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西康琐记》连载之四十三
一纸民约揭示长河地方一段鲜为人知的茶马贸易史
——解读泸定沈村明《万历合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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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之“鱼通”部
“鱼通，今四川康定东”，这个说法也太笼统。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解放前”，康定以东有鱼通、金汤、孔玉之分，且互不相属（解放后分别建为三个区，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才撤区改为乡的）。
历史上有上下鱼通之说，鱼通河（大渡河之一段）两岸称下鱼通，从银厂河口到与小金、宝兴相连的夹金山的金汤地方称上鱼通。鱼通土司的地盘主要就在鱼通河两岸，金汤（上鱼通）的大部不属其管辖。孔玉与鱼通则不相属。
从打箭炉流下来的炉河（又称瓦斯河）在瓦斯沟口注入大渡河。从河口往左拐，溯流而上就是鱼通河。
鱼通河两岸，就是藏文史籍中所称的古代传说中的西藏地区之外、散居在汉藏边地的“原始部落”中属“董族人种集团”中的“高董”部落的住地。此说出自法国著名藏学家Ｐ．Ａ．史泰安的《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中。史泰安先生引述《金沙江图》所载斯文赫定的文章说：“塔非尔曾明确地告诉我们，高董是鱼通（离打箭炉不远）河（即金川）畔，位于罗米昌沟和瓦斯沟之间土著部落的一个藏文名称。”“无论是汉人、西藏人，还是金川居民，他们对於该土著部落的语言都一窍不通，但与巴旺的藏语很相似。”史泰安先生接着写道“在元代的时候，鱼通就已经是雅州和打箭炉之间的一个行政单位了”。事实确是如此，笔者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鱼通一带工作多年，那里的“地角话”（也就是“鱼通话”）外来人很难听懂。
鱼通，处在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走廊上。１９９１年在（鱼通）河西开掘黄金坪金矿时，就先后出土有汉代文物。据当年黄金坪金矿负责人杨绍明先生介绍，在黄金坪与羊厂沟相连的碓房沟开矿时，他们挖到一座古墓，出土有玉箭、玉凿和铜圈子，还有一些口大颈小无耳的黑陶罐。除玉箭当场被人拿走不知去向外，玉凿、铜圈子和一些陶罐都上交了州文管所，州上还给他们发了奖状。文管所将这些东西特地送到成都请文物专家鉴定，认定是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汉代古物。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大片古部落村落遗存，那些用石头砌成的的“屋基”仍依稀可见，有方的，有圆的，一圈一圈的，一坨一坨的。细看那些石块，多已发黑、风化，足见其年代的久远。这些都说明，史书上在五代时期就出现的“鱼通”，早就有古部落居住，而且至少在二千一百多年前，也就是司马相如出使西夷那个时候，已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民族走廊上的鱼通，其族群历经变迁，多个部落、部族和民族在这里渐渐融合。一些鱼通老人，一提起族源，总说他们是氐羌，其实不完全如此。历史上，鱼通与碉门（全全）有割不断的联系，沿着那条从碉门出枯木任场翻过马鞍山经岩州到鱼通的古道，一些“外地人”来到了这里。鱼通人原无姓氏，后来一些人才以高、杨为姓的，溯其源就是依天全高、杨二土司之姓而来。清朝乾隆皇帝两定金川，金川平定之后，下诏将所俘的当地各土司之民“投出”，分别押送到绰斯甲、明正、木坪等十二家土司地方“安插”管束。鱼通就是其“安插”之地。那些“投出番众”安插到了这里之后，要“各有册档可稽”，为了造册立档，按汉地之规需有姓氏，这些被“安插”者因来自金川，就以“金”为姓，所以今天鱼通姓金的人也不少。这里的土司姓“甲”，其来历是鱼通曾是董卜韩胡（即木坪土司）属地，鱼通土司就是以木坪土司甲木参家的“甲”为姓的。
鱼通最东头的亢州与章古分别屹立大河两岸，酷似一道大门，将一个“原始部落”紧闭。就在“大门”不远处，有个叫姑咱的地方。“姑咱”一词系当地藏语（地角话），译成汉语就是“锁钥”的意思。今天，姑咱已不再将一个古部落紧锁，成为鱼通河东一个开放、繁荣的新兴小镇。
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在史书上，鱼通地方紧邻泸定岩州的亢州，在唐宋时期，就是黎州所属羁縻州之一的甫岚州。
