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专栏】甘茂华|让文学给生命的家园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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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学给生命的家园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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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人物访谈问答

一、文学于您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我理解，文学的存在，首先是生命的存在。没有生命，哪来文学？而对生命的理解，有人把它比作烟花，有人把它比作河流，孔老二就说过，逝者如斯夫。我是个土家人、山里人，我把生命比作一个背篓。往背篓里装什么东西，那就是生活。有人装仕途权位、装荣华富贵，也有人装仁义奉献、装家国情怀。生命的背篓，既可以装物质的东西，也可以装精神的东西。其前提条件，来自生命个体的选择。我的选择是，让文学给生命的家园点灯。我往自己生命的“背篓”里装的是文学艺术，点起这盏灯，便照亮了我生命的路。

读书写作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事情，我愿意这样生活。少年时不知天高地厚，狂妄到想当鲁迅，也幻想天上掉馅饼，一不小心就弄出一部《红楼梦》来。几十年写作磨炼渐渐明白，自己的“背篓”能承载多少重量，怎样做到量力而行，才能走过十八弯山路。正是由于热爱生命，我才热爱文学，正是由于我相信自己还有一点文学才能，我才坚持把这件事做了一辈子。王安忆说成功的秘诀就是写，不停地写。这话是经验之谈，我信。即使写了没报刊发表我还是写，写了没有稿费我还是写，写了有人送鲜花有人骂狗屁我还是照写不误。

王小波说，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我以散文写作为主，而且是以土家民族风情散文写作为主，生活面窄，一点也不时尚，不但不吸引读者眼球，而且被人看作乡村秀才式的落伍者，赚钱养家那是痴人说梦，甚至还要挣钱倒贴，比如出书。那为什么还要以此为乐呢？还是王小波那句话：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

所以，文学于我的一种存在，并不是什么崇高壮丽的事业，而是生命“背篓”的爱的情怀，是我生活的选择，生活中难以分割的有意思的一部分。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二、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发表的？还记得当时的心情与故事吗？

1979年6月至9月，我参加山西省作协在“文革”后首次举办的文学作者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山西老作家为了培养青年作者，仿效中央文讲所的宗旨、性质、办学方式而开办的。学员来自全省各地市在文学创作上比较活跃的业余作者20多人，在太原市的省作协大院集中脱产学习4个月。当年9月，我在《山西文学》前身《汾水》杂志发表散文处女作《老顶山上访丁玲》。同年12月，在《汾水》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最美丽的》，并被评为当年山西省优秀短篇小说二等奖。第一次有作品登上省级文学杂志，我很激动，连续几夜辗转难眠。42年后重读旧文，往日情景历历在目。

我那时还是个工人，在山西省太行锯条厂带锯车间做热处理工。丁玲那时还未平反，生活在严寒的日子里，下放在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上一个村子里。我约了几个贴心朋友去拜访她，多少还有一点政治风险。同去的朋友都是文学爱好者，郝晓峰、尚鲁宁、李晓晨，我们骑着自行车，从颠簸的山路上寻访而上。多少年后我们回忆这件事，具体细节记不清楚了，但与丁玲见面交谈的亲切氛围和请教文学写作的这一主题，依然留存心底。

大约是2011年3月的一天，春寒料峭。我在宜昌市铁路坝新华书店，在传记文学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为丁玲作传的书：《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湖南作家涂绍均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书很厚，36万字，价格不菲，65元。我站在书架前，边翻书边犹豫，买不买，突然，“甘茂华”三个字从书中跳出来，一下子吸引我看下去。却原来，涂绍均先生把我当年访丁玲的一件小事写进了这本传记中。他所使用的材料，来自我初涉文坛的散文处女作。我是光头跟着月亮走——沾光了。于是，我买了这本书，回家后有滋有味地看起来。

值得一记的是，读书会期间，我和同伴们认识了蒋韵、韩石山、张石山、李国涛、周宗奇、燕治国、王子硕、焦祖尧等一大批山西优秀作家，其中很多人成为一辈子的良师益友。往事并不如烟，漫漫人生路上，许多人和许多事是值得纪念的，是值得咀嚼回味的。感谢《中华文学》的这次访谈，让我又回到年轻的时候，又回到太行山上。

