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丈八蛇矛”及其他
《三国演义》第一回，刘关张桃园结义后，准备投奔刘焉，参加进剿黄巾军的战事。三人找良匠打造兵器，张飞造的是“丈八点钢矛”，又称“丈八蛇矛”。小说交代张飞身长八尺，那杆长矛竟达一丈八尺（按东汉尺约计4.23米，详下），比他两人还高。这如何能耍弄起来？人和器械显然不成比例。
据百度百科“丈八蛇矛”词条释义，此谓“丈八”并非一丈八尺，而是一丈零八寸。具体说是矛杆长一丈，矛头部分长八寸。不但百度百科，网上许多文章（帖子）都这么解释。按此说法，这件兵器长度就显得比较合理。但是，从语义上说，“丈八”一语不能这么理解—既是以“丈”为计量单位，其余数自是按尺而论，而不是按寸。如俗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丈二”形容和尚身量巨高，当然是概乎言之，不至于精确到寸。
张飞手里的家伙长达“丈八”，原出《三国志平话》上卷。《平话》叙说张飞虎牢关单战吕布，谓其“手持丈八神矛”。元杂剧三国戏沿袭了“丈八”之说，如郑光祖《三战吕布》，张飞唱道：“不是张飞夸大口，则你那方天戟难敌丈八矛。”无名氏《单战吕布》亦有这般唱词：“我和他当场打话，统着这丈八长枪。”再如关汉卿《单刀会》，无名氏《桃园三结义》《三出小沛》《大闹石榴园》等剧，亦均有“丈八矛/丈八枪”之语。可见，在《三国演义》之前，“丈八”已是张飞那件兵器的额定长度。
值得注意的是，《平话》同样交代了吕布使用的兵器，称其“使丈二方天戟”。吕布的“丈二”与张飞的“丈八”出于同一文本，如果说张飞的矛头部分长八寸，那么吕布的戟刃部分岂非短至二寸？作为兵器刃部，八寸尚勉强说得过去，二寸绝无可能。显然，这“丈二”亦绝非一丈零二寸。《平话》又谓，吕布手下的李肃“使一条丈五倒须悟钩枪”，其枪头若只是五寸亦不堪使用。
需要说明，古今量制不同。按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给出的汉尺量值（西汉尺和新莽尺为23.1厘米，东汉尺为23.5厘米），大约折合今之市尺七成左右。而白云翔《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根据墓葬实物，认为汉尺实际上稍小于丘书给出的量值（西汉和新莽时期是23厘米;东汉尺标准可定为23.4厘米）。姑按东汉尺量值计算，吕布“丈二方天戟”戟刃部分若以二寸解释，那还不到五厘米长，不及一柄袖珍小刀。可见，这“丈”之余数只能以“尺”而论，不可能是“寸”。
当然，这里须考虑到叙述主体的历史环境，《平话》《三国演义》都出现于宋元以后，或以为说书人和小说家采用了当时的计量标准，因为宋元以后尺的单位量值大大加码，约略接近今制。可是，即便按今之市尺（约合33.3厘米），二寸长的戟刃也不足七厘米。还有，更加说不通的是，若按宋元量制，吕布身高就长达三米以上了。《平话》说吕布身长一丈（又说是九尺二寸），张飞身长九尺余，按东汉量制均已是超长身材（吕布2.35米或2.16米，张飞2.11米以上），这种夸张在讲史的说话中不足为奇，可是再要加大尺码就成神话了。后世以“七尺汉子”作为常人挺拔身量，大抵袭用张飞那个时代的尺度，这亦足以印证古代量制在世俗观念中的延续。
身长一丈的吕布手持一丈二尺的家伙，两相对照，这比例倒也相称。可是张飞持矛而立的样子就比较发噱，那杆蛇矛就像是粘知了的竹竿。尽管如此，在《平话》叙说的对阵中，偏是兵器长的占优，张飞单战吕布那回，大战六十合，“杀吕布絣旗掩面”。《平话》行文过于简率窳陋（鲁迅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只是对张飞、吕布的矛和戟有具体介绍。但从前说书人和小说家说到兵器也跟描述武将身高一样，通常不吝夸张之语，似乎兵器的长度跟重量都是表现人物威猛的附加值。所以，小说里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重达八十二斤，典韦所使两枝铁戟亦有八十斤重（汉末三国时一斤略等于今制半市斤）。之前关汉卿《单刀会》（脉望馆钞校本）有台词“青龙偃月刀，九九八十斤（原文如此）”，这也许是对关羽兵器的原初描述。小说对关羽的大刀言其重，对张飞的蛇矛则言其长，自是一种骈语修辞。
说话、杂剧和小说尽有夸张之笔，按说都是常规的文学修辞。不过，“丈八蛇矛”和“青龙偃月刀”偏是有着不同的文本来源，出于完全不同的叙事动机。张飞使用的那种兵器并非源自说话人和文学家之艺术想象，早在宋元说话之前就见诸史家记载。《晋书·刘曜载记》叙说前赵叛将陈安之勇猛，有谓：“（陈）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左右驰射而走。”这大概是“丈八蛇矛”的原始出处。《晋书》乃初唐房玄龄等人编纂，其载记部分关于前赵的史实大率取之和苞《汉赵记》（已佚）。和苞作为刘曜的史官，记述当日事况自然被认为可信度极高。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之二》所云“丈八蛇矛出陇西”，说的就是陈安手中的家伙。
