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体育
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有关，宋代体育运动往往对抗性减弱、技术性增强。
一 武术
社会矛盾深刻、民族矛盾尖锐是促成武术繁荣的重要因素。为形势所迫，朝廷不得不在军队中加强军训。农村出于反抗暴政或保卫家乡的需要，组成习武组织。前者如没命社、霸王社、亡命社等，后者如弓箭社、忠义巡社等。苏轼讲到过河北西路的情况：“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入社者每人置弓一张、箭三十只、刀一口，农时“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农闲“阅习武艺”。城市则有商业性武术艺人社团，如南宋临安的射弓踏弩社、川弩射弓社之类。
当时拳术往往以套路形式出现，如太祖创长拳三十二式。器械武术有长足进步，曾公亮《武经总要》列举各种弓弩、棍棒、武术用刀，并附图解。南宋已有“十八般武艺”一词，既见于戏文《张协状元》，又见于华岳《翠微北征录》卷7《弓制》：“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一般指九长九短，如矛、锤、弓、弩、剑、棒、枪、刀等。岳飞少年时代长于射艺，得益于民间武术家周同。李全精于枪法，有“李铁枪”之称，使枪“杆长七八尺”，“枪头重可四十五斤，日习击刺，技日以精，为众所服”。其妻杨妙真更胜一筹，自称：“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并擅长刀术，“能马上运双刀，所向披靡”。瓦舍艺人朱来儿则是使棒高手。
所谓“诸军百戏”，不少属于与舞蹈相结合的武术表演。《东京梦华录》卷7《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载，百余名军士“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接着表演节目，如两名军士分别扮村夫、村妇，“各持棒杖，互相击触，如相殴态”，便是棍术表演。军士表演节目纯属娱乐活动，艺人的演出则合娱乐性与商业性为一。他们在勾栏、瓦舍、空地进行打硬即跌扑翻滚、东西班野战即模拟战斗及挽弓执刀、运枪使拳等各种武术表演。
在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下，难免有人对武术心存偏见。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杂录》载，“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其母冯氏视武术为“一夫之技”，十分气愤，连骂带打，“碎其金鱼”。朝廷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往往禁止民间习武。如政和五年（1115）四月，大臣上奏：“江南盗贼间作，盖起于乡间。愚民无知，习学枪梃弓刀，艺之精者从而教之。一旦纠率，惟听指呼，习以成风。”徽宗接受建议，下令禁止：“敢为首者，加以重刑。”
与生活环境和民族传统有关，少数民族俗尚武勇，普遍长于骑射，“无不习战，刀弩枪牌，用之颇精”。女真就很突出，《金志·初兴风土》称：“善骑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不用舟楫，浮马而渡”。金朝把骑射列为科举考试加试科目，《金史》卷10《章宗本纪二》载，明昌四年（1193）四月，“敕女真进士及第后，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旨在鼓励骑射，以便不忘旧俗。
少数民族往往刀剑不离身，如五溪蛮“出入坐卧，必以刀自随”。只是携带方式不尽相同，《岭外代答》卷8《蛮刀》云：“瑶刀、黎刀带之于腰，峒刀、蛮刀佩之于肩。”难怪社会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也能制造出精良的弓弩刀剑。如西夏弓，《梦溪笔谈》卷19《器用》称：“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吐蕃“善锻甲”，所产铁甲，“强弩射之，不能入”。大理刀有“良刀”之称，据说能“吹毛透风”。
契丹、女真有举行射技比赛的习俗，称射柳。契丹射柳往往在举行瑟瑟仪祈雨时进行。《辽史》卷49《礼志一·吉仪》称：“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女真射柳与祈雨无关，通常在五月五日举行。《金史》卷35《礼志八·拜天》称：“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镟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契丹还有射木兔与射猛虎的习俗。《辽史》卷53《礼志六·嘉礼下》称，“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
