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大家好！今天参加这个线上讨论，前面的几位发言听了以后很受启发，特别是对企业层面怎么样创新发展，在疫情冲击之下有所作为，听到了很多鲜活的信息。我想谈的第一点，要强调的感想，就是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了，确实形势非常严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一个季度负6.8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幅度接近20%。但现在我们要反过来再想一下，这也是自西班牙大流感以后百年不遇的一次“黑天鹅”事件—疫情冲击。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十年民营企业在新经济领域的发展，我们这次的情况会怎么样？那要比现在的情况更严峻得多，更加不可收拾。在这次疫情冲击之下，民营企业为主在前些年终于冲出来的这些数字平台公司，还有和它们配套的这些快递等等运用新技术支撑的经济运行机制，起到了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特别是民生事项里不可替代的某种基本支撑作用。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得到一定收敛之后，当下我们讨论的进一步提振消费，还要充分肯定在创新发展、民营企业发展，以民营企业和其他我们已有的各种类型企业的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提高发展质量这样一个党的基本路线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统领全局的方针。在这个继续使我们的创新发展提供高质量发展支撑力方面，我感觉在消费领域里现在已经形成很多的创新点，大家可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更好地按照一个系统工程来添砖加瓦，让它更好地表现出来总体的绩效水平。前面蚂蚁金服几位企业人士介绍的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只是蚂蚁金服所做的努力，其他的一些数字化平台、民营企业的作用，都可以直接间接地感受到，大家有可能继续形成合力，特别是这些企业在自己已有的有效供给能力基础之上，和地方政府形成积极的互动，拉动大量千千万万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当然也还可以更积极考虑跟一些大型企业，规上企业等）更好互动。在战胜疫情往后，我们要进一步由“前低”迎接“后高”的过程中，怎么更好的把各种潜力、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出来，现在已经听到很多操作上的新鲜经验，还有，从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地在提振消费方面要有所作为的意向来看，我们是有种种现实条件支持的，这些已经可以调动的物质条件，还要配上我们更好的政策支持，还有我们整个按照系统工程来设计把握的一个有效供给体系的优化，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地方政府现在一些很现实的感受，也说得很直截了当，比如前面介绍的地方政府感到和平台、商家一起来做消费券这方面的补贴，实际上等于一种免税，地方政府在分级财政框架之下，归它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税收来源，可以在预先匡算了以后，就设计到消费券具体方案的量值里。这样，首先在有一定工商业活动发达程度的地方，它的工作力度实际上加上这个杠杆，就形成了相当可观的一个对于消费提振的作用，而且从整个运行来看，不会说后面有什么吃不了兜着走的问题。包括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虽然是西部欠发达区域，毕竟是一个中心城市，这种实际上以地方政府年度可支配的税源预先设计到免税的方案里去对接消费券，对接到商家、平台，一起形成合力的操作方案，有很现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刚才刘世锦主任也强调了要特别考虑在当下的救助。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视野还可以再放宽一点儿。从政府体系来看，在让老百姓有消费能力的源头这个方面，首先要考虑的是低保人群、失业人群、低收入阶层。我们过去多少年已经建立的一些体系，比如失业保险金（我们的政府事业单位其实没有失业的问题，但很多年前就规定我们每个员工的工资每个月都要有1%的失业保险金交上去），合在一起，听说全国的失业保险金滚存的余额已是万亿元以上，现在就得要积极动用它，谁失业谁不失业，相对来说也好认定，这在管理的方面又可以借助于我们这些数字化平台一些信息的佐证，相互配合，对特定需要扶助的丧失打工机会的人群，用失业保险金去扶助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还有就是在当下研究者们都在讨论的今年要发的特别国债，它是在提高财政赤字率、更积极运用地方专项债旁边的第三项重大措施。到底怎么把握这个特别国债的设计思路等，还在讨论，我听着意见也不一。但是我是觉得，在特别国债考虑它怎么样支持我们长远发展的后劲儿这方面，还是要跳出单纯消费的眼界，它要同时考虑我们过去已有的两轮特别国债，首先是积极支持有效资本形成而优化结构、支持我们长远发展后劲儿这样的重点和经验。那么在可用资金方面，当然有必要时，也是可以一部分用于救助、纾困的。但在此之前，我在另一讨论场合已经说到了，我们还要注意到，原来整个制度框架里已经有朱镕基同志任总理的时候就强调的，建立起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资金，形成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掌握的资金池。这个资金池现在应该是有接近3万亿元的资金量了，它在当年镕基同志考虑的时候，原则是一般情况下不动用，要应对几十年演进里一些特别的、非同一般的支出需要。那时最简单的一点，就是2030-2033年我们的养老体系支付高峰期那时需要一笔战略资金来应对，另外，可能还有一些特别意想不到的运用资金的需要，而今年，我认为就不是一般情况，是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之策，就可以考虑动用一部分社保基金理事会所掌握的资金池里的资金力量。那么，这些资金力量是不是可以跟现在已经有一定经验的各个地方定制化设计的刺激消费的措施打通，我觉得是应该积极探讨的。