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成都籍“男神女神”
在《华阳国志》中对蜀中先贤俊彦、士女淑贤的叙述评论占有四卷之多。此书卷十《先贤士女总赞》的序论中说：“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多士克生，髦俊盖世。恺元之畴，感于帝思。”意思是蜀中自汉代以来，才智之士、德高望重之人层出不穷。文中所说的恺元之畴，指上古杰出人材，相传上古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之为“八元”，而高阳氏也有才子八人，称“八恺”，自此以后八元八恺就成为才能卓异人士的代名词了。所谓“感于帝思”，是说历代的才俊之士都受到皇帝的礼遇和尊崇。最后引出作者撰写《先贤士女传》的动机：“其耽怀道术，服膺六艺，弓车之招，旃旌之命，征名聘德，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苹蘩者，奕世载美。”表明作者表彰之人皆为才高德美、懿行贤淑的人中俊杰。《先贤士女传》记载了在晋代之前，蜀地大量的风流人物，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择重介绍，其中，重点介绍严遵。
君平街纪念大学者严君平
他不愿做官甘心算命养家做学问
在蜀郡先贤士女中，大哲学家严遵名列其首。常璩是在“严平恬泊，皓然沈冥”八字概括之下，展开记叙的。严遵，成都人，字君平，他的学业很专精而高妙，对于号称群经之首的《易经》研究得最为精深而见解独到，同时沉浸于《老子》《庄子》的探析，也成就斐然。
严遵学问虽高，难得更是心理健康，志趣超凡。他长于卜筮，却不故作高深、装神弄鬼。他通卜筮行教化与青年子弟，如果儿子来占卜，他即以孝开示，兄弟来卜问，即言之以兄弟之间的友爱，臣子问卜，教其忠君爱国。总之，针对不同的问卜对象，给出有益于人伦纲常之义予以疏导。他的卜筮并不以聚财为目的，每日所得的钱，可以满足基本生活之后，就不再进行，其余时间则研习学问，探索老庄，著有《老子指归》十万余言，使李耳（老子）的道家学说，更加系统条理化，得以发扬光大。《指归》的道论与哲学思想为扬雄、王弼、成玄英等人所继承,成为魏晋玄学所提出的“贵无”“自然为本”的本体论与重玄学的萌芽，是道家的重要著作。
严遵教导子弟，与儒家不同，不主张为当官而学校。出身蜀中的大辞赋家、学问家扬雄，少年时曾接受过严遵教导，于是到京城后推荐严遵出仕做官，都被婉言谢绝。严遵对世俗名利，有理性判断和自己的态度，据《高士传》记载，他曾说：“多财积谷使吾有劳神之苦，高位显名使吾有杀身之虑。”所以扬雄对严遵的评价说：“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由衷地赞美严遵不慕荣名利禄，久处社会底层而无怨无尤。如此的人品操守，确实令人佩服。
严遵卜筮于成都少城，为了纪念这个成都出的著名哲学家、学者，后人把他当年居住之地命名为君平街，就在人民公园后门。当年的君平街中学据说就是他卜筮之处，学校里还有一口井，据说严君平当年就是汲此井水饮用。令人遗憾的是，君平街虽然还在，可君平街中学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有人民公园内茂密的竹木，似乎还在向曾在此居住的先贤保护着昔日的安宁与幽谧。
我们知道扬雄是个辞赋家
其实“西道孔子”更能表现他的分量
享有“西道孔子”美誉的扬雄，《华阳国志》对他评价甚高。他虽然家庭贫困却处之泰然，好学不倦。读书通晓大义，不为章句之学。他十分敬仰同乡司马相如华瞻的文采和《子虚赋》《上林赋》等作品，自己写了传诵当时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被汉成帝任为郎，但仕途坎坷，不得升迁，扬雄却淡然处之，潜心撰述。他的境遇并不理想，王莽篡汉，任命他为大夫，校书天禄阁，结果卷入朝廷斗争，被逼跳楼差点死掉。
扬雄著作等身，辞赋十二篇，与汉赋大家司马相如齐名。但人们不太知道他在哲学方面的造诣也是极深，他的哲学著作《太玄经》九卷，称誉学术界，并有《法言》十三卷。前者模仿《周易》，分八十一首，以拟六十四卦；后者为模仿《论语》而作。他还是非常著名的文字学专家，《方言》是其代表作。他是汉代享有盛名的学者，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对他极为推崇，并为他的著作进行注释、推介。人们称他“西道孔子”，实非妄言，他是当时成都出身的最受学界尊崇的伟大学者、硕儒。吴郡著名学者陆绩曾为《太玄经》做注，称扬雄为圣人。现在来看，扬雄也堪称成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常璩以“子云玄达，焕乎弘圣”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扬雄、司马相如的故事，我们已经说得很多，前不久晚报还专门以专版对二人进行了介绍，所以，虽然此二人在成都文化文学史中具有超凡地位，这里也就不再展开。
