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游录 | 车陂：广州城中村的过去与现在

云游录：一个宗城四处游荡并留下一些文字的地方。

车陂，广州的一处繁华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国社会的缓冲器，它给予那些大城市的漂泊者落脚之地。每到一座城市，我都会想去那里的城中村逛逛，这一次去广州，我住在车陂（bēi），它是广州最大的一处城中村。

车陂位于广州城区东郊、中山大道与黄埔大道之间，由宋末元初的乡绅建立，不远处是繁华大道，里头则充满市井的烟火气息，保存了广州本土的特色，下雨天，走在歪歪斜斜的小巷，眼前色彩与雨雾交织，凉茶店、按摩店、茶餐厅、士多店、潮汕风味、湛江白切鸡等等店铺一字排开，曼妙女子，穿拖鞋踩在轰隆隆的摩托车上，南方雨夜，好似车站聚会，适合拍黑色电影，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拍的是冼村，现在冼村都是现代都市，没看头，去车陂，反而更有意思。

车陂这样的城中村，更能彰显广州的市井。在广东有一支很火的乐队叫五条人，它歌唱的就是广州的市井气息。所谓“阿珍爱上了阿强”，那是广州城中村的风味，《梦幻丽莎发廊》，那种含混着迷幻和塑料袋气息的土味柔情，能唤起广州打工仔的冷暖回忆。小贩、摊主、流浪汉、小镇青年、本土土著，车陂为这些人提供容身之所。

车陂龙舟赛，摄影：陈志刚，下图同

城中村并不是脏乱差，譬如车陂，它的街道很干净。虽然店铺密集、人口繁多，但这里的大街小巷保持着雨后的清爽，空气中弥漫着湿漉漉又黏稠的气息，附近是渠，介于河流跟臭水沟之间，不清澈，白天呈淡绿色，夜晚浮动金光，打开地图看，犹如一条细细长长的蚯蚓，爬行在广州城内，连它的名字都难以寻觅。

据当地人说，这种渠道被称作“涌”，当地有条很有名的“涌”叫洗马涌，位于东圃大马路石路街西侧，是车陂涌的支涌，从北向南入车陂涌，再流入珠江。据《天河掌故》记载:“支涌长500多米，最宽处15米。解放前，洗马涌上游可达中山大道；河道宽阔，可以行船。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经济发展，该涌变短变窄，部分河段甚至已经枯竭。”

洗马涌这个名字，相传跟南宋抗元有关。南宋末年，元军占领广州，南宋忠臣王道夫、凌震、张镇孙等人组织反抗。景炎二年（1277年）四月，广东制置使兼经略安抚使张镇孙一度收复广州。十一月，元军反扑，宋军不敌，张镇孙不忍广州百姓再受摧残，以投降为代价，换取元军不对广州屠城，而他自己则选择在押解途中自尽殉国。

张镇孙死后，代理兵部侍郎王道夫收编各路散兵游勇，明知对抗元军如以卵击石，为了南宋，为了自己最后那一丝信念，他依旧在广州顽强抗敌，哪怕以死报国。而他当时训练士兵的基地，正是在洗马涌，因为宋军常常在这涌道边洗马，所以有此名字。

车陂虽是城中村，但相貌繁华。在这里有东圃摩登城，也有雅景大广场，离它不远，东北边是广东奥体中心和钟岭，西南跨过珠江，是广东会展中心和大学城，中大、暨大、华南师范，广州有名的大学，基本在这附近。所以很多上班族、打工仔，乃至一些大三大四实习的学生，会选择在这附近住，省房租，交通又便利，如果是广东本地人，下了地铁，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车陂真的很像广东二三线城市，走在那儿的深巷子，看到肠粉铺、烧鹅店，还有兴致勃勃下象棋、牌九局的老大爷，那感觉和家乡无异。

车陂的历史发展，颇能象征广东一类城中村的变迁。这类城中村由乡绅建立，不受政府过多干预，在市民社会的滋润下，成为地方的小共同体，千百年来不但躲过了历次兵灾，还保留了深厚的宗族文化。广东人重视宗族，大到官家，小到平民，过年都会去宗族祠堂拜祭，那里保存着完整的族谱。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却有自己很传统的一面，甚至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宗族文化保存地最好的不是北方，而是广东、福建和江南这些沿海之地。

广东人重视亲谊，做生意也常跟亲戚一起做，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宗族内的人互相照应是常有之事。在粤语里有个词，叫“帮衬”，就是互相照应、帮忙的意思。广东人爱说:“帮衬下兄弟。”或者:“近排(最近)生意好晤好，使唔使(用不用)帮衬一下？”在广东人看来，做生意，靠谱是第一位的，而出门在外，最靠谱的，一个是好友，一个是和自己有亲戚关系的人，所以这两类人，是他们交往的重心。

车陂宗族文化的发达，在于它有九大姓氏祠堂，分别是郝、苏、王、梁、黄、简、黎、马、麦等九大姓氏，对应在车陂繁衍生息的九大宗族，其中的王姓，最早源于南宋时期的江南士绅王道夫。此人出自太原王氏一脉，祖居江浙，至南宋末年已有4、5代之久。到了王道夫这一代，蒙古正摧枯拉朽地扫荡中原大陆，南宋偏安梦碎，时刻有亡国之危。王道夫时任南宋朝廷广东道转运使、兵部尚书，在南宋朝廷退守广东后，身先士卒，组织多次抗元行动，奈何大势已去，王道夫最终死于崖山海战，殉国南宋。王道夫死后，其后代王龙溪遵循祖训“不仕于元”， 带领家人迁至番禺永泰乡（今车陂）定居，至今26代。民众感其豁达俊爽、亦是忠良之后，改永泰为龙溪，作为纪念。