陈安的“七尺大刀”，想来端部有手柄，不同于关羽那种带有长柄的大刀。可以想象，此人拎着足有一人之长的大刀在马背上驰骋，真是够威猛。当然，更夸张的是另一手又执“丈八蛇矛”，还能左右驰射。《刘曜载记》谓：陈安被刘曜困于陇城，继而转入陕中深山，交战中蛇矛被夺，终而丧命涧曲。他死后，陇上歌谣曰：“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骢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決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又谓：“（刘）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
以陈安之殇，写尽刘曜之虓勇与人情，自是史家笔法。这首《陇上歌》流传甚广，被载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亦收入《乐府诗集》等诗歌总集。
说话人和小说家玩虚构玩夸张以取悦受众，而史家的预设读者首先是帝王，帝王需要想象与建构，这便有了驰骋文字的叙述动力。所以，史官的载述有时就是比文学更文学。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三国故事衍生了许多民谚、俗语和歇后语，常为国人拿来说事儿，其中自然包含某些事理和认知。如“刘备摔孩子”，如“周瑜打黄盖”，又如“赔了夫人又折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这背后都有一番故事，大多见于《三国演义》，亦有出自史书记载的（如“司马昭之心”见于《魏志·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至于“大意失荆州”“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之类，则是从小说叙事中概括的理则。
不过，这些跟三国有关的泛民间语汇并非完全出自各类体裁的三国文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接受层面的话语生成。譬如“事后诸葛亮”“关公门前耍大刀”一类，非但跟三国故事毫无关系，而且也不能说是故事的推衍，而是将人物作为类型符号，代入某种行为现象。尤其是关于张飞的众多歇后语：“张飞绣花—粗中有细”“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张飞吃秤砣—铁了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这些民间谑语描述的张飞，只是作为某种特征的借代，完全是历史和文学文本之外的意义生成。
在所有与三国有关的民间语汇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俗语，就是“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话的意思很明白，现在有一种网约车就叫“曹操专车”，无非是说手机一招呼它就来了。其实，此语也不甚明白，曹操何时成了跑腿的马仔？主要有两点让人困惑：一是其来由不明;二是难以确证其字面表意究竟跟曹操有何关系。
网上许多文章都认为，这个说法来自《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所述曹操迎驾的故事（包括百度百科词条）。小说这一回，杨奉、董承护驾至洛阳，李傕、郭汜的追兵渐至，献帝按太尉杨彪奏议，派人去山东召曹操入京勤王，同时准备起駕往山东进发。曹营谋士荀彧原本已想到“奉天子以从众望” 这步棋（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思），所以曹操接诏后即刻起兵赶往洛阳。这边銮驾刚出帝都，曹操的先头部队已及时抵达，献帝不由赞曰：“曹将军真社稷臣也！”
可是，将此作为“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之来由，怎么看都有些牵强。
细察“说到……就到”这语式，分明含有偶忽性和即时性特点。曹操既是奉旨迎驾，这就说不上是一种巧合。再者，曹操的人马既是从山东赶过来，实非一天两天工夫。按，汉末三国所称“山东”，通常指崤山以东地区，但小说里却未可如此解释，因为洛阳即在崤山以东。之前叙说曹操在定陶大破吕布，平定山东云云，可见那是金元以后的地理概念（大致包括今山东及河南、江苏一部分）。参照《魏志·武帝纪》，曹操与吕布的战事正是在兖州诸郡县。《武帝纪》又谓，曹操迎天子之前已“军临武平”，武平在今河南鹿邑县，那地方距离洛阳也不近（如今走高速公路有三百四十多公里）。如此长距离赴援，虽说按古人叙事观念亦有即时性处理的办法，譬似戏曲舞台上跑圆场作时空压缩，但关键是，书中并未由此归纳出“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的意思。
相反，小说家倒是逐次描述曹操迎驾的阵势，意在展示这支勤王之师的阵容与礼仪。正如毛宗岗评点中所概括：“马军先到，步军继至，然后大队人马到。写曹操来得（的）声势。”曹操本人则不疾不徐，次日在城外安营扎寨后才去觐见献帝。
