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疫情让中国电影倒退三十年

病毒让人们彼此隔绝,冲突却并没有因此舒缓。
街头暴力、大国摩擦、底层失业、经济停摆......
每一天都是考点的2020年,从未让人如此深刻地感受到:
历史,并不一定是进步的。
这一点,放在电影行业同样适用。
所以,2020年关于中国电影最好笑的段子也就诞生了。
“有人说'疫情让中国电影业倒退三十年'。”
“我心想还有这等好事。”
▲这条豆瓣广播不出意外地被删除了
时光机倒带至三十年前,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彼时,人们正从政治浩劫的震惊中醒来,批判过去、重认自我成为创作主旋律。
随即资本主义的大潮袭来,商业与艺术日渐矛盾,民族寓言与私人记忆形成分野。
那是中国电影最有表达自由,最有艺术自觉的一段时间——
恐怖片里有人念诗(《夜半歌声》1995),小学生与外星人对话(《霹雳贝贝》1988);
一不小心有露点镜头,台词辛辣不可想象。
78班(第五代主力)狂揽国外大奖,87班(第六代主力)迂回于地下......
若疫情真的可以让中国电影倒退三十年,相信热爱电影的人都会发出心的呼唤:
求求了!
01 走向世界
每当日韩电影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中国电影总是最被刺痛的那一个。
今年年初,看着奉俊昊捧着奥斯卡奖杯笑得像个丰收老农,中国影迷心里,除了羡慕也难免酸楚。
也只有回到三十年前,中国电影才能自我安慰:
咱祖上也是阔过的。
自1988年,张艺谋凭借《红高粱》擒得柏林金熊,成为首个征服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柏林、威尼斯)的中国电影人起,盛况一直绵延到2000年之交。
在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等海外大奖的核心奖项上,中国电影几乎年年都有所斩获。
第五代导演双子星,张艺谋拿完金熊拿金狮(两次),陈凯歌则补缺了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座金棕榈。
华语演员里,葛优首摘戛纳影帝(《活着》1994),张曼玉首擒柏林影后(《阮玲玉》1992)。
夏雨(《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和巩俐(《秋菊打官司》1992)分获首位威尼斯影帝与影后。
其中巩俐不小心还“集邮”了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的女主角(《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
在世界影史上,她是继费里尼御用男主马塞洛·马斯楚安尼之后,第二位达此成就的演员。
还有香港的王家卫,台湾的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等,所获荣誉不一而足。
那时的电影圈,彼此帮衬又互相竞争。
张艺谋给陈凯歌摄像,娄烨和王小帅互相客串,侯孝贤为杨德昌抵押房产。
电影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成了一代人对历史身份和文化身份的确认。
成为一群理想青年推翻上一代、开启新纪元的成人式。
▲第五代旗手陈凯歌和张艺谋
