种生产和消费的客体，正像工厂建筑和设备、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自身。”[2]347空间生产已经变成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模式。
1.空间生产体现着生产力。空间生产不仅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高速度和运行模式，而且助推了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能源产业等的快速发展，变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工业化生产影响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进程牵制着空间生产速度，空间生产速度又制约着工业化生产水平。空间生产拓展了工业化生产模式，已经让工业化生产演变为虚拟消费经济。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转变为虚拟消费，空间生产方式也由空间中实在事物的生产变为空间符号和虚拟空间的消费。在都市社会中，空间生产既是工业化生产的主推力量，又是经济的主要运行方式，是空间的社会化形塑和社会空间产生过程。空间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人类必须不断将自然空间改造为社会空间，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原本纯粹的自然空间，经过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变成蕴涵社会意义的空间产品，变成物质财富。空间生产体现着空间中的物质资料生产及再生产。空间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生活资料生产、人口生产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呈现着区域化、信息化、规模化、专业化等趋势。
2.空间生产蕴涵着生产关系。空间生产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重要方式，为人类提供居住场地，不断满足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空间生产方式日益影响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并牵制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生产过程蕴涵着人与人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资本利益关系。空间生产就是资本利益关系在空间形态上的呈现，因此，空间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资本关系的空间呈现和空间扩张。“这就是市场的空间，流通的道路的空间，国家控制的空间——一个被严格量化的空间。”[2]352因此，空间生产作为资本推动的实践活动方式，既是空间生产主体凭借技术与空间发生的物质交换的生产力，又是空间生产主体以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为载体建构的生产关系。
(三)从经济、政治、生态等层面审思了空间生产
在沿袭马克思商品生产批判思路的前提下，列斐伏尔从经济、政治、生态等层面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及其矛盾展开了批判性审思。
1.在经济层面，空间生产打破原本的地域平衡，为资本的增殖和运转提供了最大便利。资本让空间生产变成了实现经济利益的工具、手段、媒介。空间既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又是生产和消费的目标及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作品的空间构成了生产单元：商业、农业、办公室。各种网络，将这些单元联系起来，也是作品空间的部分。”[2]191空间本身及其生产已经变成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最可依赖的方式，蕴涵着发达工业社会的所有社会关系。“这里必然会考虑到空间的应用——因此存在着一种社会关系——控制论的、电子的和信息科学。”[2]60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已经让出社会主导权，而消费占据了日常生活舞台的中心，这既让资本在空间上获得了增殖最大化，又推动了不发达地区的都市化进程。
2.在政治层面，空间生产转移了资本主义社会积累已久的政治矛盾，成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统治的根本动力。“同时生产的空间和再生产的空间被国家权力控制，并且通过空间中的对象的再生产能力像空间自身的生产能力一样得到强化，空间被打碎是为了更加方便这样的过程。”[2]354空间生产是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集中的场域，是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汇集地。全球空间生产趋势以及所产生的矛盾导致了空间形态的同质化和破碎化。空间政治批判就是要在同质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复杂的空间生产现象中寻求实现空间正义的方法。
3.在生态层面，人类凭借空间生产创造了物质丰富和政治发达的文明社会，但也创造了毁灭自己的种子。人类对自然空间的过度开发让土地变成沙漠，让生物失去生存场地。“比如，认为自然空间，被地理学者描绘的空间，这样存在着，然后在某一点上社会化了，这会产生惋惜并不存在的空间的意识形态的姿态，或者是同等地意识形态的观点。”[2]190工业化生产排放了大量气体，让全球呈现变暖趋势；臭氧层破坏导致太阳辐射直接射入人的身体，威胁到人类生存；煤炭的使用导致二氧化碳等大量气体排放，引起酸雨现象，让土地呈现酸化；有毒气体的大量排放也引起空气质量下降，危害人的呼吸系统；工业污染也影响了水质，导致水源危机；空间生产让各类生态问题更加突出。在空间生产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推动空间生产的生态化，以克服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空间生产”由列斐伏尔明确提出，被后人当做一种理论和生产形式。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1]47空间生产既是资本的扩张方式，又是一种理论研究范式。他理解的“空间生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空间的制造过程。空间生产不只是社会空间被生产的举动，而且是空间生产的完整运转流程，包括规划、流通、生产、消费等。它在本质上是资本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而采取的增殖手段，在现实上也巩固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
