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祥丨《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相关史事考述——从赵万里佚札与王献唐佚跋说起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5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石祥老师授权发布。
石 祥
内容摘要：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的清乾隆三十年鲍廷博刻本《水云集》《湖山类稿》贴有赵万里致王献唐信，另有王献唐题跋，均未经披露。这两件史料揭示了二人因校勘《水云集》而发生的学术交往。赵万里在王献唐寄去的这部《水云集》《湖山类稿》上，过录了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的校语。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包含了多个校勘辑佚来源：王国维校出的王乃昭本相对于鲍刻本的异文、过录的王乃昭本上的黄丕烈所写校字、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文，以及赵万里据《诗渊》《永乐大典》校出的异文。王乃昭本曾经黄丕烈收藏，黄氏对此本的认识也有先后变化。因未见王乃昭本，加之诸家对其的称谓不一，王献唐一度将“黄丕烈校王乃昭本”误解为黄氏以王本为参校本而临校的另一个本子，却将自己校勘《汪水云集》的底本——海源阁流出的黄丕烈旧藏王孝咏本——误认为王乃昭本。而王孝咏本入藏山东省立图书馆后，又因抗战流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关键词：赵万里 王献唐 《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
赵万里、王献唐是近现代成就斐然的文献学者，事迹功业为人熟知，毋庸赘言。王献唐于1930年代在山东省立图书馆任职期间，着手校理宋人汪元量《水云集》，网罗诸本，用力劬勤。其校本最初计划作为“海源阁秘笈四种”之一印行，因故未克实现。1984年，齐鲁书社以“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之名影印王氏手校本，并将所著《汪水云集校勘记》《汪水云集版本考》《汪水云事辑》等排印附后。据齐鲁书社本“出版说明”，柳诒徵、王重民、顾实曾协助校勘此书，该本将三人与此事有关的一些文稿、题跋、书信，以排印或影印原件的形式收入，使读者可以清晰了解他们与王献唐校本的关系。
笔者在山东省图书馆参加古籍普查工作时，在该馆未编古籍中得见一部清乾隆三十年鲍廷博知不足斋刻本《水云集》《湖山类稿》（此书单刻，开本宽大，未入《知不足斋丛书》），其卷端扉页有王献唐题跋（见图1），卷末粘贴赵万里书札（用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八行信笺纸，见图2）。这两件史料揭示王赵二人因校勘《水云集》之学术交往，可由此考察王献唐校理汪集的一些细节问题；且王跋未被收入《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等已刊行的王献唐著作，赵札亦未见披露，可备日后增辑二人文集之用，具有相当价值。兹将二者照录于下：
黄荛翁手校《水云集》有数本，均见《荛圃藏书题识》。其校王廼昭本，归海盐张菊生。王氏原钞，则余为山东图书馆收得，曾据以撰校勘记者也。友人赵万里先生有过录黄本，复与王静菴先生从《永乐大典》中校辑数首，为余迻录此本上。于今午寄来，高谊可感也。赵函并贴卷后。
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百汉印斋西窗记。王献唐（下钤“献唐”朱文小方印）
此本为叶焕彬旧藏，得于北平厂肆，糜银二十六饼。书虽近刻，颇尟觏，今日已为重价矣，未知他年□何，记之以质后人。（旁钤“百汉印斋”朱文小方印，以上均在卷前扉叶）
献唐仁兄先生有道：
弟里顿首 九月十二日（粘贴在卷后扉叶）
《王献唐师友书札》收录的另一封赵万里致王献唐书札，亦关涉此事，兹录于下：
献唐先生有道：
久不通讯，即深系念。比维起居康胜，文思迪吉为颂。讬校《汪水云集》，因尊寄《宋诗钞》本与鲍本略异，故未能照校。现里倩人录一校记，否可？成当寄呈不误，请释念为幸。近日有佳本否？时局如此，平津 前途不可知，奈何奈何。专此，敬请道安。不一。