三、您如何看待生活、职业和写作的关系？

从最初写作直到退休以后，我始终是一个基层的业余作者。这个身份很尴尬，在文坛无足轻重，在单位不务正业，两头都不讨好。曾经在工厂十几年，在文联编辑部三年，在银行办公室又是十几年，一晃就老了。这个身份的好处是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及其工资，不为柴米油盐的生活发愁，业余时间尽可以放手写作。非常羡慕那些有中国特色的专业作家，作协发工资，稿费归自己，还常常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国外参加以文学名义而举办的旅游活动，他们活得真是潇洒。而业余作者离组织太远，又受上下班约束，大多处于一种孤陋寡闻、孤军奋战、自生自灭的境地。如果不是与生俱来的热爱和勤劳，天资和坚持，业余作者就只有死路一条。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层业余作者还是文运不太好的人。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来说吧。在工厂因为写作受到不公正待遇，我宣布“让钢笔生锈，要榔头发光”；在银行因为写作受到质疑，我宣布“上班写公文，下班写散文”；在非职业写作过程中，我习惯了遵循命运的安排，将生活和职业作为生存的责任，将写作作为人生的使命，顺其自然地活着。我用一颗平凡的心去感受这个并不平凡的世界，用笨拙的笔把我耳闻目睹的故事尽量讲好，在人生路上留下一点擦身而过的痕迹，给读者带去温暖人心的爱意，我想这就是我生活中坚持写作的意义。

特别是对于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作者来说，文学写作是一把打开大千世界的金钥匙。从小说、散文、诗歌的写作中，我不仅发现物质世界的丰富多彩，而且发现心灵世界的无穷魅力。我认为文学写作，说到底是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个安妥的地方。我找到没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直不离不弃地在找，在找的过程中活得开心快乐。不管从事怎样的职业，不管过着怎样的生活，对我而言，写作与它们融为一体，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是脚踏实地的真切和亲切。一句话：写作使我找到自己，又走向人生。

四、故乡是许多写作者绕不开的话题。您笔下的故乡是怎样的？

文学评论家毛正天和柳倩月曾在2004年第8期湖南《民族论坛》上发表评论文章《关于甘茂华散文的母题》中指出：“如果说民族风情特色是甘茂华乡土风情散文的个性表现，那么，'还乡’母题则是一个使甘茂华散文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起共鸣的共性表现。”关于故乡的写作，在我的散文中呈现为一种鲜明的精神特征，即“归心似箭”。“还乡”的母题，也使得我的故乡与现当代许多作家的乡土创作得到了呼应与共鸣。

我笔下的故乡是怎样的风貌？不是鲁迅那种回乡后又离乡的忧伤和彷徨，不是沈从文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桃花源，不是贾平凹那种古老封闭的商州样子，而是像清江那样绵延不绝的乡愁，积淀了数十年的还乡之情后如山花般烂漫绽开。我的故乡如溪水一样欢涌而出，像山歌那样热情奔放。具体说来，故乡在散文中不仅仅是呈现为一种乡情意识的洇蕴铺染，同时也是本人曾经漂流他乡的精神皈依之所。

五、与《中华文学》的缘分。

追溯我与《中华文学》的缘分，就会连接到我与社长、主编杨如风的缘分。很早就认识他，大概是他读大学的时候。后来只知道他以诗名世，几十年间却没有来往。我退休以后，他在一个微信群里联系上我，就主动向我约稿。文学圈子从来就不是圣洁的地方，待人也很势力。为了免看白眼少受气，我退休之后与省城作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也羞于往大报大刊投稿，埋头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东西。没想到，杨如风仍然一腔热诚地尊重我、抬举我，我自然是不敢怠慢。在他支持下，2018年《中华文学》第2期发表了我的12000字散文《穿越巴山楚水》。没有辜负他的厚爱，该文被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收入2018年散文卷，重庆出版社出版。2019年《中华文学》第1期发表了我的45000字中篇小说《定风波》。2020年《定风波》由著名作家叶梅作序、著名评论家李鲁平作跋、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次，2021年夏天，中华文学杂志社打造的高端访谈栏目，杨如风又邀我做一次人物访谈。据说，他们在后期还会统一制作15分钟独家专访视频。这是一个老作者的幸运，是《中华文学》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莫道夕阳晚，人间有真情，一本杂志就是一根扯不断的红线，就是真情的见证。

算起来，我学习文学写作已有42年了。很惭愧，写的数量少，也没有写出什么优秀作品。虽说出了十几本书，得了十几个奖，但那不过是生命河流中转瞬即逝的一些小小浪花，点缀似水年华，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也没有人会认真注意的。但我自己和我的亲人师友们，却很看重这些文字，认为这是我人生值得纪念的事情。记不清是哪个诗人说过，文学不能改变现实，但会改变你的人生，让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温暖、充满希望。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如此幸甚。最后我要道一声：衷心感谢《中华文学》，文学之树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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