二、“空间生产”对于当代的理论影响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影响了哈维、福柯、苏贾等人的空间批判思想。他们从不同角度补充和完善了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哈维专注于空间生产过程，从资本积累和城市视角探讨空间和空间生产的性质，认为空间是建筑环境的结构，是建构起的“第二自然”。福柯从空间和政治权力关系、政治统治策略的视角，研究了个体和空间生产的关联。苏贾则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都市空间和日常生活问题，并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城市空间的演变过程，阐释了后现代城市的话语类型。
(一)哈维的空间批判思想
列斐伏尔对哈维的启示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列斐伏尔对空间社会性意义的论证启示哈维突出空间意识的价值；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历史图式分析启示哈维考察空间生产本身的高度抽象分工。“哈维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了40年的持续阅读和研究，奠定了他从马克思主义考察空间的理论基础。”[3]他最初提出城市空间批判的想法呈现在他的著作《资本的限制》中。
1.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批判思路。一般来说，哈维的“城市空间”批判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批判在思路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指出，社会生产总是适应于“空间生产”方式，社会生产一直处于变动中，空间生产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空间生产与社会生产恰是社会变化同一过程的一体两面。相反，要构建新的社会形态，就必须构建一个新的“空间”。他们都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突出阶级意识的价值，并都对空间形态作了高度概括。列斐伏尔把空间分为“空间知觉”(感知的空间)、“空间设想”(构思中的空间)和“生活空间”(生活中的空间)。哈维将空间形态分为绝对、相对、相关三种类型。其中，“绝对空间”是不依赖其中事物及运动而独立存在的，它不包含社会关系，总是静态的。其本身与其他东西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相对空间”是指与其他相关的东西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的空间形态，是一个具体事物。相对空间本身和其他的东西不仅有一定的接触，而且在不断地变化。“相关性空间”指的是：不仅空间本身与其他一些东西相接触，而且总在变化和发展的空间。其中，“相关性空间”被哈维当做最主要的空间类型，并作了重点论述。
2.哈维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哈维的城市空间思想和列斐伏尔又是不相同的：列斐伏尔将空间生产置于理论研究的核心，而哈维尽管也关注空间生产，但他把空间生产和全球化、城市化、阶级革命摆到同等位置。在空间生产中，资本的积累始终在进行，空间生产的分析也无法离开对资本积累因素的考察。因此，哈维对社会空间的考察又被称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空间，既是历史地理学新观点，也是社会批判理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持久性和基本性质，也反映了哈维对当代空间生产现象的独特把握。
3.哈维建构了完整的城市空间批判理论。哈维凭借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批判方法，并借助列斐伏尔著作中的批判思路，从而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框架。“关于地理的转型、‘空间定位’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在资本积累的漫长历史中的作用，《宣言》包含了一个独特的论证。”[4]在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生涯中，“空间生产”是其理论的视角，而地理不平衡则是其理论的逻辑线索。承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社会空间辩证法和马克思对整体性资本主义固有不平衡发展的分析讨论，哈维和他的学生们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空间地理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差异的地理景观。对城市生产问题的讨论构成哈维另一个理论焦点。哈维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化的角度，考察了当代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意义。他特别关注城市空间生产和资本增殖的转换，这也是中国城市空间批判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资本增殖和阶级斗争构成哈维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的基本视角。
