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谈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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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动物、植物是大自然演化之结果。人只不过是一基因机器（道金斯语）。如此说来，各个民族的文化中，包含着其独有之文化基因，而国家只不过是部民族文化基因的遗传机器而已。一个个人消亡了，而文化基因永存；朝代轮番更替，而文化基因永存！
章太炎先生认为，民族文化之要素不外言语、风俗、历史三者（据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其深处之核心要素，则不外宗教与文化，以欧美诸国为例，则其共有之文化基因为古希腊之理性与基督教之一神、博爱。民族而有昂格鲁-撒克逊、法兰克、日耳曼、斯拉夫等，国家则大大小小几十个，但其文化基因则不外这两者，在不同的时代，因不同之地理环境、天气因素等，从而造就出不同的民族国家。就像是人类的基因一般大同小异，而有白人、黄人、黑人、棕色人种等一般。而吾中华民族之文化基因，则不外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及后汉时加入之释教等。其具体之演化过程，请容我慢慢道来。
据生物演化论理论，则地球之开端为一池太古浓汤，浓汤中，只有无机分子，在闪电等外界刺激下，而转化成有机分子（已在实验室中证明），然后最低等之生命现象出现，进而一步步演化成植物、动物等，最后成就今日之纷繁复杂之世界矣。照此理论，则五帝之前，中原大地为中华民族之浓汤时代无疑矣。至五帝时，则在外界之刺激下，浓汤中涌现出黄帝、神农氏、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有机分子（亦即部落首领），这些有机分子一步步演化，然后而有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孔子横空出世，同时而有老子、墨子等，然后，吾华夏民族之文化基因正式成形，这便是讲求仁恕、民本之儒家，讲求兼爱、非攻之墨家，讲求无为之道家，讲求爱己之杨朱，尊君严法之法家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不过是这些基因之载体而已。同基因之演化一样，文化基因之演化也有渐进与突变、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之别。当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则上述基因皆为显性，它们争奇斗艳，在齐、楚、燕、赵、韩、魏、秦等不同载体身上，发挥着不同作用。基因为求各自之生存，而进行着残酷之竞争，那些基因之代言人，如孔孟之周游列国，老庄之隐居，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李斯、韩非之客秦等，正因其激烈竞争，这些基因便也很快发展壮大。当此之时，正吾华夏民族光辉灿烂之际也。
然后，晚出之法家基因占主导的秦国胜出，然后汉代秦立，至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是，君主专制、一统天下之国家出，含有仁恕、民本思想之儒家基因，在大一统君主专制统治要求下，发生基因突变，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变为“三纲五常”，原来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假如君不像君，则臣也可以不臣，却突变为尊君而贬臣，自此，本来君臣、父子双方都有的权利与义务，变成君、父只有权利而不用承担相应之义务，而臣、子则无权利，只有义务。至于孟子的“民贵君轻”，则被弃之不顾。至此，儒家文化基因发生变异。讲求兼爱、非攻之墨家基因则隐而不彰。法家、道家基因，也变异以求适应社会之变化。与其说是这些文化基因导致社会演变至此，到不如说是社会之外部环境演变，导致基因发生变异。