二 相扑
相扑又称角抵或争交，即摔跤。相扑表演可分为两类：一是军士因朝廷举行重大活动而表演。《梦粱录》卷20，《角抵》称：“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第九盏，例用左右军相扑，非市井之徒，名曰‘内等子’。”二是民间相扑手为谋生而表演：“瓦市相扑者，乃路歧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詄手之资。先以女秗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不少州县乃至农村，也有相扑运动。如忻州（治今山西忻州市）、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民秋后结朋角抵，谓之野场”。所谓“女秗”即女相扑手，先由她们开场卖艺，招徕看客。仁宗曾观看女子表演相扑，司马光描述道：“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旁侍，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他认为不合礼法，建议朝廷严加禁止，“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然而直到南宋后期，女子相扑依然如故。表演之外，还有比赛，以南宋临安护国寺南高峰的露台争交水平最高：“须择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获头赏，可得旗帐、银杯、彩段、锦袄、官会、马匹等奖品。贾似道专权时，温州相扑手韩福得头赏，除获奖品外，还授予军佐之职。
山西晋城北宋墓壁画中的男子相扑图（摹本）（选自《中国文明史》第6卷）
辽朝的相扑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自我娱乐。《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载，太祖在处死300余名叛逆者前，“赐宴一日，随其平生之好，使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戏射、角抵，各极其意”。可见，角抵是不少契丹人的“平生之好”。另一类为相扑表演。太宗等皇帝曾“观角抵戏”。张舜民《画墁录》称：辽人“角抵以倒地为负，两人相持终日，欲倒地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覆面而走”。所谓辽人不乏汉族，尤以“并、汾、幽、蓟为多”。这些相扑手自唐末五代以来进入辽境，为辽代相扑的兴盛作出了贡献。相扑在金朝同样很流行，不仅“百姓纵观”，而且海陵王多次“观角抵戏”。
三 球类运动
球类运动统称“球鞠之戏”，从前主要流行于上层及军中，宋代普及到民间。《东京梦华录》卷7《驾幸宝津楼宴殿》称：琼林苑宴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由于球类爱好者增多，专业球类表演团体应运而生，以齐云社即圆社最著名，有“若论风流，无过圆社”之说。并涌现出不少球星，如王齐叟“以蹴鞠驰天下名”。当时的球类运动按接触球体的方式划分，主要有以足踢球和以杖击球两大类。
宋蹴鞠纹铜镜（摹本）（选自《中国文明史》第6卷）
以足踢球又有无球门与有球门之分，有球门者称“筑球”。球门门架高三丈有余，用杂彩结网，网中留一洞，俗称“风流眼”，直径约一尺。球用皮革缝制，或实以毛，或充以气，重量轻，有弹性。对参赛人数无严格规定，14、24、32人均可，平分为两队。北宋时，每队各有球头一名、次球头两名。南宋时，分工更明确，有球头、跷球、正挟、副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球头负责进攻，由他用力一脚高射，使球穿过“风流眼”。与唐代不同，宋代大多实行单球门制，球门位于球场中线，两队隔网比赛，身体互不相撞，激烈程度明显减弱。无球门者称“蹴鞠”，又叫“白打场户”。踢球者双手下垂，可用足、腿、膝、肩接触球体。以踢球者的鼻子为界分身体为左右两部分，球落左边，只许用左半部身体迎击，落右边则以右半部身体碰踢。胜负按所踢花样的多少与动作难度的大小决定。
宋人板球图 陶枕（选自《中国文明史》第6卷）
宋代蹴鞠球门（选自《事林广记》）
以杖击球又有乘畜与徒步之分。乘畜挥杖击球称“击鞠”，又称打马球。乘马击球叫大打，通常实行双球门制，乘骡、驴击球叫小打，一般实行单球门制。球用木料制成，体积如拳头，表面涂漆，或素色，或彩绘。球杖长数尺，前端弯曲，呈半月形。参赛者平分为两队，所着球衣颜色不同，进行集体对抗。击球入球门即得筹，先赢三筹者获胜。徒步击球称“步击”，又叫步打球。比赛方式与打马球相同，只是球场小些。步打球在宋代经改进，变贴身冲撞为间接对抗，称“捶丸”。参赛者二人、多人、两队均可。赛前，各方掘地为“球穴”，并在距“球穴”60至100步处选定“球基”。开赛，球员由“球穴”向“球基”击球，入穴即得分。