其一，哈维承接列斐伏尔的批判思路，把资本批判方法作为其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的内在线索。哈维的《资本的限制》一书试图以整体的视角看待资本的积累和地理发展，催生了后来许多的重要研究。他不仅发展了资本批判分析方法，而且完善了资本循环理论和补充了空间修复范畴。将“资本逻辑”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核心，分析了城市化过程和城市治理模式，重塑了全球分工和生产方式以及资本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论》的解释方法被反复强调和细化。对资本增殖及其固有矛盾进行考察是哈维研究中的逻辑线索。在实际分析中，阶级和资本并不是能够清楚地分辨的范畴。劳动力变成资本增殖的主要要素，资本的社会化也彰显着阶级冲突。因此，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是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中的另一逻辑线索。城市空间中财富的过度集中和赤贫的形成是资本过度积累引发的矛盾。“都市运动通常依据其定义被视为与根源于在生产中对活劳动进行剥削和使之异化的阶级斗争和反资本主义斗争相分离或相不同的事物。”[5]哈维的《地理学的解释》和《社会公正与城市》等著作，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的重要性。哈维在随后的著作中延续了这种思路，不仅分析了垄断租金、城市的权利等问题，还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性质。目前国内对新自由主义的关注，基本上沿袭了哈维空间重构分层和阶级更替理论。
其二，哈维还在列斐伏尔空间政治理论基础上对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等作了分析。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于1981年在《空间修复：黑格尔、杜威和马克思》中首次论述，主要从国家和表征两方面进行阐述。权力的正当性、资本扩张性和空间结构的崩溃是现代社会的三大基本问题。哈维很早就对马克思国家理论作了总结，并用“领土逻辑”等论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的国家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考察。他的治理转型和国家重组理论同样延伸了国家批判理论的研究视域。哈维国家理论的特征还在于对表征作了分析。他对政治“想象”与权力“表述”作了论述。哈维通过后现代时空体验、城市体验、康德和海德格尔的审美判断等研究课题，考察了表征性对城市空间以及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哈维并不赞同列斐伏尔把社会空间提高到那么高的地位，因为空间生产本身仍处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中。空间生产和社会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空间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同样的过程，一种新形式的社会关系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空间，以适应新的社会再生产和物质实践等。社会形态不同，由此产生的空间生产方式也不同。
其三，哈维从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的角度，对空间生产过程和空间生产中的内部循环过程作了阐释。哈维指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形式的话语，它以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社会和文学理论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世界……”[6]第一，从时间角度看，资本主义总是希望加快周转时间，加快资金流通。为了避免过多的积累带来的货币贬值，只有通过长期投资来实现空间生产，例如，对人工环境，以及生产、消费、交换、运输和其他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部分投资的回报，要求很长一段时间的投入，这无形中又推迟了资本的周转时间。第二，从空间角度看，资本主义一直试图瓦解一切空间壁垒，确保资本运作的顺利展开。但是，只有通过不断破坏和谐的空间结构来做到这一点。因此，资本主义打破旧的空间格局，创造新的空间景观，例如空间关系、国家组织、全球分工和分工的劳动力在本地系统等空间功能要素。这样的空间景观必须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否则将被销毁。具体来说，就是要降低空间生产的运输成本，尽量减少生产时间，这就需要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建设铁路、公路和飞机场等交通设施，以及邮政和网络日益创新来达到减少运营成本的目的。这表明，使商品和资本有更多的空间流动是极其重要的。此外，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在什么阶段，竞争永远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将日趋激烈。资本主义非常重视空间生产的作用，它利用空间生产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以完成各方面的垄断。控制关键的战略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成为他们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法宝。哈维发觉了空间地理失衡的资本力量，从而为社会批判提供了方向。