▲台湾新电影运动旗手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思想的喷射,语言的革新,让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形成一股气候。
一次又一次实现零的突破。
相比如今,中国导演多陪跑,中国明星成毯星的凄切,八九十年代的热闹几乎不可复制。
02 共同繁荣
电影是时代的产物。
80年代的文化思潮,90年代的商业浪潮,是中国电影人得天独厚的水与空气。
带领中国电影突破戏剧式表达的第五代率先与国际接轨,盛名在外。
但八九十年代的精彩,除了被过度谈论的第五代,少不了其他几代电影人的共同书写。
第三代代表人物谢晋,被视作中国最会讲故事的导演。
1986年,评论家朱大可一纸檄文《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尖锐地指出其创作中的“道德煽情”、“固守传统”、“迎合强权”。
引发了文化界关于谢晋电影的大争鸣,被认为预示着谢晋时代的结束。
但大争鸣期间拍摄的《芙蓉镇》,还是被众多观众视作他的艺术巅峰,甚至是很多人心中“中国最好的电影”。
文革期间的人物群像,命运浮沉,构建出本民族的史诗气质。
有深沉的政治反思;
有心荡神摇的性欲描写;
最难忘的,还是那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背后所显示的人的韧性。
故事通俗,但境界不俗。
第三代超越时代的局限,用政治运动的悲剧反衬人性的强音。
各方面都很成熟的《芙蓉镇》,成为80年代反思电影的一座高峰。
同年,谢晋提携过的女弟子——第四代女导演黄蜀芹,也拍出了生涯最佳影片《人·鬼·情》
知名影评人戴锦华评价其道:
“在当代中国影坛,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女性电影’的唯一作品。”
程蝶衣以男儿身扮虞姬痴恋霸王,秋云以女儿身化钟馗捉鬼。
性别认同和戏梦人生的相似主题,少不得让人要拿它与《霸王别姬》相提并论。
但不比后者的史诗感和戏剧性,两者的气质完全不同。
秋云通过扮演男人获得了世俗的成功,但是她卸下妆变回女人时,却无法得到幸福。
黄蜀芹以戏曲蒙太奇等更加心理化的呈现手法,通过女艺术家扮演男人来逃离女性命运的一生,来关照现代女性的身份困境。
如果说现在的很多女性电影是用虚张声势的矛盾对立和口号,来取悦女性群体。
那么,《人·鬼·情》的女性意识,则是片中那根凑近了看才能看到的针。
▲这跟钉无疑是传统性别权力对一个“不正经”女人的教训
它并不激进,也无毁灭的快感,而是扎进肉里的隐隐刺痛——
当女性审视自我时,就能感受到的刺痛。
1994年,第五代集体交出自己的封神作品。
陈凯歌拍出了《霸王别姬》,张艺谋拍出了《活着》,前一年则有田壮壮的《蓝风筝》。
同为第五代的黄建新,那时还不拍主旋律献礼片,而是拍政治讽刺片的一把好手。
他的《背靠背,脸对脸》,通过文化馆馆长这种芝麻小官的官位之争,映射出中国人的人际政治。
官场上,代馆长王双利施弄权术挤走新上任的老马和小阎,而不知自己只是上级晋升路上的一颗棋子;
家中,一家之主王双利夹在妻子父亲之间两难,贤妻诱使公公献出自己的棺材本,慈父则想把孙女致残再让儿媳生个带把儿的。
可谓政治即生活,生活即政治。
官场失意的王双利试图通过生二胎来拥抱家庭幸福、自我安抚。
但在一个人际关系已然被政治思维扭曲的环境里,人的精神注定永远无法被安慰。
相继在94年附近问世的,还有第六代娄烨的处女作《周末情人》,以及管虎的处女作《头发乱了》。
青春爱情、摇滚乐队、暴力犯罪成为他们故事中的共同元素。
戴墨镜的王志文和甩长发的耿乐,比赛扮酷。
摇滚噪音,嘶吼出都市年轻人的迷惘和愤怒。