其实，“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话不是没有出处，出处就在《三国演义》第十二回，毛宗岗评点引用的一句民谚。此回写濮阳大战，曹操逃命时撞上杀入城内的吕布，吕布拿戟敲着曹操的头盔问“曹操何在”，曹操急中生智，说就是前边骑黄马的，引开了吕布。毛宗岗评曰：“见了曹操，反问曹操……谚云'方说曹操，曹操就到，当面错过，岂不好笑。”不过需要指出，其出处不一定就是生成之由。毛宗岗这里只是取譬，并非据叙述情节发明此义。既是“谚云”，之前民间早已有此说法。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句话究竟由何处生成？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以为此语出自曹操迎驾的说法，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生成条件，那就是“说到……就到”这种语式乃经验反应，缘于人物行为的某种规律性特点。譬如，有一句歇后语“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便是对刘备行为的经验归纳，其危急之中大凡少不了抹眼泪的情形。同样的行为或场景，数三数四地反复出现，在受众的知觉中就形成了某种模式，亦即杜夫海纳所说的“归纳性的感性”。
说回到曹操，不妨看一下，小说里曹操有过哪些一再出现的即时反应的偶忽之举？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兵败之际往往仰天大笑（如濮城、华容道、渭水等处），那些诸如割须弃袍的逃生经历，大凡印证了“天不灭曹”的俗语，跟“说到……就到”无关。这里要考虑的另一种情形，譬如以下几例—
第二回，何进欲尽诛宦官，召集诸大臣在府中商议。座上一人挺身而出，曰：“宦官之势，起自冲、质之时，朝廷滋蔓极广，安能尽诛？倘机不密，必有灭族之祸，请细详之！”何进叱曰：“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
也是第二回，因太后阻拦，何进不便向十常侍下手，袁绍出主意召外镇进京。主簿陈琳认为此举将“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乱矣”，被何进斥之为懦夫。这时旁边一人鼓掌大笑，其人正是曹操，认为翦除十常侍何必大费周章，“但付一狱吏而已”。何进不听曹操，结果引狼入室，酿成董卓之祸。
第四回，王允假借寿宴召集大臣议事，说起社稷将丧于董卓之手，众官皆哭。这时座中一人，独抚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还能哭死董卓否？”王允抬眼一看，嘲笑众官者亦正是曹操。此际曹操已有刺卓之念，王允便避席授之七宝短刀……
这几个例子自然不能简单地归纳为“说到……就到”的模式，但合而观之，无疑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说到紧要之处，曹操就出现了。或挺身而出，或抚掌大笑，招引了所有的目光。作为民间俗语的“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莫非就是由此导出的语义讹变？
十八路诸侯
《三国演义》第五回写曹操发矫诏讨伐董卓，袁绍引兵来与会盟。书中开列十七镇诸侯，分别是：第一镇，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伷;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太守王匡;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第八镇，山阳太守袁遗;第九镇，济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杨;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镇，祁（邟）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加上曹操的人马，正好是十八镇。但严格说，曹操不能算是一镇。所谓“镇”是指方镇，即掌握一方军政的长官。曹操刺卓未成，潜逃后已暂时脱离体制，不像其他州郡大佬掌握地方兵力财力，他是自掏腰包（并有某孝廉以家资相助）募集义兵而来。
所以，小说此回并未出现“十八镇诸侯”字样，而是写作“十八路诸侯”— “吕布英勇无敌，可会十八路诸侯，共商良策”。在吕布大胜王匡等先头八镇诸侯后，这话自曹操嘴里道出，自然计入他自己这一路。书中将一方人马称作一路，自是考虑到曹操身份，只能这样处理。
发矫诏讨卓是曹操生平大事，《魏志·武帝纪》叙述甚详。有谓：“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袁）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这里只是开列了十路诸侯，对照小说中的名单，第九镇济北相鲍信以下只列入渤海太守袁绍，连同曹操凡十一路。
再看《后汉书·袁绍传》：“初平元年，（袁）绍遂以渤海起兵，与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以讨卓为名。绍与王匡屯河内，伷屯颍川，馥屯邺，余军咸屯酸棗，约盟，遥推绍为盟主。”这里比《魏志·武帝纪》的名单多了一个广陵太守张超。其中未提曹操，盖因曹操未领州郡。
