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北路470弄太平花园
陕西北路470弄及438—464号的一片洋房被称为“太平花园”,花园里弄,建于1928年。乍看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新里。太平花园为公寓式大楼格局,底楼的16个门洞采用了双抱式连体拱门的欧式建筑形式,太平花园共有四排公寓房,外面的两排是老房子,住客以72家房客为主,中间的两排原本是花园,解放前夕改建成了楼房。 陕西北路太平花园,民国初年由曾任清朝外交官的广东人伍廷芳出资在此建造欧式三层楼公寓房1栋6单元,其中开设了专供西侨食宿的饭店数家。1928年起,其子伍朝枢在弄内又陆续建相同式样的房屋1栋,另沿陕西北路也建造了1栋。弄内居民以西侨居多,当时弄口门框上有拱形英文弄名“PacificGarden”,门旁另有一小木牌上书“太平花园”。 太平花园弄内3栋建筑总体平面呈“U”字型,中间隔以草坪。建筑风格上体现了巴洛克式特征,并立的单元入口拱门有卷棚式雨厦,拱券门窗饰券心石。铸铁拉花外挑式阳台,粉色水泥外墙,窗套、雨棚皆为白色。室内水曲柳拼花地板,柚木楼梯扶手。每单元均有独立卫生设备。这三栋建筑的外观较新,整体保存较好,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与悠久历史而具有较高价值。 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310106945190000024 太平花园 民国 江宁街道 抗战开始,外侨减少,中国人住户开始增多。日军侵入租界后,先前已去香港的房主住宅即被日军占作妓院。1948年, 屋主回到上海,将弄内草地出售,买主即在草地上建起了三层房屋25幢(即今中间两排房屋),并逐一出售,因此人口骤增。解放后,原房主的住宅已扩建为上海轻工机械修理厂。住房建筑面积共10038平方米。现有居民253户,约970人。附近通行15、21、24、104路公交车辆。太平花园弄内房屋现仍作为居民住宅所使用。 太平花园弄内房屋现仍作为居民住宅所使用。
太平花园曾经是上海庇护犹太人的“小诺亚方舟”
地处静安区的陕西北路470弄的一片洋房被称为“太平花园”,乍看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新里。太平花园为公寓式大楼格局,底楼的16个门洞采用了双抱式连体拱门的欧式建筑形式,街面房子租给了烟纸店、理发店和男式内增高皮鞋店作生意,时髦光鲜的瑜珈会所广告直指弄内,老洋房的红墙外飘着“万国旗”,窗口时而会有老人探出头来,俯瞰街景抑或是寻找小道消息。
就是这样平凡之地却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犹太人大批涌入上海避难,其中绝大部分进入虹口集居,这段历史之后被世人广为称道。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上海还有个“小诺亚方舟”。当时,小部分的犹太难民分流到了静安,因为太平花园里有一名“上海的辛德勒”表示愿意接纳他们并且把洋房租给他们居住。60多年过去了,随着弄内老人的先后辞世,这个秘密走向了被上海遗忘的遗憾之路。事实上,熟知内情的只剩一位叫袁松森的老人了。记者于日前探访了袁老,尘封的故事再度升腾,弥漫在太平花园的上空。于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听到上海的心房,颤了一颤。
和犹太人做邻居的这段日子就和电影一样短却让人记忆深刻
袁松森今年89岁,在太平花园15号底楼已经居住了70年。袁松森告诉记者,他是抗战开始后从南市区搬到此地的,那时犹太人还没有迁入,太平花园里居住着不少作生意的洋人,以英国人、法国人为多。后来珍珠纲事件爆发,犹太人开始离乡背井四方逃难。当时国民党驻德国大使为犹太人开了“无限制签证”,此举促使中国成为了“诺亚方舟”,而此人也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继而广为传诵。说到这里,袁松森睁大眼睛站了起来说:“你知道'上海的辛德勒’是啥人吗,他就是太平花园的大房东——伍廷芳。第一个住进太平花园的犹太人就住在我们15号里。”
伍廷芳和他的儿子伍朝枢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在伍家父子的一诺千金下,袁松森就和犹太人作了邻居。“犹太人的搬来和离开都相当匆忙,和他们做邻居的这段日子就和一部电影一样短却让人记忆深刻。”提起往事,袁松森打开了话匣子:“公共租界使用的是英文和法文,犹太人是讲德文的,所以平时和我们几乎没有语言上的交流。我那时正在附近的大同大学念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气,只晓得大楼里住着一家三口,他们对居住条件要求很高,一进来就要求装煤气。二房东对他们很客气,给他们腾出大房子,煤气也很快装上了。”
