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将领的生长点
在任何一个民族中，真正的军官总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严格的筛选，紧张的生活，常年不懈的体力和智力的训练，赋予他们强壮的体魄、健全的神经和完整的人格。《左传》中说，晋国将军魏胸部被重创后，仍能“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坚持参加车战，可见身手不凡。据史书上说，鲁将叔梁纥在逼阳之战中力气大得能把城门举在半空。有其父必有其子，纥的儿子孔丘据说也是个孔武有力的壮汉，而此人日后竟成了儒家学说的开山鼻祖。一种健全的、有影响的思想，不会属于一个羸弱的头脑，更不要说孔子还要带许多弟子东奔西跑，去宣传他的主张了。
中国如此，外国亦如此。斯巴达人的强健，是这个民族在希腊诸城邦中崛起和兴旺的动力，而罗马帝国的衰亡，与罗马人奢华生活带来的体魄疲软密切相关，这一点早有军事家和人种学家指出过。两军争锋，强者为胜。从优生学角度看，培养优质军官作为一种人文的选择，其意义可以提高到防止民族品质衰败的高度去认识。
绵延不断的战争之火一代代熔铸着军人，使军官的意志力、适应力、耐受力、思维能力一次次受到锻打和考验。怯懦、柔弱、萎靡不振、偏激狭隘等不良心态被逐步清除，他们中的许多人形成了较为完满的品格。这种具有完满品格的个体，在任何优秀的民族中都备受珍视。像拿破仑之于法兰西，格兰特之于美国，加里波第之于意大利，纳尔逊、蒙哥马利之于英国，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之于俄国，朱可夫之于苏联一样，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各民族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自己深刻的、富有个性的印记。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秉承了马其顿人崇尚武力，野蛮而富于进取的性格，又受到希腊文明的熏陶，被锻造成为一柄为其民族开疆拓土的利剑。时至今日，那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早已烟消陨灭，可是人们仍能从欧罗巴各民族富有特点的行为举动中，依稀辨出亚历山大那充满英雄色彩的影子。与亚历山大一样被后人所推崇的罗马统帅恺撒，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军人。这位名垂战史的统帅文武兼备，他写的《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是记述高卢、不列颠和东日耳曼地区历史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是研究民族学、罗马史和军事史特别是崩溃中的民族社会史的重要材料。
后来的学者都把《高卢战记》作为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反复引用。一部战记尚且如此，一场历时9年的充满诡诈和血腥的战争将会对当时的人产生怎样难以磨灭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矫健勇猛的厄尔维几人，在半渡之际，被果断发起进攻的恺撒所击败，他们开始放弃从老祖宗那里学来的信条——战争应当依靠勇力，不应该依靠阴谋诡计。谁能否认，此后的众多战术改革家中，没有厄尔维几人的后代呢？在激烈的战斗中，恺撒喜欢披一件罗马统帅专用的厚羊毛披风，使士兵能从罩袍的颜色上一眼就辨认出统帅的到来，于是这件披风便有了激励士气的魔力。2000多年后，不列颠人的后裔蒙哥马利与斯瓦比亚人的后裔隆美尔在北非的沙漠中角逐。蒙哥马利喜欢戴一顶带有两枚徽章的贝雷帽，而隆美尔则喜欢戴着有机玻璃风镜和在胸前挂着镶金的灰黄色珐琅质十字勋章。美国名将巴顿在从摩洛哥到柏林的漫长进军途中，也总是扣着一顶标有军衔星徽的钢盔，他们都希望能被自己的士兵一眼辨认出来。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勇气和与众不同，从三位将军多少有些古怪的举动中，可以依稀看到恺撒那件激励人心的披风仍在拂动。
军官的创造力自然最多地表现在战争领域，一部战争史可以告诉我们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例子。在井田密布的西周，“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井田道路系统有利于发挥战车的机动性，车战便成为当时主要的作战形式。一些有革新精神的军官，不断创立新的车战技术，郑国的高渠弥首先抛弃了步车分离的传统队形，在葛之战中，用“鱼丽之阵”，大败周桓王；晋国苗贲皇首创翼侧攻击方法，在鄢陵之战中击溃了威猛善战的楚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是晋国大夫魏舒。公元前541年，魏舒率军与狄军遭遇，他发现，敌军是步兵，晋军是战车。由于战场地形险峻，晋军战车无法展开。如果晋军以二伍步卒与甲士混编成方阵，设法把敌军围困在轭道里，就有胜利的把握。于是他对部下说：“请皆卒，自我始。”便“毁车以为行”，把甲士和步卒编在一起，组成了我国第一个独立的步兵方阵。于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兵方阵就这样由魏舒发明了。
车战向步战的过渡，是井田道路系统被私田破坏后的必然结果。一场遭遇战给魏舒提供了发明新战术的机遇，这种机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住的。如果说新发现的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那么新发明的机遇也总是垂青于有创见的头脑。魏舒和后来的新作战方式的发明者们一样，是军官中的佼佼者。战争和军旅生涯给了他们既有准备又有创见的头脑。这种头脑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幸运的财富。
