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刘文辉起义家族万亩地产中央该如何处理？有近万农民分到土地
1949年12月9日，时任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响应解放军号召，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的身份，从彭县向外界发出了通电起义，这便是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著名的彭县起义。
而刘文辉的义举，加速了四川全境的解放，更为解放军日后挺进西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但功劳归功劳，此时刘文辉的内心里，还是有一丝忐忑的，这最大的原因，还是土地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文辉有一个哥哥，他的名字叫做刘文彩，此人虽然早在前几个月去世了，但他给蜀地带来的巨大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尤其是在他经营下留给刘氏家族的庞大地产，更让刘文辉不知该如何处置。
当然刘文彩的起家，本身就是依靠于刘文辉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同时刘文彩又用赚来的钱，为刘文辉筹措军费，这种互相依附的关系，一直持续了近三十年，也使得刘氏家族地产从1920年的不足百亩地，发展到刘文辉起义时的一万两千多亩。
或许我们现在的人对于一万两千多亩的土地没有什么概念，但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的认知里，土地就是财富，因此刘文辉起义后，他的家族遍及大邑以及周边十多县的万亩土地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让刘文辉很棘手的问题。
当然刘文辉对于我党的政策，他自然很清楚，土地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党革命的初衷，例如从1927年起，我党独立自主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我党更是将第一次国共战争，称为土地革命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刘文辉深知，自己既然选择了起义，就应该响应党的政策方针，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刘文辉态度很好，但在四川土地改革初期，我党一些土改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还是遇到了不少难题。
这种难题之所以会出现，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四川解放时间较迟，因此我党在这里群众基础薄弱，人民不了解我党的一贯政策。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便是四川解放得益于很多原国民党将领选择了起义，但同时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地主的身份，因此土地改革就得讲究方法，尤其是针对刘文辉这样式的人物，更要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四川新解放区农村工作问题，还给主政大西南的“刘邓”二人发去了指示，其中毛主席明确指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问题要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更要分阶段地开展。
从毛主席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我党对于四川新解放区的政策也是从未有过的，这便是要从全局角度出发，不能搞一刀切，因为如果按照老解放区的办法干，这容易伤害很多起义人员的“感情”。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产生了好奇，既然如此，那么四川新解放区后来的土地工作又是如何完成的呢？尤其是刘文辉这样式的家族拥有万亩地产的起义将领，中央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说到这里，这不得不说中央领导人们的智慧，早在1950年1月的时候，主管土地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就以中共中央的身份，向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组发出了通知，他明确说道：在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地，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需于1951年秋后进行。
为什么要在1951年秋后进行呢？因为在这之前，中央决定统一思想，动员群众，并且中央将这个契机，选择在了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议的时候。
当然中央如此安排，也别有用意，因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本身就是党外人士参与居多，其中像刘文辉这样式的人物，多数都是政协委员，这样一来，党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各地代表来到北京后，就土地改革问题展开了商议，其中专管全国土地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专门就新解放区土改问题，进行了工作报告和动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而在大会期间，同样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刘文辉，因为受到了很多思想上的教育，他在大会中就自己的问题，进行了专门发言，他如此说道：
“听了刘副主席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我想谈一谈土改问题，我个人已经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必须彻底的实行土地改革，这是势在必行，无可置疑的，假如我们对于土改稍有动摇，那我们的革命就将半途而废。”
由此可见，此时的刘文辉，对于土地改革已经丝毫没有了抗拒，除以上表态之外，刘文辉还如此坦白的在大会中说道：“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条件无保留的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
而在刘文辉的讲话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毛主席更是对他的这番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能如此支持政府国家的工作，真是了不起。
就这样，因为中央领导人的努力，这个“难题”最终得以化解，仅以刘文辉家族万亩地产为例，在1951年1月23日，川西行政公署便颁发了《关于大邑等十县提前土改的决定》。
据当时在大邑县工作的土地改革工作队资料记载，本县一共26个乡镇里面都有刘氏家族的地产，而这些土地，均在重新分配之列，每一个农民，人均可得一亩二，这就是说，仅刘氏家族一万两千亩的地产，就使得近万普通农民分到了土地。
不得不说，四川土地改革真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后来很多党内外人士，还将四川土改称为全国土地工作中的“淮海战役”，这足以见得，做四川土地工作的艰难程度。
当然随着大西南土地改革的解决，我党才算是真正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而这场伟大的胜利，同时也向全世界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便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
此后，新中国的广大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能将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其中，为恢复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努力。
回到正题，刘文辉对土地工作的支持，可以说是继他彭县起义之后，又为新中国做出的大功一件，其后他又相继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等职务，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而晚年的刘文辉，他重新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回忆，写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在这本书中，刘文辉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自己的过往没有丝毫回避，进行了剖析和坦白，向世人讲述了自己从一个封建社会旧军阀，是如何成为新中国一员的，其中刘文辉在此书中，笔者认为他有一句话写的非常好，他如此说道：
“我的反蒋本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却因失败而倾向于亲共，我的亲共也是违反阶级利益，亦因时势推移由假变真而导致了起义，其所以能如此，党的领导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党热情地争取我，团结我，教育我，支持我，使我逐步认识了真理，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取得了前进的力量。”
由此可见，在刘文辉思想转变的道路上，党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实际上刘文辉这个人，前半生他的所作所为，没能摆脱军阀的局限性，这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他也只能算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
但值得一说的是，尽管刘文辉在旧时代是一个军阀，但他却表现的和其他军阀不一样，例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记者前去偏远的西康省考察时，他们却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居然非常漂亮。
这让他们很诧异，因为他们觉得西康如此偏远的省份，政府也没有多少钱，学校应该很差才对，为何现在如此宽敞明亮呢？其实这还是得益于主政西康的刘文辉，他当时虽然只是一个军阀，但却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给各级政府下有命令：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也因为这样，西康如此落后的一个省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却有着非常好的教育，就这一点来说，刘文辉也是难能可贵的。
文章写到这里算是结尾了，今日笔者给大家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除了让大家对刘文辉能有客观的了解之外，更希望大家能学习像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等开国领袖这种做事做人的宽广胸怀。
正所谓革命和感情并不冲突，工作和原则也不矛盾，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能二者结合，让其更有温度，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