哈维对社会空间生产过程的抽象意义，也提出了新的论述。“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7]他认为，为了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把握空间运作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哈维倡导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和地理学方法，既体现了他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维护，又显示了他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现象的独特性。
(二)苏贾的城市空间文化思想
苏贾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三空间”范畴，并对城市空间文化作了考查。苏贾以洛杉矶等大都市为例考察了后现代城市的空间文化。他的城市空间文化分析是以社会空间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的。“我对现代地理学批判和空间转向的最主要贡献是，我将社会空间辩证法和它的哲学孪生兄弟联系起来，即历史和地理的相互建构性影响，也即时空辩证法，这是一种从19世纪以来(我步福柯后尘)开始并延续到现在的本体论嬗变。”[8]苏贾采用文化研究视角考查空间生产过程，为当代空间生产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1.苏贾沿袭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批判思路来考察空间生产与社会的关系、空间生产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空间生产对政治意识的重要性等问题。苏贾致力于发掘前人空间理论的有益成果，并综合各种空间思想的利弊，以形成符合时代现实的都市空间批判理论。他凭借后现代理论和地理学范畴分析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城市空间。承接列斐伏尔的空间观点，苏贾认为，空间早已不是单纯的几何和地理范畴，而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实践的过程。空间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视阈和研究维度，也成为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的中心主题。都市空间生产既是动态、矛盾的差异性过程，又具有文本涵义、符号象征、政治意识、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意义。都市空间生产彰显着人的主体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卡斯特指出，空间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成是互动的过程。“各种社会关系与各种空间关系具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并且相互依存；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既能形成空间，又受制于空间。”[9]在此境遇中，苏贾考察了后现代城市空间文化问题。
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相同，苏贾的后现代主义空间批判理论，也强化了理论的空间性，并拓展了空间认识论，让空间认识不仅与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相联，而且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人类社会就是人建构的空间单元。人的生产实践和思想意识既不断瓦解着旧的社会空间形态，又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形态。同时，空间又形塑着人的社会实践和思想意识，也就是说，人类生产实践是对自然环境改造的结果。“如此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任何将第三空间分割成专门别类的知识和学科的做法，都将是损害了它的解构和建构的锋芒，换言之，损害了它的无穷的开放性。”[10]因此，苏贾的都市空间文化理论就是要消解传统空间认知中的僵化思想。
2.苏贾在列斐伏尔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认识论。苏贾认为，城市空间文化研究一直被禁锢在二元对立思想模式中。城市文化生活被具体化为生活方式，都市生产实践被物理化为可测量、可量度的生产方式。城市空间则变成理念性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在信息符号的编码中变成范畴空间和表象空间，成为景象空间。第一空间认识论和第二空间认识论深度关切了社会空间的物理性和精神性，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却消解了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多元意义，将社会空间简化为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生产行为等物理性的形式，让社会空间成为社会生产实践的附属品。所以，苏贾竭力建构都市空间文化研究的多元视野，它扬弃了前两种空间认识论，拓展了社会空间的多元复杂性和城市空间想象力。它将空间看作既是现实实践的又是象征意义的，既符合现实实际又具有乌托邦色彩，既是个体生活性的又是群体经验性的。我们需要加强社会洞察力，凭借社会形态的空间意义、社会历史辩证法，针对性地开掘它多元的内涵。
苏贾的第三空间认识论是一种独特而新型的空间研究视角，适应了社会历史与空间的紧密联系，并以列斐伏尔社会空间辩证法为方法论前提。它凭借引入一种选择性的他者来消解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第三空间认识论强化了空间的社会历史意义，发掘了空间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力和批判想象力。它对空间社会意义的强调，给空间研究注入了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有利于人们反思社会空间和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苏贾的城市空间研究立足于文化视角，倡导考察空间本身的生产及问题，已经很深地影响了当前的空间批判研究，是一种新的考察社会的研究视域。苏贾提倡城市空间权力，为各种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准备。他的城市空间文化研究，既顺应了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又拓展了文化学、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的研究视域。