富有创见的军官，常常使循规蹈矩的人们大吃一惊，海洋从来就被看成是阻隔各大陆的天然屏障，可美国海军少将马汉却把海洋看成是大自然赋予的伟大交通工具。他认为，富有进取心的国家要靠海洋来夺取海外殖民地，掠夺原料和市场。为了积累财富，一个国家必须在世界范围内交换产品。因此，海军力量对一国的发展、繁荣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马汉的“海军制胜论”颇富洞察力，它首先揭示了制海权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极端重要性，为近代西方各国制定国家战略，提供了影响深广的理论依据。另一位堪与马汉媲美的西方战略家是意大利人杜黑。他关于“制空权”的认识和他所极力推行的建立独立的空军军种的主张，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军官对新技术的敏感。像在各处一样，敏感总会受到麻木的刁难，杜黑受到了事后证明是一次蠢举的军法审判，并被认定有罪。与普遍存在的麻木相比，敏感对于军人尽管仍算是稀罕之物，但绝不是仅见。
1945年，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雷达军官灵机一动，突然看出有可能向全世界转播无线电波和电视波，这位名叫亚瑟·查尔斯·克拉克的年轻人认识到，可在距离地球赤道22300里的轨道上安置3颗卫星。这样，广播信号就能从卫星发射到地球上几乎任何地点的接收机。这个空军上尉把他的想法在英国杂志《无线电世界》上做了详细的说明。30年后，他设想的通信卫星成了世界各国之间的重要的通信渠道。
军官的敏感性自然经常地表现在军事领域，但受惠于这种敏感性的范围，则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空军为了提高B-29轰炸机的轰炸效果，请道格拉斯公司三名技术人员参加了联合研究，通过研究对B-29轰炸机做了改进，在轰炸日本国土中显示了威力。战后，空军上将阿诺德首先看到“让科学家在民间的环境中工作，而又使其智能继续随时服务于军事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的发起下，建立了“兰德工程”，几年后又改组成兰德公司。几十年来，兰德公司不仅完成了为美国国防部门出谋划策的主要业务，而且创造了一套从事政策研究的新的跨学科分析的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政策分析人才。兰德公司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成了现代智囊团的代名词和同义语。不管阿诺德当时的本意如何，他的敏感性却使社会获益匪浅。到了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巨大潜力，这一地区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是谁首先指出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前景的呢？世人常把它归结为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的。其实，早在1945年，麦克阿瑟就对记者说：“人们应该注意东方，未来的一千年是太平洋时代。”军人的远见有时真让人叹为观止。
军官处于一种人为的思维复杂环境中，他们为了解和熟悉敌手的情况，必然有意识地按敌人的思路去观察和思考问题，并不断地总结自己和前人的作战经验，这使军官中的出类拔萃者较常人更易得出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理论，使整个民族受惠于斯。据陆节夫《中国兵学现存书目》载，我国古代兵书“约略估计，当在二千种以上；迄今尚存者，亦当有三四百种”。这些论著所体现的兵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个性心理和思想特征的形成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孙子兵法》泽渥百代，至今仍作为东方智慧的精髓，成为无数政治家、军事家必备的案头书，甚至大大启迪了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们。
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军官大多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乐于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并通过自身的气质、性格和能力特点，体现出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意志和民族的个性心理特征，成为民族精神的优良载体和民族发展的生长点。
根据政治学派伊始的看法，军队的职业性、科层制度、专业化分工和讲求效率，使军队具有“现代化组织”的特点。除了在传统习性很强的国度中，军队常常是属于更保守的社会组织外，在新兴的、发达的国家中，军队则往往更能适应潮流，有一种“文化适应”的倾向。这倒不一定是军官个人受了多少现代化的教育，主要还是由这个社会组织的特点决定的。社会学家的“现代化趋同论”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无论其起点如何，都要经历包括科层化在内的几个阶段，军队是实行科层制的源头，军官富有科层管理的经验，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仍属于比较先进、比较健全的一部分人。《大战略》的作者柯林斯上校说：“美国人是最没有耐性的民族。在美国社会中，军人也许算是最有耐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段似随口而出的话，实在值得细细品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大体上安稳了40年。但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以及从拉美到非洲再到东南亚，由军人集团频仍发动的军事政变或军人干政，都在用绝非历史回声的枪炮声提醒世人——军官的作用并未成为历史。
在展开对军官素质的讨论之前，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角度，对军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一简要回顾，有助于使我们从一开始就获得一种观察军官素质问题的广阔而又深远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