犹太富人逃难时身边不带钞票,他们把股票烧毁后再到避难国挂失,相当精明。而最让袁松森佩服的是他们的生意经。
“跑单帮的犹太男子很多,他们多半提着一只皮箱,挨家挨户地敲门推销。他们会将简单的中文,相当有礼貌,耐心好到吓死人。比方你跟他讲家里不需要牙膏,他就会从箱子里掏出一块肥皂,这样不停地展示一些日用品,直到你不好意思,照单全收。”袁松森笑眯眯地点点头说:“买了他们的货色你绝对不会有上当的感觉,因为质量都是有保证的,价钱也别市面上要便宜一些。夫妻俩一起做生意的饿也有,男人平时在公司上班,女人就看店。听说此地一对意大利籍的犹太夫妇还在南京西路开了一家小店,专卖女式内衣和丝袜。”
袁松森提及的一家三口就住在15号前楼的2楼,他将记者带进了这间房屋现在主人张美珍阿婆的家中。
这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当初张家搬来时因为居住条件紧张,将房间一隔为二,还搭了个阁楼。原本的壁炉恰好处在分界线上,壁炉上堆满了饼干箱、保健品,壁炉角上还套了个S钩子挂了一袋水果。
张美珍告诉记者,她今年81岁,不过是1968年搬来的,那时犹太人已经搬走了。这房间加上后面10平方的小间都租给了犹太人。门窗的花样,柱子、壁炉和镶了红木的地板这些后来都没有动过。张美珍向记者推荐了10号二楼的一户人家,她说“那里也住过犹太人,而且房屋保养得很好。”
10号的主人罗世忠将记者迎进了家门。罗世忠今年67岁,他兴奋地告诉记者:“我小时侯就住在弄内2号,对太平花园有着很深的感情。记得日本人投降后,政府说此地是敌产,要我们全部搬出去,我就跟家人一道搬去了成都路,结婚是在合肥路结的。前几年碰到动迁回搬,我就坚持要搬回太平花园,你看,我把内墙都粉刷过了,这老房子像新的一样好看。我现在住的这幢楼以前是北洋军阀伍廷芳买给女儿做嫁妆的,当时他是北京的外交部长,后来败落了。”
最令罗世忠怀念的是和犹太孩子打架嬉闹的往事:“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和一群犹太男小孩打架,他们都有十九岁,我自然是打不过的。后来我就喊来了同住在此弄的表哥来相帮。表哥那时已经十七八岁大人样了,犹太小孩打不过他就回家拿气枪了。我赶紧趁机逃回家了。后来他们大人也没来找我家大人麻烦,因为小孩打架大人是不出面的。”罗世忠感慨道,那时弄堂里住了很多外国人,除了犹太人,还有高丽人以及帮洋人打工的广东人等等。他们以及上海本地人的后代都没有等级观念,一般都是英文和上海话混着说的,大家玩在一起,谁做“官兵”谁做“强盗”都无所谓的。
故事原本还有更多,只可惜邻居们平时拉家常都不会提这些。况且,更知情的太平花园的看门人和扫地人都已不在人世,他们当时曾在犹太人那里做事。住客的话,其中一个叫王石秀(谐音)的特别会说,他去世时90多岁了。现在,整条弄堂只剩袁松森一个口子了,而让这些故事时不时吐露新芽的是回来寻根的犹太人后裔。
一年总会有两三个犹太后裔回来寻根,他们抚摸着石梯泪流满面
老人抚摸着太平花园入口的石梯,泪流满面。当年他还很年轻,下班后喜欢和一群朋友一起坐在靠马路的石梯上,拉琴、唱歌、跳舞……这无声无息的石梯,承载了那段流浪在异乡的青春年华。一触碰,就翻涌。
张美珍阿婆回忆说,近10年来,每年总会有两三个犹太后裔回来寻根。“老人和青年都有,他们几乎都很内向,也不和人说话,就是拿着相机拍照,最多走到楼梯上,没有进屋过。”张美珍告诉记者:“今年春节的时候,就来过一个二三十岁的犹太青年。那时我隔着窗户看见他,就忍不住这样想,如果他来敲门,我一定会将他迎进来,让他看看他祖辈住过的屋子。”
张美珍告诉记者,太平花园隔壁的西摩教堂也是如今犹太人经常拜会的地方。记者从袁松森处了解到,陕西北路以前就叫西摩路,西摩教堂在当时既是教堂,又是学校,住在这里的犹太人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那里去读书,和现在的五四中学正好对面对。解放后,教堂的宗教功能被关闭了。张美珍说:“以前我还是居委会里的工作人员,我们经常借教堂开大会。开完会拉家常,我们的支部书记就会跟我们讲犹太人的故事。现在我们这一批人都退下来了,走的走,老的老了。不过,现在我还时常看到面包车和轿车在西摩教堂进进出出,里面坐着外国人,一看就是犹太面孔。”
记者随即来到了西摩教堂。如今教堂的大门口一左一右挂着两块牌子,黑字的写着“上海市教学委员会教学研究所”,红字的则写着“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会”。门卫告诉记者,这幢房子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文革后变成了教育局会堂,后来作为优秀建筑被保护了起来,这样算下来,西摩教堂已经空关了近10年了,平日里从不对外开放。 密密麻麻的爬山虎像是一件穿越百年的迷彩服,将古旧的教堂裹了个严严实实。那些个故事仿佛要透过繁密的藤蔓伸张开去,却又缓缓地缩了回去。袁松森告诉记者,除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找过他外,平日里没人会问起这段往事,时间久了,难免会淡忘。难道,更多的细节就真的无从得知了吗?