各个视角合在一起，它是一个政府、平台、商家，各种类型的企业，还有可能我们以后还要调动一些社会上的研究咨询服务力量、志愿者的力量，形成互动的这样一个整个中国社会创新发展中提振消费达到尽可能合意愿目标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方面，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已经给出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启发，可以把类似的讨论更广泛地开展，形成一些尽可能顺应于听说是要很快召开的两会上决策需要的参考意见。这从宏观角度来说大有可为，我们也有潜力，有基础，有可调动的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在具体的数字技术应用这方面，中国人在后发优势这个概念上已经有很好的体现。中国运用数字化技术的后发优势在前些年，其实伴随着一个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方面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我们制度上的比较优势，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在数字化技术开发与应用中间，国有企业的决策机制一般来说很难冲过的“烧钱”阶段，是靠民营企业的几个巨头终于烧钱冲过去成功了。这些现在已经成气候的几家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巨头，实际上又不是按照我们过去所说的形成寡头垄断以后要通吃的那个带出弊病的局面，实际上要重新认识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这种立住脚的“风口上的猪”式成功的寡头垄断特征的企业，它们怎么带动大量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大量的小微企业，包括穷乡僻壤的淘宝村的出现、淘宝户的跟进，来形成共赢局面。在我们战胜疫情继续努力的过程中提振消费，这样一种民营企业的特殊的值得肯定的“共赢效应”，一定还会有更好的体现。这就给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是战略层面的，是执政基础层面的，是要和整个社会中我们方方面面主体的共赢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我们这方面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政方针，理直气壮地鼓励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等各方面更加放开手脚，创新发展。最后我还想谈一个看法，就是在我们讨论消费提振的大思路框架上，我个人认为也不要把投资看低。因为整个消费，涉及我们前面提到消费意愿、消费工具、消费环境几个概念，从源头上来说，消费的意愿在经济学上的分析，不能光讲主观上人们自己意想中的需求，最关键的是要有实际的收入，真金白银入了钱袋子的收入（当然现在已有电子货币的形式），就是人们可支配的收入形成了有效的支付能力、购买力，这叫有效的社会需求，它由千千万万的社会主体形成了，便是我们消费意愿这个层面上最根本的东西。这些老百姓，特别是低端低收入人群，他们的收入怎么样入袋，怎么样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一定要有前面有效投资形成的可持续的经济运行支撑力，否则这个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在始发的环节上，需求作为原生动力，后面跟着的供给对它的回应形成有效供给，来形成实际经济生活里实实在在的产出与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他们有钱可以花的局面，再加上预期上总体来说有相对好的预期而敢花钱，那么这个消费意愿才落地。后面跟着的消费工具，我们现在的数字化，我们的消费刺激，等等，还有消费环境里的财产保护、制度环境旁边还要加上我们现在所谓“新基建”要进一步提升的5G网络以及我们的信息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支撑更好、更便捷的消费的支付、结算、消费的信贷，整个消费行为的低交易成本，更安全更可靠等等，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是由消费的意愿落到了产出供给与消费工具和消费环境合起来的一个支撑中国经济的整个系统，使老百姓美好生活不断实现的过程中，供求可以良性循环，积极互动。前面所说多管齐下的支持提振消费的系统工程，作为前提要考虑的支撑力，是离不开我们的有效投融资、有效的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结构优化中所带来的可持续后劲的。所以，当下看到今年，又要看到再往后，我们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特别国债里的资金运用的重点，一定要对应到新基建概念，5G、数据中心、信息中心等等。中央所说的重点，其实也不限于那几个所说到的具体概念，有些东西你说它是新还是旧？像冷链物流，显然它的重要性太明显了，你称它是老基建也好，新基建也好，对它一定是要发展的，而且一定要结合着数字化平台、人工智能得到充分发展。而这些要做的硬件、软件合在一起的建设项目，在形成其实际形态上，政府的资金有限，新老基建一定是要积极运用像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财政贴息带动放大的商业性信贷的融资支持等等创新机制。而这样的项目建设、新区开发里面，我觉得已经成气候的民营企业，又大有可为，完全可以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思路以PPP的方式，以新区连片开发、综合开发等方式，在这里面充分地把握和显示民营企业的用武之地。我们的阿里、腾讯也好，京东、苏宁也好，那么多的中心要建，新区要建，系统要建，你说政府提出的新基建，政府自己能出多少钱呢？政府只能四两拨千斤，出一些引子钱，给一些“可行性缺口补贴”。而新基建整个投资的展开，我觉得就要对应上我们今年要考虑的特别国债，它里面的资金要积极考虑支持这样的长远发展事项，使投资和消费形成良性循环，使我们的消费未来还可以不断得到提振，不断产生后劲儿的基础建设成为其可持续的支撑。这个思路上的探讨，我觉得也很有必要。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