没有第五代生逢其时的幸运。

以张元为代表的第六代逃离主流官方话语和审查体制,以流浪的姿态徘徊于地下王国,寻求自己的突围之路。

他们拒绝第五代的民族寓言,只对身边的人和事感兴趣。

他们坚持独立制片,小成本、手持摄影、边缘人叙事成为显著标志。

相比于前几代创作的某种集体性,第六代已经变得难以归类,风格分散。

第六代之后,中国电影很难再形成“代”的说法,世界影响力也渐趋微弱。

但无论是第五代,还是第六代,在如今资本与审查的双重夹击下,回归主流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

大师拍主旋律,第六代商业化,中国电影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正能量。

03 想象与尺度

1989年, 一部“儿童不宜”片引发了不可思议的观影狂潮:

影片当时一票难求,平时才几毛钱的票价,被炒到六块钱一张。

这项70万小投资的内陆最早独立制作,最后创下近5倍的票房盈利。

它便是我国首部立体声恐怖片——《黑楼孤魂》

在反对封建迷信的文艺创作方针下,《黑楼孤魂》的重要影史意义便在于,它头一次清晰地出现了“鬼”的形象。

而所谓的“鬼”,不过是一个眼珠子会转动的烂布娃娃。

▲时过境迁后,观众只觉得挺萌

但该片上映之后,国产片就被规定:不得再出现鬼的形象。

它也成为电影局批示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儿童不宜”的电影。

鉴于特殊的国情,国产恐怖片最后一般都要告诉观众:鬼是假的。

《黑楼孤魂》于是把它归结为一群精神病人在医院里讲的一个故事,结尾的镜头全是各种颜色的药片。

导演梁明这样解释这个收尾,“十年文革之后,每个人都需要吃药”。

而那句台词——“国家病了,何况人呢”,搁现在看只会让人惊叹“怎么过审的”。

变态邪典也可以拍得很文艺。

新版《红楼梦》拍得鬼魅阴森、让人不适,这绝不是李少红临时起意或者哗众取宠。

早在她的处女作《银蛇谋杀案》 里,她的文艺邪典气质就已经暴露无疑。

一代偶像贾宏声,边听披头士的Let it be,边用毒蛇咬杀衣着清凉的美女。

电钻钻手、电梯碾人、玻璃插肩、死尸按快门......花式虐杀手段和重口场面让人倒吸凉气。

墙上惊现露点肖像,地铁偶遇中国有嘻哈,T台走来长腿模特队,开放的新时代又潮又诡异。

贾宏声饰演的变态连环杀手,在想象中完成了自己的英雄反杀,而现实里只是凄惨地饮弹自尽于电影放映机旁。

在男同学们沉醉于政治寓言和时代批判之际,第五代文艺女青年李少红则少有地聚焦了欲望都市中边缘、孤寂而脆弱的心灵。

正是这部大胆出格的处女作,为李少红赢得了日后电影的独立执导权。

1988年,张国立、葛优、梁天在北京开了一家3T公司——“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

无业游民操着共产党的心。

这一年,电影圈频繁使用王朔的语言。

米家山执导的《顽主》,只是王朔小说改编电影的四分之一(其他还有夏钢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黄建新的《轮回》以及叶大鹰的《大喘气》)。

1988,由此称为“王朔电影年”。

它贡献了“朋友有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等谵妄之语;

恶搞了文坛、嘲讽了德育、讥讽了孝道、质疑了父辈;

更贡献了中国影史上最cult的T台秀。

T台上,少女模特、京剧花脸、地主地主婆、贫农、资本家、红卫兵、健美小姐、迪斯科舞者、解放军、国军朝着观众徐徐走来。

京剧花脸捂眼不看裸露的现代少女,地主与贫农相互咒骂,红卫兵对资本家和封建残余高扬拳头,解放军举枪围剿国军败将。

他们一开始势如水火,到最后又群魔共舞。

一场走秀,将中国的历史进程、内在对抗和混乱荒诞,生动凝练地展示了出来。

王朔的不正经,让我们看到了讽刺喜剧的解构力量和新鲜魅力。

04 喜剧的胜利

1989年的政治动荡,被视为80年代理想主义的终结。

90年代,商业片成为中国电影的最终出路。

而喜剧片,无疑是商业类型的最大赢家。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当葛优在《甲方乙方》里说出这句缅怀过往的念白,却和冯小刚一起开创了贺岁喜剧的新时代。

同样改编自王朔小说,和《顽主》玩弄相似的概念。

却因为更夸张、更捧腹、更温情,而具备了更吸引观众的商业性质。

投资600万,最终票房3600万,《甲方乙方》为中国电影市场成功普及了档期的概念。

后续的《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继续着商业上的成功。

葛式小人物+京味儿贫嘴的冯氏喜剧,给当时陷入低迷的中国电影市场打了一剂续命针。

同样地,90年代疲态初现的香港电影,也要靠喜剧救市。

1992年,香港年度十五大卖座影片中周星驰占了七个,并且前五名都被周星驰包揽。

其中《审死官》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还为周星驰夺得一个影帝。

因此,1992年也被成为“周星驰年”。

周氏喜剧,象征着香港电影最后的混乱中的生机——

高效的拍片效率,本土特色的主题,绝对号召力的本土明星。

葛优、周星驰,无疑是中国影迷心中的最后神话。

无论是葛优的都市喜剧,还是周星驰的港式无厘头,喜剧都可视作一种折中主义。

在搞笑与商业里暗藏几分辛辣与悲剧性,不失为社会批判的最后防线。

反观今日之喜剧,全是凑段子的低级幽默,靠卖鸡汤总结中心主旨。

当市场上充满了相声、小品、综艺、鸡汤式喜剧,是言论尺度的收缩,也是创作者的堕落。

贺岁档的风光一去不复返后,喜剧终于也再难掌握中国电影市场的总舵。

如今,中国电影连卖笑,都要靠电影之外的网络段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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