(三)福柯的空间政治权力思想
福柯沿袭了列斐伏尔的观点，继续强化了社会批判的空间视角。他着重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思想，并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考察了空间生产，从而拓展了“空间生产”批判的视域。在对地理学影响很深的《异托邦》一文中，他作了一个大胆的判断：20世纪是“空间时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11]然而，他对当代空间批判理论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其对空间政治权力的批判性思想。
列斐伏尔考察了空间生产与政治的关系、空间生产的政治性等，而福柯则关注了空间政治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福柯的空间政治权力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工具性空间生产、政治性空间的生成和空间合理性的竞争。
1.工具性空间生产。福柯认为，政治权力是推动历史和改造客观化统治的主体力量，因此政治权力将安排和创造空间。“人们常指责我迷恋于这些空间的概念，我确实对它们很着迷。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些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12]空间生产既是权力构建的动力机制，又是其操作的条件。工具性空间生产就是将社会规定为一座圆形监狱，监狱不断地隔离弱者、敌对势力和政敌，制造僵化的统治技术和文化。“禁闭已经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13]福柯总结了三大权力关系形式——君权、规训及治理或安全，每种权力背后都有特定的服务工具和统治技术。在封建国家中，君权的统治形式是封闭的空间和国王特权空间的可视性。隐蔽的消费控制机制逐步取代暴力争夺规则，标准化机制取代了明目张胆的恐吓，能见度的不合理制度也翻转过来，规训权力在追求对监控对象持续的可视性，强调监控机构的隐形。效率和生命力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此情形下，监管、预算、调查、规划等开始进入空间控制和空间政策的制定。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三种政治权力关系是不连续的，而是构成了空间权力技术的“三角”。
2.政治性空间的生成。福柯在规训的分析中，将权力机制和工具性空间当做自动操作的策划，从而把对于生产性空间的考察集中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权力关系的微观分析中。在这种分析中，政治权力既是强制性的做法，又是生产性的工具。国家追求无限的政治权力与过量空间生产之间的平衡，从而引起一种政治空间生产的机制。在此框架下，国家结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来表达资本家的利益，并控制和利用相关的公共媒体为“统治阶级”服务。福柯在对微观统治技术的分析中赋予空间以生产性功能，并对空间表达、监管历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没有指出空间到底是什么，认为当代社会是一种“监狱化”的组织，凭借空间高压和管制，展示政治控制能力。
3.空间合理性的竞争。列斐伏尔重点考察资本积累逻辑下的空间矛盾，福柯则关注生产实践暗藏的政治权力争夺。即使福柯在政治权力的考察中一直关注政治权力的无处不在，他也觉察到了政治权力强度的变化。福柯对空间合理性的阐释主要呈现在“异托邦”思想和在管制策略中对合理性的审视上，这实际上超越了哈维对福柯持有工具性空间观点的批评。一方面，福柯总结了西方从中世纪宗教空间的等级性到牛顿时代的物理空间的伸展性，再到当代的关系空间的虚构乌托邦性和分化性，从而提供了一个空间“不是什么”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既渗透在对空间生产的考察中，也呈现在其对主体化的空间性审思上。另一方面，福柯总是从消解知识霸权的角度审视空间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空间不仅是福柯的研究对象，也是他的概念分析库，各种知识和话语都能放到这一空间考察，建构了“权力空间”、“医疗空间”和“艺术空间”等各种空间形态。在这里，空间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目的变成政治权力运作的对象和场所。为此，需要解释被历史遮蔽的知识，制定正确的社会制度规则，厘清空间、权力和知识的互动关系。这将空间研究深入到对空间政治性的研究，将管制策略从物理空间形态延伸到空间的政治权力机制，这其中既包括对计算和空间的理性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空间合理性的概括。
福柯没有像列斐伏尔一样运用马克思分析方法考察空间生产过程，而是通过权力关系视角研究空间生产机制。工具性空间、政治性空间的生成和空间合理性的竞争组成其空间政治权力研究的基本点。福柯立足于后现代的批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政治权力操作系统。尽管福柯在不同的阶段对空间有不同理解，但空间始终没有游离于他的视野之外。
总之，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不仅使哈维、苏贾、福柯等人受益匪浅，而且对当代的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文化批判等学科也都产生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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