尚书王公祠，图源：潘小娴

梁氏宗祠

梁氏宗祠“摆中元”。图源：潘小娴

今天我们来到车陂，还能见到一座王公祠，据当地史料记载:“元朝至正年间（1340年），王龙溪为纪念先祖王道夫而建‘家庙’。明永乐年间（1403年），其后裔将‘家庙’扩建，更名为‘尚书王公祠’，成为少有的以官名代替人名的祠堂。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修。2002年，又进行修葺。尚书王公祠位于车陂东岸祠堂大街，两廊三厅两天井，正门门匾为整块花岗石，上有‘尚书王公祠’五个阳刻大字，苍劲雄浑。门贴一副对联‘莆田绵世泽，南宋旧家风’。”

所以，车陂的崛起其实是跟南宋末世联系在一起的，毋宁说，它是南宋士绅流落广东的产物。从南宋到明清，车陂几大姓氏的繁衍轨迹，大多都与江南士绅南渡有关。

试举几个例子。比如车陂郝氏，其祖先郝世荣也跟王道夫一样，祖上是太原人，到他这一代在江南做官，后来蒙古入侵，他随南宋皇室一路南下，直到广东新会。郝世荣为躲避搜捕，夜宿侯王祠，梦见侯王提醒元兵将至，遂动身渡江，逃出生天，之后南宋亡国，他也移居到了龙溪（今车陂）定居。

又例如:车陂简氏，祖先曾是范阳（现河北省定兴县）人，北宋时期迁至金陵（现南京），靖康元年(1126年)，再迁广州；车陂黄姓，祖先原是江夏郡人，家族因南宋国难而遭遇大变，不得不迁至广东南雄珠玑巷，到了明朝，黄氏家族的后裔黄桂庭又携家人迁居车陂。车陂麦姓，始祖麦良韬为广东南雄百顺里人，人称麦铁仗，为隋朝大将，后战死于隋征高句丽之战，追封宿国公。隋唐时期，麦氏群居在南雄百顺里，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后人麦必达率族人从广东南雄迁至广州。到了元末明初迁居车陂。

车陂苏氏有三。其一祖先为北宋名士苏东坡之后，原籍四川眉山，南宋时期移居广东，辗转到车陂；其二叫“隆兴苏”，始祖苏东坡之三子苏过之曾孙苏茂才，号隆兴，时任南宋宣义郎，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随南宋皇室南渡至广州，后入车陂；其三为“高地苏”，祖先为宋朝人士苏宗，后因蒙古南下，迁徙入广州，先到增城，明朝时在车陂居住。

除此之外，不胜枚举。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车陂的发展跟国家危亡、士绅南渡有着莫大联系。在朝廷更替之际，有崇山峻岭庇护的岭南，尤其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成了江南士绅在宋末元初的流散之地。如果说广州还保留着很多传统文化，就与这一轮轮的迁徙运动有关。

每到春节期间，车陂就会有祈神舞狮的活动。这在广东很普遍，我小时候在家里，逢年过节，鞭炮齐鸣，醉师出动，城中村里有名的宗族为了展示地位，在广场大摆宴席、大放鞭炮，螃蟹、海鱼、烧蚝、鸡鸭鱼肉，板凳围成一圈，从高空俯瞰，就像密密麻麻的圈圈，充斥着噼里啪啦的放炮声。后来城市发展，限制鞭炮，春节期间的响声少了，但走进那些城中村，还是能听到一些。

在车陂人看来，宗祠是儒家礼制的产物，也是维护一个地方风调雨顺的重要基础。文明国家，孝治天下，宗祠文化的核心正是崇孝敬祖。在车陂乃至广东大大小小的城中村，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它不仅用于“崇宗祀祖”，还是族人商议要事、教化后代，以及各房子孙平时办理婚、丧、寿、喜等大事的场所。

车陂人为了延续宗族文化，会安排专门的人做口述史。2019年3月，当地的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就联同中大的研究生，开启了宗祠文化口述史的调研项目。

如今，车陂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龙舟文化。每年春天3、4月份，车陂龙舟队就要“吹鸡”集训，一群人铆足了劲，准备端午扒龙舟。到了夏至、端午，车陂就会成为龙舟的天堂，鞭炮齐鸣，龙舟竞逐，整个车陂聚满了龙舟文化的爱好者。这些龙舟就像跑车一般，在河道快速划过，弯道漂移，浪花滔天，壮汉门涨红了脸，在狂暴的河水里展开生死时速。

到了那时，车陂会有十多支船队下水竞渡，每支队伍六七十人，烈日下的岸边，一排排人给他们加油打气。此情此景，正应了新裤子乐队的一句流行歌词，“生活因你而火热”。而到了夜晚，那些疲惫的人会回来。他们早上也许是外卖小哥，也许是格子间里的上班族，也许，是远道而来的漂泊者，但到了夜晚，他们都聚集在这座天河的城中村里，在小巷，在热闹的街边，重温童年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