弟赵万里再拜
八月廿三日[1]
《王献唐师友书札》收录的王重民书信第十通（末署“七月四日”），其中侧面涉及此事，行文颇为有趣：
弟与赵万里君不常见面，因他忙，弟催怕亦无效，若与傅孟真先生来信时，可讬其转催，因赵君最听从傅先生的话故也。弟见赵君亦可催促。[2]
将四者互看，可直接获知的基本事实如下：王献唐托赵万里代校汪集，寄去《宋诗钞》（当指清吕留良、吴之振编《宋诗钞初集·水云诗抄》）。赵万里未照办，而是提议将自己与王国维据“黄丕烈校王乃昭本”及《永乐大典》所校校记，倩人誊录。王献唐遂寄来这部鲍刻本。过录完成后，赵氏将鲍刻本寄还，王献唐于1932年9月16日收到。在此过程中，赵万里有所拖延，王献唐托王重民代催，赵万里可能从王重民处或别的渠道感受到了王献唐的焦虑，故而8月23日赵函有“久不通讯”“成当寄呈不误，请释念为幸”等语。
接下来，结合其他材料，对与王献唐校理汪集相关的书、人与事作进一步解说。
一、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
赵函所称王国维和他分别用“黄丕烈校王乃昭本”及《永乐大典》校过的汪集校本，即王跋所云“赵万里先生有过录黄本”，亦是在鲍廷博刻本上临校，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A02938。《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乾隆三十年鲍氏知不足斋刻本 王国维校并跋 赵万里校”（集部4778号）[3]。1929年春，北平北海图书馆收购了王国维的190多种批校本，“（王国维）此项手批手校之书，共有一百九十馀种，约七百馀册，本馆为保存先哲手泽起见，特全部购入，以垂永远，并拟校录其批校语刊印成书云。”[4]此王国维校本《水云集》《湖山类稿》应是其中之一。后来随着北海馆与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此本最终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
该本《湖山类稿叙》首叶有“王国维印”（白方）[5]，《水云集》首叶版框右侧外有“壬戌春，常熟王廼昭钞本校。眉头所记者，黄复翁校也。观翁”（见图3），系王国维手笔。此外，卷四末所录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汪氏六诗一词、《亡宋旧宫人词》卷末题跋四则、《湖山类稿》卷二《出居庸关》题下小跋、《水云集附录》叶二天头录《文山全集》卷二一《胡笳曲序》以及各叶天头与行间的大部分校字，亦是他的手迹。
至于赵万里所校，最明显的是《水云集》叶一九《宋宫人分嫁北匠》题下有“《大典》人字部引，'宋’上有'亡’字，万里”；《湖山类稿》卷一叶七《兵后登大内芙蓉阁宫人梳洗处》诗末有“据《诗渊》[6]引校，万里记”。此外，《水云集》叶二六《邳州》“身如传舍任西东”句，“任”字旁校“忽”，题下有“校《大典》邳字韵引”，虽未署名，但笔迹亦出赵万里。王赵字迹有较明显差异，不难分辨，不再逐一列举。
王国维所校出的异文，有写在行间者，有书于天头者，前者是王国维校出的王乃昭本相对于鲍廷博刻本的异文，后者是王国维过录的王乃昭本上的黄丕烈所写校字，分处书写，便于区分。与山图藏过录本（见图4）比对，两者高度相似，可见过录时严格遵循了王国维原校。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的批校跋语还与其《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以下简称“《书后》”）一文[7]有明显关联。比对可知，后者系以前者为基础，经较大增修成文，行文次序与繁简有变化。如《亡宋旧宫人词》卷末题跋首则，先引“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次引“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第二则引“《宋史·江万里传》”。《书后》一文的第一段，可大致与之对应，但行文次序变为先《浩然斋雅谈》，次《江万里传》，次《随隐漫录》。第三则“汪水云以宋室小臣……有宋近臣一人而已”，与《书后》末段大致相同。第四则“壬子岁，曾从《永乐大典》补诗六首、词一首，当时所见《大典》仅十六册，今已星散矣。想欲再得数首，亦不易也”，《书后》完全不见痕迹。另一方面，《书后》第二段“《宋旧宫人诗词》乃王夫人以下十四人送汪水云南归”、第三段“南宋帝后北狩事”、“少帝入吐蕃事”，在批校题跋中则未着一笔。