罗世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叫《上海街情话》的书。他告诉记者,这本书有一章是专门写太平花园的。
罗世忠向记者介绍说:“这里面讲的都是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印象中太平花园最里面的一幢房子是日本人开的皮靴工厂,中国工人要是偷块皮,他们就会把狼狗放出来咬。也有人讲,那里其实是个情人旅馆,里面的香港咸水妹是专门为美国水兵服务的。这些水兵中好像就有犹太人。”
这个模糊的记忆得到了袁松森的证实。他告诉记者,陕西北路新闸路口的静安面包房原来是美国水兵驻地,其中不少犹太籍士兵就租住在太平花园旅馆,一时兴起就会把整包的香烟乱丢。
离开太平花园后,记者对《上海街情话》的作者程乃珊进行了电话采访。
60年后混血女孩Rose重回故里,我的父亲已经尽责了
程乃珊告诉记者,关于这个故事,早在《上海探戈》一书中就有详尽的描述。当时为了写太平花园里犹太水手和上海小姐的爱情故事,她找到了当年开这家情人旅馆的老板的女儿,和她交朋友,一起吃饭,最后感动了这位老太太,一段跨国爱情故事终于以文字的方式留传了下来。
根据老太太回忆,那时她还在读中学,帮着父亲打理旅馆生意。印象中那个犹太水手有着一张典型的犹太人面孔,长得相当粗壮结实,说起英文来,卷舌卷得厉害。他带着一位祖籍宁波的上海小姐来看房子,那时她已经是他的太太,而且肚子微微隆起,一看就知道是有喜了。先生对太太相当好,要了全幢楼最好的朝南房间,是带沿马路小阳台的。水手因为会时常出海,担心太太生产时自己不能在她身边照顾,于是就拜托了住在弄堂里的犹太同胞,说到时候要去隔壁的西摩会堂,为孩子受洗。1937年“八·一三”事变,炮火纷飞中,他们的女儿在公寓里诞生了。这是一个漂亮的混血女孩,他们为她取名为Rose(化名)。
从1920年至1942年期间,共有408个犹太婴儿在上海出生。上海使他们免于纳粹迫害,给了他们一段相对常态的童年生活。幼小的Rose在邻居的呵护下,安然躲过了1941年日军占领租界后给西方侨民带来的厄运。
听老太太讲,犹太水手起初还隔三差五地到上海来看望妻女,后来就不再来了,但还算是有良心,一直寄信寄钱,让Rose受教育。1949年,他托人把母女俩送到了香港。离开上海的时候,Rose年方12。上世纪60年代,犹太水手索性为母女办好移民手续,到美国定居了。之后的50多年,Rose再也没见过父亲,料想他已另有家庭,她和母亲也不想去打扰这位还算尽了责任的亲人了。
2002年的冬至夜,一位美国朋友致电程乃珊,说是有个美国犹太老人要来上海寻根,想请她帮忙。这位老妇人就是当年的小Rose。她身居美国圣地亚哥,是名退休会计师,而且已经是拥有12个孙儿女的老祖母了,讲得一口老派的宁波腔上海话。Rose对程乃珊说,她从未忘怀在上海受到太平花园邻居所给予的恩惠,母亲临终前曾再三嘱咐她要记住上海西摩路太平花园自己老家的地址,一定要找到失去联系的外婆和小阿姨,还有那位大恩大德的曹老板。60年后,Rose终于远涉重洋,来到了出生地太平花园。
当时,Rose拿出了两张泛黄的旧照给程乃珊看,相片中她和一群中外小朋友一起伏在石梯的栏杆上,边上还趴着一只哈巴狗。在程乃珊的帮助下,Rose叩开了昔年称为西摩路,今改称陜西北路的太平花园大门。走到旧居前,看到门牌号码依旧未变,不禁潸然泪下。后来,她还如愿见到了童年时代的“婆阿妈”,算是还了母亲的遗愿。
太平花园这个上海的“小诺亚方舟”就是这般真真切切地存在过,并且超越国籍和民族的人性关怀将继续传承,一代,又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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