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情 黄土魂
陕北情 黄土魂——品评刘文西先生的中国人物画
刘文西先生是当代中国画画坛上的名家，黄土高原上中国画艺术的一道亮丽霞光，“新长安画派”的一座艺术重镇。研究“长安画派”，特别是研究“新长安画派”，他是无法绕行的。他的中国人物画，朴素、厚实、精准、原汁原味，其造型能力，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是除徐悲鸿、蒋兆和之外最有能力的一个。当然，对刘文西先生来说，这个造型能力，其成份多半是指其人物的相像程度，造型的准确程度，实际上也就是“像”与“不像”的度，并非其它。在一定意义上，这属技巧的范畴。艺术确实离不开造型和技巧，艺术的道理也必须从技巧和造型开始，但并不等于一定就是艺术，更不一定就是美。真正的艺术，是建立在技巧与造型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并与时代、环境、个人阅历和修养密切相关。
刘文西的人物肖像画也不亚于蒋兆和，只不过内涵大大逊色些罢了，但绝对比李琦高。李琦的人物肖像画，仅仅停留在普通层面，后来他专门画名人、伟人肖像，我觉得那是误入歧途。名人、伟人肖像有什么可画，偶尔画画到也无妨，专门从事并作为研究方向，未免也太过于游离艺术了一点，属于纯粹的牵强附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刻意和擦边，没什么意思，也毫无意义。当然，李琦也许是有苦衷的，但起码我认为那纯属无聊之举，是一种低级趣味。这一点，刘文西比李琦高明。他即使画名人、伟人肖像，也是偶尔的事，或者是把名人、伟人肖像处理在群体人物之中和大的场景之下充当亮点。当然，就刘文西的性格也不会做那样的蠢事，性格在那里。但是，刘文西有一点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无人能及，那就是：他的画，十三亿人都看过。他把伟人肖像画到了极致——人民币上。作为一个国家的通用卷、法定货币，能用刘文西的伟人肖像画，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就是有一万个李琦也无法相媲美的。试想想，一个活着的人物画家，有这样一个绘画背景，何等了得。也就是说，他的画观众最多，流传最广，影响自然也最深。
陈传席先生曾说：刘文西、李琦、蒋兆和，年龄越大，画得越差,并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我觉得不无道理。他说李琦三十二岁时画的《毛主席走遍全国》，那张画画得相当的好，但三十二岁以后，他的画一天比一天差。刘文西的《祖孙四代》是三十岁画的，《支书和老贫农》是三十二岁画的，他的水平到顶了。后来水平就下降，问题在于他从小画素描，不太读书。可谓虽不英雄而所见略同。我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办画展，有个旅居香港的大陆名家，邀请我及四川美院、鲁迅美院的几个画家去他的寓所作客。一进门让我大吃一惊。这位高产画家，其作品之多，让我始料未及。家里堆的、墙上挂的，全是他自己的大作，而且篇幅很大。听完他的谈话，更让我吃惊不小。他说他每天要工作十一个小时，并乐此不疲。他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想说明他在中国画上的勤奋程度。在他看来，中国画画得越多就越好，就越有成就。也就是说，要想在中国画上有所成就，必须不停地画，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这种愿望是好的。但画中国画，并不是像他所说的这么回事。他这样是画匠的作为，不是画家的举措，更谈不上大家风范了。那样叫画死画、死画画。他后来的发展轨迹，也说明了我当时的预料是正确的。这位画家至今还执迷不悟，尽管有些名望，皆中国特色社会所致，其作品绝对是超低水平的，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中国画。画中国画不光光是勤奋，是各方面的综合所致，勤奋固然没错，而过之往往就适得其反，也一定是这样的。佛是修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
刘文西的中国画是受徐（悲鸿）蒋（兆和）一系影响下的“素描国画”。他的中国画肖像画，与李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刘文西“素描式”中国画的成就而已，确实不算太高。这种素描式中国画，我在写徐悲鸿时已经讲到，只适合徐悲鸿这样天资的人，别人或者说天资稍次的人，尤其是画死画的人，如果要走这条路，那是死路一条。因此，徐悲鸿推行“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其本意是正确的。但是，站在中国画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说，这种思路又是错误的，在全国推广应用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因为如此，我国出现了不少像刘文西、李琦等这样的素描式的中国画家，以至于全国各大画派存在着一大批这样的人。如岭南画派的杨之光，浙江画派的李震坚，海上画派的方增先，京津画派的姚有多等。尤其以浙江画派和长安画派为最。这大概是徐悲鸿所没有想到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误，也因此成了现在一些贬低他的人最有说服力的实打实的依据。