元代，正如史泰安所说，鱼通已经是雅州和打箭炉之间的一个行政单位。他的依据就是《元史》。是的，在《元史》上多有鱼通和与鱼通相关的记述――
至元四年（１２６７年）冬十月壬戌，鱼通、岩州等处达鲁花赤
李福，招谕西番诸族酋长入附。
元贞二年（１２９６年）春正月已酉，并土蕃、碉门安抚司、运
司，改为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
《元史．志第三十七．百官三．宣政院》：“碉门、鱼通、黎、雅、
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安抚使司,秩正三品．．．．．．”“鱼通万户府，
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经历、知事各一员。黎州隶之”。“碉门、
鱼通等处管军守镇万户府，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经历、知事各一
员，镇抚二员，千户八员，百户二十员,弹压四员。” “朵甘思、哈
达、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总管一
员，答剌答脱脱禾孙一员,哈里脱脱禾孙一员,朵甘司瓮吉剌灭吉思千
户一员。”
《元史．志第四十七．兵二．宿卫．镇戍》：“至元十六年（公元
１２７９年）六月，碉门、鱼通及黎、雅诸处民户，不奉国法，议以
兵戍其地。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一百人,汉军四百人,往镇戍之。”
《元史.列传第五十四．张庭瑞》：“碉门羌与妇人老幼入市,争价
杀人，碉门鱼通司系其人。羌酋怒，断绳桥，谋入劫之。鱼通司来告
急．．．．．．”
这些记述至少说明几点：
一、在元代，鱼通已设“万户府”，建了衙门（司）并委有行政长官“达鲁花赤”，设置也齐全。衙门及其行政长官也积极履行其职责。达鲁花赤李福就曾“招谕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长河西的喝吾(色乌绒)等处的酋长就率民归顺了朝廷。碉门“茶马互市”中发生纠纷，以致出了命案后，衙门（碉门鱼通司）出面抓了杀人凶手，矛盾激化时，“鱼通司”又立即向省上报告，以求处置。也就是说，朝廷在鱼通地方所设的衙门（司）及其行政长官充分行使了政府的管辖权。
二、元代，鱼通地方虽隶属黎州，实与碉门、岩州为一体。在《天全州志》（清咸丰八年版）就载：“天全州在高杨二土司时，所辖地方甚广。元初，外抚董卜韩胡、鱼通、长河西诸夷，内统黎、雅、宁远诸路。”就是到了明初，仍“西统长河西、鱼通、岩州、咱道、咱里及四十八寨番夷。”就是说，元代以至明初，“鱼通”与“长河西”都是长河一带并存的两个互不隶属的地方。
三、元代，鱼通、碉门等地的百姓，也不是那么听官府的。为对这些不守法度的“民户”，朝廷只有驻兵戍守。设立了“碉门、鱼通等处管军守镇万户府”。这就说明，朝廷不仅在鱼通地方建立了政权，还派驻军队进行戍守。
到了明代，在洪武三十年，“初，鱼通、及宁远、长河西，本各为部，至是始合为一。”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以长河西的土酋剌瓦蒙为宣慰使，也就是后来的“明正土司”。
可实际上“明正土司”的权力并未达到鱼通。真正控制鱼通的是宝兴的木（穆）坪土司。
我们就来说说鱼通与木（穆）坪土司的关系。元明时期，鱼通实为天全高、杨土司所抚，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废高、杨二司，设天全州，鱼通地方便隶属木坪土司。鱼通地方向木（穆）坪土司认纳“夷赋”，草粮五十石，每石折征银一两，共五十两，由木（穆）坪土司统解四川布政司。嘉庆年间，穆坪土司甲凤翔（丹紫江初）的两个土妇争嫡，包氏率子甲天恩移居鱼通，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包氏亡故，钦赐敕建节孝牌坊于鱼通麦崩。道光十三年十一月辛未（公元1833年12月15日），朝廷依四川总督鄂山之请“铸给四川穆坪分管鱼通长官司钤记。”也就是说，“鱼通长官司”这才得到朝廷认可。甲天恩的孙子甲木参彭错受命为“鱼通长官司”的长官，建衙于鱼通麦崩。这算是鱼通土司的正式名分，但仍属木坪土司分管。可鱼通土司与木（穆）坪土司之间的争嫡纷争从未停息，一直延续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鱼通长官司划归打箭炉厅专辖，才算了结。