张超乃张邈之弟，亦确实加入反卓之盟。《魏志·臧洪传》记述张氏兄弟在酸枣会面，计议“诛除国贼”。此番枹鼓动议出自“海内奇士”臧洪，他们又联络兖州刘岱、豫州孔伷，五人歃血而盟，推臧洪为盟主，纠合义兵，立誓共赴国难。这个以臧洪为核心的五人阵线不同于响应曹操发矫诏的诸镇联盟，后者以袁绍为盟主，二者显然是两回事。但是二张和刘、孔四人却在以上《武帝纪》《袁绍传》所列诸镇名单中（《魏志·张邈传》更有“董卓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之说），这或是史家记述之舛互。需要说明，这哥几个并未真的跟董卓的人马交锋，传中继臧洪一番“辞气慷慨，涕泣横下”的演说之后，又谓：“顷之，诸军莫适先进，而食尽众散。”
综核《武帝纪》《袁绍传》两份名单，尚漏缺两路诸侯，即上党太守张杨和长沙太守孙坚，二人事略各见《魏志》《吴志》本传，此不赘述。
从史书上看，并无“十八路诸侯”之说，小说开列的诸镇名单确有凑泊之嫌。如，孔融明显是小说家拉来凑数的。孔融因触忤董卓而迁任北海相，与卓固有嫌隙，但查《后汉书·孔融传》，他并未参与诸镇讨卓之战。同样，陶谦亦未加入此役，《魏志》《后汉书》本传均无相关记载。据《后汉书·朱儁传》，陶谦是在董卓被诛后，李傕、郭汜作乱，“与诸豪杰共推（朱）儁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共讨李傕等”的，那份联署名单中还有孔融的名字。讨李傕是董卓死后的事儿，小说里却移花接木扯过来了。其实，陶谦等人共讨李傕，也只是发个声明而已，完全不是什么军事行动。
还有，从《魏志·董卓传》《蜀志·马超传》及裴注引鱼豢《典略》来看，马腾也不可能参与其事。据《后汉书·董卓传》，马腾后于兴平元年攻袭李傕，是因为“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小说则将此事与诸镇讨卓扯到一起。至于书中一再露脸的公孙瓒，亦不在诸镇之列。《魏志》《后汉书》本传于此不见只言片语，其实公孙瓒跟袁绍早已是死对头，岂能加入以老袁为盟主的军事行动。倒是初平二年（即诸镇讨卓第二年），公孙瓒因剿灭黄巾余部有功，还被拜将封侯（拜奋武将军，封蓟侯），那正是董卓专政时期。
这样算来，当日起兵讨卓应是十四路诸侯。小说里搞成“十八路”，大概是这数字听上去更有声势。古人叙史叙事，数字的表达功能很耐人寻味。如“三顾茅庐”“七擒孟获”“过五关斩六将”都自有讲究;又如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倘是换作十一道，好像就不足以显示朝廷的雷霆之威，更不足以表现岳飞之抵抗决心。不过，从叙事角度看，小说家将公孙瓒拉进来自有道理。倘若公孙瓒不在诸镇之列，那么刘备和关羽、张飞就不可能现身虎牢关战场。据《蜀志》刘关张各传，他们确实未尝有这档子事情。按理，诸镇讨卓根本没有他们的戏份—所谓诸镇皆为州郡大佬，而刘备当时只是平原县令，身份低微，亦无多少兵力。然而，文学叙事大可撇开这道门槛。《三国演义》之前，《三国志平话》已经安排刘关张出场，说是曹操奉旨“宣天下二十八镇诸侯”共破董卓（二十八镇更是夸张，此姑不论），途径平原县捎带脚把刘备给忽悠来了。但小说叙事不像说话那样可随意发挥，要让刘关张拿到入场券，顺理成章的办法就是挂靠某方镇大佬。不用说，公孙瓒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刘备跟他早有交往。
《平话》描述的刘关张三战吕布和张飞单战吕布，在小说中演化成关公斩华雄和三英战吕布，是非常精彩的段子。虎牢关之战，作为前驱的八镇诸侯皆闹个灰头土脸，唯独刘关张战功卓绝，这是小说家苦心孤诣的安排。书中起先刘关张破黄巾的情节实较单薄，经此一役，这三人形象便熠熠生辉起来。
虎牢关大战自然亦属虚构，当时诸镇兵马并未集中一处，与董卓各部的战事亦不尽于一时。关于诸镇屯聚，《魏志·武帝纪》专有说明：“是时（袁）绍屯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酸枣，（袁）术屯南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在邺。”《后汉书·袁绍传》所述部署情势亦大率如此。然而，在《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中，各路兵马已聚集虎牢关，形成大规模战斗态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虚构，小说沿袭说话和杂剧的叙事设计，更完美地显示了这种手法之妙处。
十八路诸侯会集虎牢关前，用意主要不在于表现场面壮观，而是搭建一个舞台，让各路豪强集中亮相。群雄聚合是一个铺垫，这给“汉末刀兵起四方”的纷扰之局注入了统率人心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所谓“匡扶汉室”;其后便是分崩离析的历史动向，诛卓不成，诸镇分化，继而互殴，这表明衰亡之世人心终究难以一统。所以，后边第八回毛宗岗在回评中说：“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