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丨陈惠芳：新诗歌时代，诗人的喜与忧

诗人与诗歌。纸与笔。电脑与手机。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组合都是客观的存在，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是远与近的事。

诗人与诗歌，数千年。纸与笔，数百年。电脑与手机，数十年。

不知不觉，我们进入了新诗歌时代。互联网+生活，互联网+诗人，互联网+诗歌。互联网本身就是生活。当下，绝大多数人离不开互联网，离不开手机。从传统纸媒空间穿行而来的诗人，尤其如此。

新诗歌时代，带给诗人与诗歌的巨大影响，显而易见。新的排列组合，新的分化瓦解，新的审美取向，新的评价体系，都出现了。置身其中，诗人在快速、便捷的创作与交流中，负荷不是轻了，而是重了；责任不是小了，而是大了。因为，新诗歌时代的诗人，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更广阔、更眼花缭乱的时空。诗人的喜与忧，也由此加深了。

一种现状：互联网介入，自媒体兴起，诗歌节会不断，热闹非凡

曾经有一句戏语：写诗的，比读诗的多。

当下，写诗的，比读诗的一样多。

在物欲横流的年代，我以为，写诗的，读诗的，关键不在于谁多谁少，最重要的是“人间还有诗”。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了诗，没有了诗意，没有了诗与远方，无异于僵尸。所以，对诗歌、诗人、诗歌读者的种种嘲讽，是不厚道的，更是没有远见的。

《诗经》以降，中国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泱泱大国，诗歌荡漾。在所有人群中，诗人的美誉度、留存度一直很高。屈原、李白、杜甫，诗星闪烁。一代又一代，香火延绵不断。竹简、陶罐、纸面，诗歌的足迹无处不在。

时光流转。互联网的介入，自媒体的兴起，新诗歌时代的到来，“纸媒诗人”获得了新的扩张空间。“互联网+”，诗人不能被减掉，更不会被减掉。诗歌的空间在加宽，诗人的才情在加深。敬畏我们的时代，敬畏我们的文字，敬畏我们的诗歌，我们会有更多的收获。

新时代，新气象。围绕诗歌与诗人，节会不断，作品分享会、诗歌朗诵会、诗人采风、诗歌征文，风起云涌；官方与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微信群、QQ群，此起彼伏。每逢周未，各类诗歌活动，应接不暇。

在此情形下，公众的消费趋势被分解。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消费，诗歌充当了消费品。这是一种好现象。隐隐的，“诗歌的80年代”或曰“80年代的诗歌”似乎重现了。

起先，我有一种担心：电脑的鼠标，会不会像老鼠一样窃取纸库中的种子？为手机被迫“低头”的头颅，会不会遗忘纸媒曾经带给我们的荣光？事实上，与时俱进的诗歌类报刊并没有消亡。

作为一个60后，作为一个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诗歌黄金时段”的诗人，我心目中的“四大名刊”《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跨越几十年的风雨，依旧焕发勃勃生机。《中国诗人》《诗探索》《草堂》风头正劲。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副刊，诗歌自有一席之地。

就湖南而言，诗脉绵延。《散文诗》《湘江文艺》《湖南文学》《芙蓉》将诗歌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湖南日报》是湖南最权威、影响最大的报纸。70年前的创刊号就有“湘江”副刊。如今，“湘江”周刊固定在周五，4个版，都有诗歌与诗歌评论亮相。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产物，湖南日报社旗下的新湖南，影响与日俱增，“湘江”频道对诗人作品密切关注，“文库”频道汇聚包括诗人在内的文学湘军。

一个观点：诗人是新诗歌时代的受益者，更要珍惜创作空间与态势

互联网之前，诗人的创作空间与发表空间，相对狭小。这也制约了诗歌的“大众化”与“小众化”。

曾几何，稿件、信封、邮票，是诗人们的常用品。“发表难”的困境中，不少诗人弄起了油印诗刊诗报，自娱自乐。

忽如一夜网络来，千树万树梨花开。QQ、微信、微博、博客、论坛，迅疾成为诗人创作与发表的主阵地。而后，微信公众号跟进。

“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零距离”。一网在手，天涯咫尺。创作、发表“两分离”的浮离状态被消除。“创作即发表”成为新常态。诗人们因“互联网+”，从个体组合成了群体；又因“互联网+”，脱离成了个体。

新诗歌时代，自媒体的作用尤为突出。创作与发表的自我操持，这种自由度是双刃剑。

虽然，作品呈现要受网络管理方一定的约束，但毕竟是有限的。正因为作品的原始，就有了原始的野蛮；正因为作品的野蛮，就有了野蛮的低俗。自媒体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十分严重。