鱼通土司一度年年要到宝兴拜见木（穆）坪土司，这给鱼通人民造成沉重负担。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笔者从麦崩出发，经厂马翻纳足梁子到上鱼通（当时属金汤区）的纳足沟作社会调查，住在一个叫庄子的村子里。一天，正坐在老屋里那张黑漆的古老方桌上吃饭，刚端起碗，只见主人往桌下一指说：说来吓死你，好多年前，就在这张桌子下面喷出的血比一头肥猪的“旺子”（猪血）还多！一股冷风袭来，差点将煤油灯吹灭，老屋一下显得那么阴森恐怖。片刻，主人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那桩命案：住在麦崩的鱼通土司，每年都要去木坪，我们这庄子，就是他路过的站口。那个鱼通土司，又高又大，足有两百大几三百来斤，比一头大肥猪还重。这位脾气古怪的土司老爷，一不坐轿，二不骑马，专要人背。到时，支差的非两个力气最大的汉子不可。你翻过纳足梁子，晓得那翻山越岭的艰难，力气再大，要背起一个两三百斤的活物走山路多不容易。两个大汉吃奶的劲都使尽了，才从麦崩轮流把他背到了这里。准备好好歇息，喘口气再背他翻过夹金山到木坪去。可这个比大肥猪还肥的土司老爷，不准耽搁了他的日程，说什么也不肯。背起两三百斤重的活人赶路，这不是要人的命么？两个大汉说什么也不干。当土司刚举起手要教训他们的时候，两个汉子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拔出插在毪子裹腿里的裤刀，就朝那头“肥猪”的肚子捅去，顿时只见鲜血飞溅，血糊糊肠肝肚肺流了一地……为这桩血案，两家土司打了多年官司。
历史上与鱼通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董卜韩胡（也就是宝兴的穆坪土司）。而木（穆）坪土司与明正土司更是密不可分（容后再说）。木（穆）坪、鱼通、明正，以姻亲相连，纠纠葛葛，共生共存，其关系可说是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
名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的“明正土司”，从来管不了鱼通地方。真正将“明正”与“鱼通”并到一起，是清末设康定府时，两个土司属地的合并。确切地说是在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名义上土司制度已不存在的时候。
辛亥革命，赵尔丰为同志军所杀，本已“改土归流”的各土司又死灰复燃，
虽名义上土司已不存在，可权势依旧，鱼通土司依然。民国时期，原鱼通土司甲安仁在川边镇守使、川康边防指挥部、西康建省委员、西康省政府等各个时期都身兼要职。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上层人氏实行团结政策，委甲安仁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委员和康定县人民政府委员，还是康定县一、二、三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可这个双手沾满红军鲜血（仅在金汤就残杀红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保卫战士就达60余人）的鱼通土司，错判形势，以为解放军和当年的红军一样住不长，像1935年一样，到时还有便宜可占，于是当上了“川康反共救国军”的师长。在国民党特务刘野樵（重庆教场口事件的制造者之一）、杨道明和兰希夷（原金汤设治局局长、中统特务）的策动之下，在1951年6月，拿起当年从红军手中夺得的枪支，发动了鱼通叛乱。人民政府宽大为怀，派代表前往劝告争取，甲不听，只得进行平叛。人民解放军，仅用半个来月时间就将其围歼。鱼通土司甲安仁，困死在前溪菩萨山一个叫花石包的岩洞中；刘野樵前往懋功发动叛乱途中，在康定孔玉与丹巴、小金交界的门子沟被解放军击毙；兰希夷和杨道明被擒，受到惩治。
手边有份当年记述这次平叛战斗的题为《鱼通人民头上的板被掀开了――分区某部扑灭甲安仁叛匪记》的报道（作者冯永年、韩勇诚、郭全政），记述了这次平叛的情况，摘其要点，以助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1951年）6月14日我剿匪部队，背负各族人民的向匪穴--麦笨进发。”
“20号下午，我军胜利的占领了整个明干（敏千）山，叛匪巢穴被彻底摧毁，残匪四处逃窜，我军立即包围搜索，地方干部也配合着大力展开政治攻势，八天中从山林招回投降自新土匪180余名。暴乱主要匪首甲匪安仁、杨匪维周、杨匪思（恩）文、包匪继昌等全部毙命；被胁迫匪众除毙俘外，大部缴枪投降自新，数百名叛乱股匪全部消灭了。”
（载1951年７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军区康定军分区二届“英模代表大会特刊”）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甲安仁之子甲明阳得以妥善安置，已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委员会的数届住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