墨家自此成为隐性基因。儒家之基因则发生变异。华夏民族由春秋战国之列国竞争，而变为大一统之国家，从而导致上述文化基因渐渐归于无用武之地，从而慢慢丧失活力，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文明已经落后于印度文明（周有光语）。而文化又是流动的，高出的印度佛教文化，经西域而传入中土，而以玄奘为代表的文化使者，也前往印度取经。于是，中华大地就又出现了一个全新之基因——佛教文化。此一外来基因，与原有之基因，尤其是儒家、道家文化基因，发生严重冲突。冲突过程中，佛家文化基因为求站稳脚跟，不得不本土化，禅宗便是好例。而儒家、道家之基因，在外来基因冲击下，又一次发生变异。道家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而儒家文化基因之变异，则有讲求心性的宋明理学之诞生，至明王阳明心学出，一反汉代以后儒学为君主专制所用，桎梏人心之弊端，而有解放思想的主张。然明清两代，君主专制到达极致，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既遭朱元璋扼杀，清代的大兴文字狱又进一步桎梏人们的思想。则儒家的仁恕、民本之因素，也丧失得差不多了，先秦充满生命力之文化基因，至此丧失殆尽，所有者，只剩下了一些披着儒家外壳之僵死理论罢了。吾炎黄子孙，在异族统治下，则道德、文化、生命力一点点丧失，几乎不成人样了。
所幸此时海运大开，西方文化之优秀基因在坚船利炮之掩护下，敲开帝国的大门，涌了进来。这些活蹦乱跳、充满生命力之文化基因，令我们趋于僵死之文化基因疲于应付、难以招架，虽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终归无用，挽救不了大清王朝灭亡之命运。这个野蛮、腐朽之王朝载体灭亡了，吾中华文化原有之儒家、道家等文化基因才有可能重新复活，恢复生机。正如一个人死了，但其身上已存活了几百万年的基因还活着一样，清朝虽然灭亡了，富有仁恕、民本思想之儒家基因却并未死去，也不可能死去，除非中华民族灭亡了。只要中华民族存活一日，这些基因就会存在一日。事实上，在清末时，就有人编辑《孔孟心肝》一书，借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来反抗清王朝的统治。但有人不明白文化基因演化之原理，而提出“全盘西化”之主张，试问，一名黑人死去，他身上的黑种人之基因，能一下子变成白种人的吗？文化基因之演化亦如此。只能说，满清这个保存中华文化基因的国家机器衰败覆亡了，但中华文化基因却因此获得了新生。
正如一千多年前从印度涌入中土的佛教文化一般，西方优秀文化也涌入中国。其基因中之成分——自由、民主、科学、理性、基督教是我们固有文化中所欠缺者，正如当年的佛教进入与儒家、道家发生碰撞一般，这一次也不例外。虽有人喊出了“全盘西化”，那是因为他不明瞭文化基因演化之过程。一种基因，可以发生渐变、突变，但只要其宿主不消失，它就永远不会死亡。同理，只要中华民族这个载体一日不消亡，则儒家、道家等文化基因就不会死亡。当然，在外来强势文化基因之冲击下，儒家基因几乎有些立不住脚。但很快，那些走出国门去留学，学贯中学的学者就发现，任是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外来基因如何强大，但它们并不能改写甚至消灭吾华夏民族固有之儒家文化基因，充其量，清除掉自秦汉而来的历代统治者强加给儒家的三纲之桎梏，而露出其仁恕、民本之固有特质，从而令这一古老基因重现光辉。事实也正是如此，像陈寅恪、周作人、萧公权、王元化诸人，就都认识到此一问题。诚如知堂所言，“中国的思想本来是好的，可以乐观的，第一是利人，讲仁，讲忠恕，要使大家安居乐业；第二是讲实际，不讲玄虚，死后如何，永生如何，天堂如何，一概不问，只知道现在生活的几十年中好好的过活；第三是讲中庸。中国的思想就是很平凡，可是经过考试制度之后，中国的思想变坏了，我们要补救他……必须首先将固有的精神思想健全起来，然后再用科学方法选择西洋文明的优点输入进来，这才是好的办法”（《中国的国民思想》）。
国父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他自述自己思想之来源，“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是什么？中华民族固有之文化基因是也。“民族思想吾先民之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自传》）。“中国古昔自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矣”。萧公权先生介绍道，“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极言吾国欲图自立，必须恢复民族固有之道德，固有之智能与乎固有之政治哲学”。他盛赞中山先生“之政治思想会通中外，融旧铸新。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之实学为内容。惟能融旧，故吻合于国性民情。惟能铸新，故适应现代之需要”（《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实践中，于自觉不自觉中，重视吾中华文化基因者如此。
于此吾可断言：中华民族一日不亡，则儒家、道家等文化基因便一日不会消失。
二O一七年七月三十日上午
二O一七年八月六日上午改
（特别鸣谢 照片拍摄 段增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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