刘文西准确的造型（外形）能力，既成就了他，也断送了他，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什么呢？因为他对“造型”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形”上，根本没有领略到内在的“形”的存在。外“形”固然重要，但内“形”更为关键。外“形”是浅层的，内“形”是深层面的。花可见其色，即容颜，是外在的；草则见其态，即神韵，是内在的。在进行人物画创作时，尤其是中国画肖像画创作时，内“形”往往是大于外“形”。而这个内“形”的捕捉又是生活、学识、天赋和境界等诸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红楼梦》中作者所描写的人物之所以精彩，就是内“形”的刻画和洗炼。其中人物的描写，大都能够将笔触延伸到人物灵魂的深处。曹雪芹总是深入其处境和心理，使这些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以“味在酸咸之外”，为读者欣赏创造性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国画也是如此，起码要外“形”与内“形”的融合，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外“形”上。当然，在外“形”的把握上，刘文西的确到达了“精”与“准”的程度，并且也达到了“熟”的程度。这种“熟”，还是由“生”而“熟”的，甚至可以说“熟”过了，以至于无法超越到——“生”。就像炒菜一样，烧得过熟（烂），其营养却荡然无存了。
中国画自古就有个“生”与“熟”的问题。从学习中国画到中国画的创作，再到成名成家，也是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而且必须是这样一个过程，并循序渐进，不能颠倒。由“生”到“熟”是一个初学中国画者成为一个画家的必经阶段；而由“熟”到“生”（熟后生）又是一个中国画家成为一个中国画名家的必经之路；如果再能在这个“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到另一层面“熟”，那他就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了（大师）。而且这种由“生”到“熟”、由“熟”再“生” 的“必然王国”，还要是“熟”不见“生”，“生”不见“熟”才恰如其分。如果是“熟”中还能见“生”，那就是未“熟”，“生”中还能见“熟”，那就是未“生”。不仅如此，还必须是“生”后“熟”、“熟”后“生”，不可“生”而不“熟”、“熟”而不“生”，这是中国画的大忌。刘文西中国画，仅仅完成了第一个必经阶段——由“生”到“熟”的阶段，而且到了相当的“熟”（过了）。因此，他的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熟”了，以至于无法在此基础上再“生”，也没有这个能力。当然，不“熟”也不行，太“熟”也不行。不“熟”是一种不及，太“熟”是“过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及”与“过之”是同一层面，孔子就是这么认为的。无论是中国书法还是中国画也或是其他姊妹艺术。不“熟”的东西就“浅”，太“熟”的东西就“俗”。因此，他的作品“浅”“俗”的东西多了些，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体悟的东西少了点。
但尽管如此，就刘文西而言，就他的这个时代而已，能到这个层面，就已经是了不起了。有些同时期的名家，连这个层面也没有到达。
刘文西，早年师从潘天寿先生。他的主要中国画作品有《毛主席牧羊人》《祖孙四代》《转战陕北》《知心话》《沟里人》《山姑娘》《解放区的天》《黄土情》等。近几年又创作了《东方》《湾湾黄河滩》《毛泽东在抗日年代》《老百娃》《与人民同在》等大型作品，都是有一定影响的大作。他从事美术教育三十余载，以陕北黄土高原为生活基地，并力求描写陕北人民那种特有的个性气质及革命老区的历史题材，风土人情，确实到了一种程度，乃“长安画派”的中坚画家。
刘文西的人物画，属形象质朴，形式朴实，生活气息浓厚，情节感人，生动纯正，情真意切的艺术作品。这是他的优点，也是别的中国人物画家所不具备的。在他的作品中，力求创造一种“雅”的成分，一种“土”的本色，但求雅中未能免俗，“玩”土反失其妙。这是他的不足。他作画笔干似枯藤，色焦如黄土。这虽然也是中国画传统中的美学法则中来，但是，这种东西要恰到好处，否则就很容易南辕北辙，弄巧成拙。平心而论，他的“土”，他的用笔，他的用色，包括他的厚重和皆属“过之”。厚重的已类乎笨拙，写实的近乎刻板，不是属于艺术之理想境界。
除此之外，刘文西书法也不太理想。他写字与他画画一样非常认真，但是，他越是认真却越是写不好。写字当然不能马虎不用功，但写字要轻松，要自如，要洒脱，要是一种享受。练字练一辈子，实际是练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一种境界。境界，才是一切艺术做大做强的“通法则”。刘文西写字就是太认真，他越认真，腕间就越硬，笔尖就越拙，写字就是要腕的相对灵活才能写好字，不灵活与太灵活都是一种不足。他似乎不太懂这个道理。天下事，有知而不能做到，没有不知而能做到的来得厉害。庄子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开始要“雕”与“琢”，但最后要没有雕琢。如果没有“既雕既琢”的过程，那就不会有太深的功力和体验。功力就在“既雕既琢”中一步一步加深的。功力相当了，接下来就是追求一种境界，甚至是在追求功力的同时，兼顾精神和思想境界的追求的过程。这是必须的过程。要不然就容易着眼细小之处，过于重外“形”，也就容易做表面文章。表面文章做多了，就极易步入“浅”和“俗”，甚至游离艺术之外去。长此以往就会死板，以至于不能脱身，无法超越。
刘文西先生，思想上是保守的，文化上是传统的，艺术上是刻苦勤奋的。他继承的多，开拓的少；刻意的多，灵动的少；实践的多，体悟的少。在当今这个出不了大师的时代，刘文西已经是出类拔萃了，也相当了不起了。站在当代的角度，尤其是站在这个时代的角度，他是出色的，也是伟大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研究刘文西的中国画，不仅仅是他的中国画艺术本身，通过刘文西的中国画的历程，完全可以折射出一个特殊的时代，进而折射出一个时代对艺术的影响。
二O一一年三月于北京
（本文摘自：徐文景《中国画品评》当代卷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