诗歌也是发声源，诗歌也是舆论场。

诗人能正确地审核自己吗？诗人能有效地守住底线吗？这是新诗歌时代不容回避的新问题。

一种景愿：“新乡土诗派”已坚持30余年，还能走多远，还能掘多深

我在现场，我一直在现场。

从1980年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写诗，至今40年。我见证了改革开放，见证了当代诗歌发展史，见证了人脑与人脑、人脑与电脑的交锋与融合。

一个诗人，就是一个存在。

学唐诗宋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要写诗，成为一个诗人。我起步于朦胧诗，却没有写朦胧诗。我既喜欢聂鲁达、惠特曼的大气，又喜欢泰戈尔、冰心的细腻。我向往都市的繁华，又依恋乡村的闲适。在多重的背景与冲击下，我写得很杂。直至1987年春，与江堤、彭国梁组建“新乡土诗派”，才有了明确的目标，并矢志不移。32年来，新乡土诗派坚守“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的宗旨，倡导“坚实、简约”的风格，关注民族与家园，关注生存与命运，不故弄玄虚，不无病呻吟，渐渐成为中国诗歌重要的一脉走向。

一个诗派，就是一个存在。

有朋友说，我很固执，抓住几十年的“老古董”不放，只写“地域的东西”，只写“家门口的东西”。我只能这样回答：我抓对了，抓准了。“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这一宗旨，是33年前提出的。是不是“高瞻远瞩”？是不是富有生命力？新诗歌时代，这样的宗旨不会过时。

这些年来，我沉潜于野，相信“静水流深”。写了“为潇湘大地立传”的《湘资沅澧组曲》为代表的《九章先生》，写了“用诗歌为一座城市立传”的《长沙诗歌地图》，写了“为传统手工艺人和底层人物立传”的《匠人传》。楚湘大地，山川壮美，人物雄浑，历史文化底蕴极深，是采之不尽的富矿。立传者，先有根。

有了践行其宗旨的作品，有了我的坚守，新乡土诗派何愁立不起来，继续向前？我当以更广阔的眼光、更开阔的胸襟，洞察新诗歌时代的变迁与气象，视野常新，作品常新。

一种忧思：千篇一律的点赞，众口一词的吹捧，缺乏锋芒十足、有力有用的批评

诗坛热闹了，诗人和评论家有活干了。这是好事。但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

很多好事，坏就坏在千篇一律的点赞、众口一词的吹捧，缺乏锋芒十足、有力有用的批评。

某些作品分享会，演变成了“好人好事”。你说好，我说好，他说好，大家都说好。分享者自圆其说，乐陶陶；被分享者，自享其成，陶陶然。甚至，有的作品分享会弄得歌舞升平。这样的作品分享会，到底有多少实质价值与启迪？

其实，作品分享会应该是作品批评会。批评批评，就是批改评判。应该安静地坐下来，一首一首分析，一行一行鉴赏，主要是指出不足与缺陷，达到警醒的效果。当年，我们新乡土诗派“三驾马车”，聚在一起讨论作品，发表不同意见，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过几天照样聚会，友情不减。几年下来，彼此进步不少。

某些作品分享会存在许多弊端，华而不实。自媒体与微信朋友圈，也是如此。某某作品一出，便“秒赞”。看都没看，就点头称许。某某作品一出，便“好评如潮”。

如此有用吗？只顾情面，不讲真话、实话，这样的分享会有百弊而无一利。

批评家的责任与良知，就凸显出来了。作品分享会“评功摆好不挑刺”，与其说是作者的责任，不如说是批评家的责任。

一个方向：诗人写什么，怎么写，没有标准，但诗歌要写得像诗歌

新诗歌时代，诗歌的多样性越来越突出。每个诗人，不可复制与克隆。诗人写什么，怎么写，确实没有一个标准。

回到诗歌本身，有一个问题应该、也需要达成共识。这就是，诗歌要写得像诗歌。诗歌毕竟不只是分行的文字。

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打着“诗人”招牌的人，在干着破坏诗歌声誉的诗。在一些自媒体中，低俗下流的诗歌、纯粹口水的诗歌、不知所云的诗歌、味同嚼蜡的诗歌，还在炮制和叫卖。还有一些诗歌，口号式、标签化、图解化严重，假大空。

我一直认为，诗歌要根深蒂固，要有人间烟火，要有悲悯情怀。故弄虚玄，装腔作势，不是好诗人、好诗歌。

诗无尽头，学无止境。诗人们当自省自勉。

2019年4月10日于长沙

2020年5月18日修改

（《中国诗人》2020年第6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