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狮子堰寨里山王春梅家养病，四位战士病中结友情
(接上篇《在下畈垸邓大爷家，席书文生病了。》)
寨里山属于嘴上垸，离夏家畈仅6里路，是王裕冲的上游。也是蕲北县与安徽省宿松县的交界处，山高林茂，遮天蔽日，人迹稀少。野战军流动医院还是半个月前建立的，接收的伤员主要是参加高山铺战役的负伤战士。当时，刘邓首长对流动医院的指示是，要以服务和治疗部队彩号病号为主，接受部队和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争取当地人民群众支持，把医院办成培养红色种子的摇篮和不走的工作队。所以，县、区领导对流动医院倾注了很大精力。季子华、殷实等区委领导三天两头都往医院跑，问情况。他们到医院要路过夏畈乡，这样就发现了我生病，将我送到医院来。
来到医院后，医生拿着听诊器和温度表检查了一会，还问生病前后的症状，在本子上写些什么。一位比我还小的战士叫我脱裤子，在我屁股上打一针，然后吩附抬担架的人将我送到一户人家住。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叫王春梅，20多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见我住进来后，就将她家的床腾出来让我睡，她和爱人带着孩子睡地铺，让我好感动。
第二天，蕲北县委又介绍两位同志住进来。一乘床睡不下三个男子汉，王春梅卸下门板准备重新搁铺，但是刚把门板卸下来，搁在地上，又担心穿堂风吹进来伤了我们身子，试着拿晒筐去掩，可是怎么也掩不住，风从四个角往里灌。试过后，她又把晒筐送回原处，在门口楞着一副为难相。这时我想起来了，她家只有一床棉絮，已经盖在我身上。若是重新搁铺，后来的两个病号只有睡稻草。王春梅一定是为这件事急住了，直搓手，不知如何是好。
“别忙吧，我们三个睡地铺，你家的人睡床上，不用再搁铺。”
我们三个人属我先来，见到这个情景，对她讲。
“哪怎么行呢？”王春梅回答。
“行、行、行。”我们三个人齐应声。
“三个人睡还要暖和些。”后来的一个人中高个子补了一句，使我不禁对他多望一眼。似在哪里见过，但是没有直接接触。
房东女主人见我们态度很坚决，勉强答应了。我将被子从床上抱到堂屋的地铺，三人挨着躺下。就这样，我与后来的两位同志相识了，知道那个说话的高个子叫邵自修，另一个叫刘九江。
说来也是偶然，我们三个都是南下干部团成员，一路到大别山，又一起分到蕲北县，都参加了藕塘湾会议，这时又都害同样的病。医生给我们三人打过针，嘱咐要焐汗，说只有多喝开水，多出几次汗，把体内的毒素排出来，病就好得快些。前面说过，房东只有一床棉絮，而且没套子，原来的套子拆下来垫在稻草上，我们三人身上仅盖着这床絮，不够用，盖住头就露出脚，半个身子露在外面。但是，一想到我们从北方来到南方，想到群众把家里仅有一床絮让给我们盖，他们家的人睡稻草，我们就不忍心让被子把自己包裹住，好像那样有点对不住战友和群众似的。因此，睡在两边的人只盖个角，只有中间的人把身子盖住了。我们三人就开始争睡两边，把中间位置推来推去，后来竟造成宁愿坐着也不愿睡中间的局面。
“这样吧，我们三个人抓阄怎么样，拈到谁谁就睡中间，不准推辞。”邵自修是我们三人中的老大哥，长我4岁，长刘九江3岁，而且他又是县政府会计，见争不出什么结果来，像是代表“组织”提出这个主意。我和刘九江答应行。这样，邵自修当面捡起一截稻草，背过身去捉弄一番，又转过身要我们猜，说稻草在我双手或者上衣口袋里，谁猜到谁就睡中间。于是，我和刘九江分别猜，这样才把睡中间的位置定下来。
猜了三、四次，我和刘九江发现一个秘密，除了头次稻草棍没被我和刘九江猜到而让邵自修睡中间外，其余几次都是我和刘九江猜到睡中间。比如刘九江猜到稻草棍后，邵自修就说行了，不让我继续猜。下一次刘九江还要领头猜，邵自修说让我先猜，我也是一猜便中。于是再下次就让刘九江先猜，一猜准是，再也轮不到邵自修睡中间了。有次猜完后，我坚持把邵自修另一只手掰开，发现这个手心也有草棍，上衣口袋同样有草棍，只要第一个猜准能猜中，原来他是将中间的位子让给我俩轮流睡，他自己始终睡旁边。邵自修是个大个子，来时病情不是最重，后来恢复得却最慢。原来每天都在替我们挨冻。揭穿这个秘密后，我和刘九江坚持三个人轮流睡中间，这样才制止邵自修“搞鬼”。那个时候战友的情谊，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在流动医院住了五、六天，医生限制我们不出屋，还让一位叫胥林的战士监督我们。
胥林是山东人，也是南下干部，来到大别山不久，在一次追捕土顽份子交火中负了伤。流动医院建立后，他成了第一批伤病员，现在基本痊愈了。在他准备归队的那一天，碰上邵自修和刘九江来住院，县委就把他留下来照顾我们三人。这样，我们4个人成了一个小集体，还明确他是暂时的领导。我们躺在床上，端水送饭拿药的事都是他。最难容忍的是，连大小便都不准我们出去拉。房东门角有个便桶，他让我们拉在便桶里，拉完后，他就将便桶送到屋外的茅坑倒，用水冲洗后又提进来。每当我们看到他洗完便桶回来后，心里便产生一种愧疚感。为了减少冲洗便桶的次数，我们尽量憋住大便。但是，治病期间吃的是中草药，喝进肚子就想泻，厉害时一天竟泻10来次，憋是憋不住的。因而每泻一次，胥林就要洗一次便桶。这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解放后五十年代，邵自修当上蕲春县县长，我也当上县财贸部部长，有时路过彭思区绕到粮管所去看一看，因为当初照料我们的胥林同志就分在这个粮管所当主任，当初是我们的领导，一位专为我们端水洗便桶的领导，现在是我们手下一个小兵。岁月蹉跎，人生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但是胥林没有半句怨言，我们在艰难岁月结下的情谊是那样铭心刻骨。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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