王国维各条批校题跋末所署时间，如首跋“宣统庚戌正月国维识”、三跋“戊午八月国维录旧作跋”、《水云集附录》叶二天头录文末署“辛酉中秋录观翁”等，在《书后》中不见踪影。从行文连贯的角度考虑，如此处理，无可厚非。但欲复原王氏批校汪集并以之考察宋室北狩史事的历时性轨迹，这些线索便不可或缺。根据这些时间线索，王国维校理汪集的时间轨迹大致如下：他获得鲍刻本，不晚于宣统庚戌（1910）岁初。壬子（1912），以《永乐大典》补辑并校订。戊午（1918），“录旧作跋”。辛酉（1921），从《文山全集》卷二一录《胡笳曲序》。以黄丕烈旧藏王乃昭本校鲍刻本，为时最晚，在壬戌（1922）春。
至于王国维辑佚所用《大典》卷八九八诗字、卷二二七三、二二七四湖字，后两卷所在册为卷二二七二至二二七四，长期下落不明，直至2007年，得知在加拿大籍华人袁葰文处，后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卷八九八目前仍不知所踪，与其相邻的两册为卷八九五至八九六、卷八九九至九〇〇，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接下来，讨论赵万里以《大典》校此鲍刻本的时间。他本人对此未作说明，只能从周边情况展开推测。1929年，《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二卷第三/四号合刊“永乐大典专号”登载王国维《湖山类稿补遗附校记》。此即前述王氏从《大典》辑出的六诗一词及据《大典》所作的5条校记，由赵万里录出整理，赵氏还将自己从《大典》邳字、人字校得的两条附入校记，标明“万里案”以与王国维校相区别，明确称邳字为卷二八〇七，人字为卷三〇〇四。文末赵氏识语署“己巳上巳后二日”[8]，即1929年4月14日，这是赵万里以《大典》校勘的时间下限。
再看时间上限。首先，赵氏最有可能接触并利用《大典》，理应在1928年6月他入职北平北海图书馆后[9]。案，他当时的上司袁同礼相当关注《大典》的存世情况，多次撰文条列《大典》现存卷册的收藏情况，考虑到袁氏的职务，他对《大典》的收藏变动情况（尤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情况）的掌握，应是相当及时而准确的。1923年11月，袁同礼撰写《永乐大典考》（发表于《学衡》第26期），附表列出当时所知存世的《大典》卷册，称卷三〇〇三至三〇〇四在“京师图书馆”（应是清末学部图书馆创办时即在馆者），但未载卷二八〇七。之后，他的《永乐大典现存卷目》（发表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4期，1925年末出刊）、《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发表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2卷第4期，1927年初出刊）、《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发表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3卷第1期，1927年6月袁氏出访日本，此文写于他归国后），均无卷二八〇七。直至1929年2月，《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始标明卷二八〇七在国立北平图书馆[10]。从袁氏诸文的发表情况来看，卷二八〇七出现并入藏北平图书馆，应在1927年6月后至1929年初。然则，赵万里以《大典》校勘汪集，当在1928年6月至1929年4月间。由此细节亦可见，赵万里在王氏亡故后努力完善乃师著述，这是极可感佩的。
二、“黄丕烈校王乃昭本”
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的主要对校依据即所谓“黄丕烈校王乃昭本”，该本是《荛圃藏书题识》卷八著录的四部汪集抄本中的第二种，《题识》著录为“校旧抄本”。《题识》此本条下收录黄跋三则，分别写于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乙亥（嘉庆二十年，1815）、道光二年（1822）；此外还录有“壬寅端阳前三日，乐饥翁携赠”以及嘉庆元黓阉茂（七年壬戌，1802）皋月十又四日邵恩多跋。
不过，黄丕烈首次提及王乃昭本，却是在“从骑龙巷顾氏得来”的另一部“钞本《汪水云诗》不分卷”的题跋中，说他在乙卯（乾隆六十年）四月购得“《汪大有诗史》一册”：