打球本是军中之戏，太宗将它升格为军中礼。每遇重大典礼，都有球类比赛。《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击球》诗云：“肃奉乘轺命，仍陪戏马游。朋分初回出，势合复相收。顾盼华星澈，萦回紫电流。良因重嘉好，礼接使臣优。”徽宗、孝宗酷好打球，堪称球迷。打球受到某些士大夫鄙视，陈俊卿告诫孝宗：“踢鞠之戏本无益于用武。”孝宗辩解道：“击球，朕放下多时。”
辽代盛行打马球。《宋史》卷262《李涛传》称：辽穆宗“好击鞠”。《辽史》卷18《兴宗本纪一》载，兴宗曾“召善击鞠者数十人于东京，令近臣角胜”。可见近臣们球技不低，足以同专业球员决一雌雄。兴宗本人“击鞠无度”。道宗也乐此不疲，耶律塔不也“以善击鞠，幸于上，凡驰骋，鞠不离杖”。为防止渤海人习武，朝廷“禁渤海人击球”。到重熙七年（1038），才“弛其禁”。
金代打马球，单、双球门制并行，或“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或“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完颜宗翰、宗望都好击鞠，在俘虏宋徽宗北上途中，定要徽宗看球并作诗：“锦袍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邪门。”金世宗好打马球，宣称目的在于“示天下以习武”。为鼓励习武，朝廷将击鞠列为科举考试项目。金代后期社会风气渐趋文弱，章宗于泰和七年（1207）下令“免试”。哀宗沉湎于击鞠，其养母宣宗王皇后训斥近臣撒合辇：“上之骑鞠举乐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国用安“喜与轻薄子游，日击鞠衢市间”，人们指责他“无将帅大体”。
四 水上运动
宋代所谓“水嬉”，泛指水上运动。《宋史》卷113《礼志十六·游观》载，太宗于淳化三年（992）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这便是一场皇帝亲临、看客众多的大规模游泳比赛。《东京梦华录》卷7《驾幸水殿观争标锡宴》称：“有两画船，上立秋千。”“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水秋千”类似于现在的跳水。《宋徽宗宫词》云：“苑西廊畔碧沟长，修竹森森绿影凉。戏掷水球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水球”体积与足球大致相等，持球者站在水边或船上，用力向水面抛掷，以远为胜。与生存环境有关，南方的秇民水上运动技术高超。他们“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善没海取穥”。
当时的水上运动以竞渡最壮观。《萍洲可谈》卷2称：“江浙民间多竞渡，亦有龙舟，率用五月五日，主屈原，湘楚之俗也。”如温州“以端午日，竞渡于会昌湖，里人游观弥岸，绮翠彩舰，鳞集数里，华丽为它郡最”。绍兴则在每年二月二日举行，鉴于“竞渡有争进攘夺之患”，史浩任知府时，“堆设银杯彩帛，不问胜负均以予之，自是为例”。南方各地均有竞渡，如福州在上巳与端午举行。《鸡肋编》卷上称：“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大端午’，泛舟竞渡。逐村之人各为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身挂楮钱。或争驶殴击，有致死者。”官府因而“特加禁焉”。五溪蛮也有这一习俗，《溪蛮丛笑·爬船》称：“蛮乡最重重午，不论生熟界，出观竞渡，三日而归。既望复出，谓之大十五。”其“船分五色，皂船之神尤恶。去来必有风雨，一月前众船下水饮食，男女不敢共处”。在各地的竞渡中，当推北宋开封金明池与南宋临安西湖的表演最精彩。
金明池原系水军演练地，后为水上娱乐场所。这里船坞宏伟，《梦溪补笔谈》卷2《权智》载，熙宁年间“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参赛龙舟造形各异，有虎头船、飞鱼船、鳅鱼船、小龙船等，大龙船则为皇帝特制。各船先围绕大龙船，不断变换队形，最后争夺锦标。《东京梦华录》卷7《驾幸水殿观争标赐宴》称：“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杆，插在近水殿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