优秀的成都男女还很多
做官治学持家都体现杰出成就
蜀中自汉代文翁兴教励学之后，蜀学日盛，涌现出一大批称誉后世的文化名人，《华阳国志》中有诸多记载，我们选择几个代表，请读者体会下其中楷模的类型。
成都人李弘，字仲元，志行超迈，家教甚严，学识渊博，不慕名利。常璩评价他是“邦家仪行”，可谓做人行事的楷模。
郫县人何武，字君公，因其对策（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成绩优异，担任郎官（侍从之官），后升至大司空，拜汜乡侯。常璩说他“为人忠厚公正，推贤进士”，在他的举荐下，著名循吏龚胜、龚舍，名士唐林、唐遵均获得重用，他还先后向朝廷举荐了辛庆忌、薛宣、朱博、王嘉等名士，受到器重，是高位而识拔贤良的名臣，常璩称他“举贤为国”。现在的郫县一中，就是历史上何武的墓茔，只是曾经的陵墓、楠柏，现在已经消失了。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对汉代文翁兴教，派遣蜀中聪颖好学的青年到京城求学的故事有了介绍，成都人张宽就是其中一位，他受文翁派遣向博士学七经，回成都后广泛传授，并著有《春秋章句》十五万言，可惜现在已经亡轶。
成都人杨终，字子山，十三岁写的《雷赋》传诵一时，并且通晓屈原的辞赋、东方朔的《七发》。汉明帝时，他与著名儒者、史学家班固、贾逵同为校书郎，共同完成了对司马迁《史记》的删节，将其缩写为十余万言。著有《春秋外传》十卷，《章句》十五万言，流行于当时。现在已经亡轶。
蜀中爱民如子、治理地方业绩显著的官员书中记载得不少，其中杨班和罗衡最为突出。杨班字仲桓，成都人，罗衡字仲伯，郫县人。二人共拜著名征士何幼正为师，学业和人品均为人称道。杨班任不韦、茂陵令时，地方社会风气大变，深受民众拥戴，当时号称“名宰”。而罗衡在做万年令时，注意以身作则，社会秩序良好，达到路不拾遗的地步，政声传到朝廷，将其升迁至广汉郡郡守之职。他曾经任过职的地方，还立其祠纪念。常璩称赞二人“遗爱在民”。
蜀中贤淑之女，则有司马敬是循吏张霸之妻，她善待张霸前妻所生的三男一女，视同己出，自己所生的一子和前妻子女共同接受其教育，“恩爱若一”，是后母的典范。在她的教导下，子女都很有出息。另外还有临邛的陈氏女，丈夫去世后，含辛茹苦将儿子抚养成人，乡人贤之；还有姚超二女的忠节、忠孝可嘉的禽坚等等，《先贤士女传》中多有记载。
·结语·
在《华阳国志》每卷的结尾部，都有简明扼要的“撰曰”，其往往是作者对所叙述内容小结性的评论，言简意赅，警策精彩。如第一卷《汉中志》的“撰曰”：“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故于《春秋》班侔秦、楚，示甸卫也。”指出古之巴国与中原华夏的亲密关系，周室的戚亲，就像秦楚与周室的关系一样，如甸服（周王直接统治区，王畿之外五百到一千里之间的区域）卫服（周王畿之外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之间的区域）一样重要。在《汉中志》结尾处又说：“汉沔彪炳，灵光上照……而皇刘应之，洪祚悠长。”认为汉沔二水所流经的区域山川形胜，物产丰富，是刘邦建立政权的发祥地，所以享有两汉统治长久的岁月。而对《蜀志》的评论则认为蜀郡据华山之阳，是中国重要河流汶江的发源地，大禹的故乡，黄帝儿子昌意妃的生活之处，土广万里的天府之国……如此等等，是我们阅读此书时应加关注的重要内容，不可轻易放过，其价值就像二十四史每卷结尾处的“赞曰”一样。
我国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二十四史对于地方性的历史事件及人物故事，有不够详尽之憾。因而各种类型的地方史志所记的人物轶事、山川地貌、人情风俗等内容就成为正史的重要补充，这也是“郡国书”赖以生存的重要空间。据《中国古方志考》记载，方志之书几乎与文明社会的出现同步，只是由于时代的冲刷，不少地方史已经淹没于历史沧桑之中而无法寻觅了。
诞生于晋代的《华阳国志》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地方志中的精品，它没有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是因为该书的巨大价值及独具的社会影响。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地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赅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离者，盖无几也。”评价是相当高的，也是符合此书实际情况的。
当然，此书在叙述先民历史时，有一些神秘虚妄的记载，这大概是上古历史资料的匮乏与上古史的神话与古史很难截然厘清的普遍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