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其人如啖蔗（七）

四、“心想其人如啖蔗”之人象相分

“人从宋后少名桧”，诚然，我们发现诗歌范畴内，一些典型的人与典型的象，往往会呈现得难分难解。本章以上三个部分，强调了太多“人”与“象”的关联与对应。虽然《松颜诗话》也明确，这些关联与对应其实是减法之下的“人”与减法之下的“象”的关联与对应（即“人”的某个特征和“象”的某个特征的对应），但是估计还是难免会导向于对“人”的把握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当然不是《松颜诗话》的意愿，所以最后谈一下“人象相分”。

“人象相分”，是力图全面整体地分析看待作品的“人”和“象”，旨在尽量让立体的“人”和立体的“象”不再是以单一的角度展现出来。且以陶渊明为例：

菊之五柳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五柳先生陶渊明是“菊”自无异议，但是他是一朵什么样的“菊”却是值得思考的。“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意义了的“象”，往往意味“君子”，宋周敦颐《爱莲说》言“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这段话进一步把陶渊明的“君子之菊”的形象局限到了“隐逸之菊”。于是

，谈到陶渊明及其田园诗歌，往往是向着“孤高、恬淡、潇洒、绝俗”方向发展。且不言“山水诗”与“田园诗”在唐之前是有很大差异性的，认真考察陶渊明的相关年表，我们便能发现很多问题：

（一）首次出任州祭酒。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29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关于这一次做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二）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直到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次年因母丧辞职回家。

（三）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参军。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陶渊明40岁了又离家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他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但是不久就辞职隐居。

（四）第四次出仕任刘敬宣参军。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任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但是不久随着刘敬宣上表辞职，陶渊明也离职。

（五）第五次出仕为彭泽令。同年秋天（公元405年），陶渊明经介绍，又作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晋书·陶潜传》）遂授印去职。

通过以上，我们思考：

其一，陶渊明反反复复隐居、出仕10多年，并非从来就想隐居。

其二，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以谢安、殷浩为代表，引领了一种“以退为进”的“假隐”潮流。这种潮流一直延续到唐代，诗仙李白都还在沿用，陶渊明是否受其影响，亦未可知。（本文没有下断言，陶渊明是否假隐。）

其三，陶渊明是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五百斗呢？五千斗呢？靖节先生未言），并非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后人一厢情愿地理解陶渊明为“高风亮节不欲做官而一心归隐”，那是不客观的。

其四，陶渊明除了寻常可见的《归园田居》、《饮酒》等等潇洒冲淡之作外，尚有我们不常见的一些较为沉重的诗歌。比如说《乞食》：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再如《咏贫士·其七》：

“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等等。

上面四点思考，不是为了把所谓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扭转成为负面形象，只是为了尽可能地展示一下他的另外一些真实侧面，以求真实的立体化其人其象。苏轼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一个“真”字方才道尽陶渊明之“三味”。古代的诗人墨客也是七情六欲的真性真情，陶渊明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是天性就是隐逸的，就是厌世的。就算不得已隐了，也还得为油盐柴米所困窘。读其诗，不可只读其“采菊东篱下”的恬淡，也当思其“叩门拙言辞”的尴尬。“人”立体了，“象”立体了，我们后人借鉴于前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态度，才会多些理智多些现实。

历史是人的历史，诗歌是人的诗歌，品味诗歌的无穷的意象，“人”是核心，故有“无人无象”；从造字的“近取诸身”到古典诗歌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古人在表达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时候，常常依据于自身的主观情感，对客观外物采取主观的“减法”，求得一种外物与自身达到协调的“天人合一”，故有“因人现象”乃至“因象现人”；入乎其内，还需出乎其外，力图全方位把握“减法”之前的“人”和“象”，故有“人象相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