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邓散木《篆刻学》:学“邓派”,记好两个人就可以了

浙派之后,我们一定要把邓石如的“邓派”详细地说一说,因为这个“邓派”太重要了。邓散木先生在《篆刻学》里把这个门派定名为“邓派”,后世也有人将其称为“皖派”,原因在于,邓石如的印风和创作理念最终成了北派“徽宗”的代表,相对整个印史,其他的徽宗名家,都不如邓石如的影响深远。

(《篆刻学》里的邓派章节)

稍稍拔高一下,我们甚至可以把邓石如说成是近现代篆刻的开创者,因为就是自邓石如以后,印人们的手脚才彻底挣脱了古代印章的字法、篆法、章法、印式的重重束缚,得到了真正的创作自由。

(邓石如像)

邓琰(1743-1805),字石如,嘉庆年避帝讳以字行,又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别署完白、古浣子、游笈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等,安徽怀宁人。

邓石如书法在当时名气很大,邓散木先生写道:“曹文敏称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这里的曹文敏指的是曹文埴,清代重臣。字近薇,号竹虚,歙县雄村人。乾隆二十五年传胪。后累迁左都御史,执掌刑部、兵部、工部、户部兼顺天府尹。官至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他的谥号是“文敏”,户部尚书的推介当然很有说服力。

邓石如的篆刻同他的书法一样,水平也很高。我们现在已经公认篆刻跟书法是相互促进,互相增益的一对中国艺术,而邓石如实际上是第一位做到篆刻书法同时成功的大艺术家。

(邓石如蜡像)

邓石如篆刻最早师承梁袠(梁千秋),“而益以己意,不屑屑乎高标秦汉,盖与钝丁之不肯墨守汉家成法,实异途而同归也。”他在梁袠的风格上又加了自己刚健浑朴,他跟丁敬一样不肯墨守汉法成规,也同样成为别开门派的大师。

汉印篆法是缪篆为主,文字端方,但邓石如的篆法“以圆劲胜,戛戛独造”。其实,方圆异化并不是关键,最关键是他的“印从书出”。

“印从书出”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借用黄惇先生在《中国古代印论史》中的结论:以印人自己形成的具个性风格特征的篆书入印,由此而形成新的具有个性的印风。

用大白话说,其实就是,篆刻家以自己的书法风格入印,于是有什么样的篆书书写风格,就有什么样的相应的篆刻风格,对于印人来说,这比“印中求印”受秦汉印文字书写风格限制要自由得多了。我们来看邓石如的作品:

(邓石如的作品)

不论朱白,这些印作,几乎都强调线条的书写性,邓石如是“印从书出”的强化实践者,前面说明代印人朱简时,我们已经提到过他的强调书写。邓石如的强调书写,与朱简的强调书写,有本质的区别:朱简用来入印的个性书法不是他本身的创造,而邓石如则完成了书、印于自身的一元化统一。再来看他最有代表性的三方作品:

(邓石如和他的代表作)

注意,这些作品,除了引入了明显的书写风格外,还有章法上的大疏大密。其实这也是邓石如对于篆刻的绝大贡献。当然,他的“书从印入,印从书出”是在赵之谦的持续强化推广之后成为影响后世的、独立的印学理论。魏锡曾在《吴让之印跋》里这样说:

完白“书从印入”,撝叔语,其云:“‘字画疏可走马,密处不可通风’,即印林无等等咒。”

这一句,包含了邓石如的两大印学理论:1、印从书出,书从印入;2、疏密章法观。只是“疏密章法观”在赵之谦被赵之谦当成最高原则(“无等等咒”)强化了。赵之谦是“印从书出”理论的提纯者,他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应当把他挑出来单独说,所以,邓散木先生将赵之谦列入“邓派”,并不合适。所以,我们只跟着说吴让之。

邓散木先生在邓石如之下,还提到包世臣,但实际上,包世臣只是继承了邓石如的书法,并没有继承他的篆刻。真正继承邓石如篆刻的,是吴让之。

(吴让之像)

邓散木先生对吴让之的评价是:“吴廷飏以朱文胜。白文拟汉虽有是处,终嫌秀媚有余,峻拔不足。”但实际上,这并不准确。

准确的评价,应当是吴让之让邓派印风更加成熟,使邓石如圆润流畅的格调更加平稳。而且解决了邓石如朱文白文尚未统一的问题,使白文的“印从书出”同朱文一样平稳安详。(在邓石如,白文印并不能很好地“印从书出”,因为圆转的线条会产生大量的非规则留红,打破印面安静。)来看一下吴让之的作品:

(吴让之的作品)

除了朱白文统一,实际上,在吴让之的作品中,偶尔还能看到一种清新灵秀、宁静淡泊的气息。或许这也正是吴昌硕后来会说“学完白不若取径让翁(吴让之)”的原因(关于邓石如、吴让之二人的个人生平请参看拙文《印人传》系列)。

因此,我们建议学习“邓派”印风,从吴让之入手最为妥当。也就是说,学“邓派”,只需要记住邓石如、吴让之两个人就可以了。

此外,邓散木先生所提及的赵叔孺、易大厂、赵穆、吴咨、徐三庚实际上均不是纯粹的“邓派”传人。因此,我们把他们放在学习进程之外单独介绍,不再完全遵以邓氏《篆刻学》文本为主。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