西湖竞渡于每年二月八日开始，《梦粱录》卷1《八日祠山圣诞》称：“其日，龙舟六只，戏于湖中。其舟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黄胖，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其余皆簪大花、卷脚帽子、红绿戏衫，执棹行舟，戏游波中。”装束五颜六色，富有戏剧性与神话色彩。竞渡时，“诸舟俱鸣锣击鼓，分两势划棹旋转”。夺标者得标赏，其余“钱酒支犒”。“湖山游人，至暮不绝”；“竟日嬉游，不醉不归”。可见竞渡观众之多，游人兴趣之浓。
五 棋类活动
宋代士大夫较少参与剧烈运动，但对围棋一类文雅活动很感兴趣。围棋纵横19道、棋子361枚，与现在相同，只是着法为执白者先行。张拟《棋经》将棋手棋艺的高低分为九品：“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城镇茶肆普遍备有棋具，以便顾客使用。上层所用棋具制作考究，如太宗赏赐钱俶“文楸棋局、水精棋子”。
宋代皇帝大多爱好围棋，如太宗棋艺甚高，并自制“对面千里”等围棋三势：“太宗多才复多艺，万机余暇翻棋势。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阵堂堂皆御制。中使宣来赐近臣，天机秘密通鬼神。”宫中设有专门陪侍皇帝下棋的棋待诏，如太宗时的贾玄“号为国手，迩来数十年，未有继者”。神宗时的刘仲甫从钱塘到开封，“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著有《棋诀》，至今仍实用。南宋著名围棋待诏有沈之才、郑日新、吴俊臣等。
士大夫也爱好围棋，如王安石“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其势将败，便敛之”。并说：“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他棋艺不高，以消遣为目的。《东坡后集》卷6《观棋》诗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苏轼博弈的水平与目的，同王安石相似。《春渚纪闻》卷2称：“近世士大夫棋，无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他下败刘仲甫，刘甘拜下风，从此“不复以棋为言”。《鹤林玉露》丙编卷1《象山棋》载，陆九渊“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后下棋获胜，败者惊叹：“天下无敌手矣。”平民中也不乏围棋高手，如村民黄旦。《夷坚支癸》卷3《文登弈者》载，他能“与国手为敌”。
唐代已大体具备近代象棋的雏形，五代、北宋又增加了“炮”这一棋子。《宋徽宗宫词》云：“白檀象戏小盘平，牙子金书字更明。”宋代棋子大多用木材制成，并改图像为文字，以便普及。有人曾对象棋进行改革，如司马光的“七国象棋”，分棋盘为7国，每国各11子，以颜色区分，可连横，可合纵；晁补之的“广象戏”，纵横19路，棋子98枚。因太复杂，难以通行。经过反复实践与比较，象棋到南宋基本定型，棋盘以河为界，分9路，双方各16子，有将、士、象、车、马、炮、卒等7种棋子。现在能见到的最早象棋谱中的起手局二、残局一，保存在《事林广记》续集卷4《文艺类·弈棋原始》中。这反映了当时象棋的兴盛与棋艺的水平。
宋代皇帝对象棋兴趣很大，他们身边的象棋待诏一般多于围棋。《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所载棋待诏共15人，注明“象”字者10人。在士大夫中，程颢便喜爱此艺。《河南程氏文集》卷3《象戏》诗云：“大都博弈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车马尚存周战法，偏裨兼备汉官名。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欲凭纹楸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
辽朝流行围棋。《契丹国志》卷23《渔猎时候》称：“夏月以布易毡帐，藉草围棋、双陆。”近数十年来陆续发现辽黑白棋子，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便出土了80枚。辽、宋之间曾举行围棋比赛。《方舆纪胜》卷64《潼川府路·昌州》载，宋以“天下善弈者”李戡参赛，辽棋手“望风知畏，不敢措手”。《夷坚志补》卷19《蔡州小道人》载，蔡州（治今河南汝南）棋童与辽女国手妙观对弈，二人经过比赛，结为夫妻。西夏境内围棋较普及，《文海》称：“棋，此者戏棋也”；“弈，下棋也，博弈也”。金熙宗、海陵王都喜爱下棋。《滹南遗老集·宫女围棋图》诗云：“争机决胜元无事，永日消磨不奈何。”《中州集》卷5《内族子锐归来堂》诗曰：“清尊雅趣闲棋味，盏盏冲和局局新。”可见金朝上流社会对围棋之爱好。
宋代士大夫喜爱的文雅活动还有投壶，办法是用酒壶象征箭靶，在离壶二矢半（约七尺）处，以矢投壶，中者为胜，负者罚酒。这虽属古礼，但具有健身作用。司马光认为：“设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