此钞本《汪水云诗》，余向从骑龙巷顾氏得来，卷首及尾图记皆武陵所钤也。今乙卯四月，书人吕邦惟携书三种求售，内有《汪大有诗史》一册，行款与此本相同，而字迹较旧，讹舛亦少，第三十九叶多《恭宗皇帝送汪大有南还》诗一首，卷尾多补录四叶，第四十八叶末有“牧翁蒙叟”、“钱谦益印”两方印，煞尾有“此君别馆”小方印，不知谁氏所记。其补录之字迹与通体异，余友陶蕴辉云，此牧翁笔，以其为少年时书，故与老年微异。余虽不甚信，然征诸前之图记，理或然也。棘人黄丕烈。[11]
同年六月，黄氏在新获得的这部“《汪大有诗史》”卷首题写了第一则题跋：
此旧钞《汪水云集》，予从郡城贮书楼蒋氏得来。卷端有金耿菴题识并大小图章四方，又有“廼昭印信”、“乐饥”两图章，不知彼何人斯。卷尾有行楷四叶，未识谁氏笔。余友陶蕴辉识是东涧老人书。盖予所见者皆暮年笔，兹或少壮时书，故娟秀如是。且以前两大方印证之，理或然也。予向得钞本于骑龙巷顾氏，虽行款悉同，究不及此本之旧，又少补录之文。故急以千钱购得，为文房清玩之助，命工补葺而重装之。乾隆六十年乙卯六月中澣一日，棘人黄丕烈书于士礼居。[12]
值得注意的是，此跋不再称之为“汪大有诗史”，改称为“汪水云集”。案，所谓“汪大有诗史”并非卷端题名，而是此本旧书衣上的旧藏者题写的书名（下钤“凤巢”朱长印），由于黄丕烈“命工补葺而重装之”，添加了新书衣，题有“汪大有诗史”的旧书衣被保留在内。而此本实际的卷端题名为“汪水云诗”，黄跋亦未严格照写。结合此跋与前揭骑龙巷顾氏旧藏本跋，黄丕烈对此本的初步认识可归纳如下：1.卷前护叶“壬寅端阳前三日，乐饥翁携赠”是金俊明（耿庵）所题。2.卷端“大小图章四方”是金俊明藏印，而“廼昭印信”、“乐饥”、“此君别馆”三印的主人不详。3.卷末以行楷补录的四叶与他叶字迹不同，黄氏不识出自何人，陶蕴辉主张是钱谦益，加之“牧翁蒙叟”、“钱谦益印”的佐证，黄氏暂且采信。4.基于上一点还可知，黄氏默认钱氏二印为真。
20年后的嘉庆二十年春，黄丕烈购得经叶万题跋的另一部汪集抄本（即下文所述“叶石君本”），比勘之后，在王乃昭本卷尾又题一跋：
乙亥花朝，收得《汪水云诗钞》有叶石君跋者。因出是册对勘之，知此《汪水云诗》叙脱其后者，刘辰翁会孟所书也。“五日庐陵文山”云云者，乃脱其《书汪水云诗后》之文前段也。余尚有别本在，不复补之矣，恐笔迹异也。惟是此书钤有廼昭印，向不知为何人，并以最后补录四叶为牧翁书，由今考之，皆非也。近日见虞山王乃昭手录《石田诗稿》，始知廼昭即乃昭，与牧翁同时而稍后，善于书法。以补录之手迹证诸《石田稿》，相类，此书盖藏于廼昭而为之补录者。事隔二十年，始得定其何人并何人之手迹，亦难矣哉。越二十日，检书偶记。复翁。
这时黄丕烈的认识发生变化。通过比对“王乃昭手录《石田诗稿》”，他判定王乃昭是此本旧藏者，卷末补录四叶亦出自王氏，而非钱谦益。此外，他虽未明言，但显然已认识到卷末钱氏二印至少是真印伪钤。
7年后，黄丕烈又获得一部有王孝咏藏印的抄本，以之与王乃昭本对校后，他在王乃昭本上留下了两处文字。一是在卷末第二跋后接写的一则题跋，二是在前述乾隆六十年重装时添加的新书衣上的题字：
道光二年壬午正月十一日，余过胥门学士街书坊，见插架有钞本《汪水云诗》，卷端有王孝咏慧音图书，因携归。出所藏手校一过，补此册刘辰翁序半篇，其馀亦稍有歧异。余向校影元钞本《湖山类稿》，其刘序已有，此钞本偶失其半耳。立春后一日，荛夫识。
六十老人荛夫记。
汪水云诗 道光壬午春初，手校王慧音藏旧抄本。（书衣）[13]
此外，嘉庆七年，黄丕烈让邵恩多校过王乃昭本，邵氏校后作跋，称“以余所收槐柳巷蒋氏明钞本校之，互有差异，因即标筌识之”。覆按原书，则知王乃昭本的贴签校语为邵校，书叶上的校字则是黄丕烈据王孝咏本对校所写。再与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对勘，可知王国维仅过录黄校，不采邵校。
王乃昭本从士礼居散出后，终为传书堂蒋氏所得。王国维代蒋氏作《传书堂藏书志》，在卷四以“《汪水云诗》一卷《附录》一卷 校钞本”著录（王国维得以用它校己藏鲍刻本，当与蒋氏的交谊有关）。王国维还修正黄说，提出补录的四叶非出王乃昭之手：
此虞山王乃昭家钞本，后以赠金孝章。黄复翁得之，初属邵朗仙以明钞本校之，后见王慧音藏旧钞本，复手校于书眉。卷末补录四叶，复翁定为王乃昭书，然引及《日下旧闻》，恐非乐饥翁所及见，或孝章家子弟所补也。其“牧翁蒙叟”、“钱谦益印”、“此君别馆”三印，均后人所加。有“凤巢”、“乃昭印信”、“乐饥”、“俊明之印”、“耿庵”、“春草闲房手定”诸印。[14]
由于未见王乃昭本原书，引发了王献唐关涉该本的三个误解。
首先，如赵万里函所透露，至晚在1932年，王乃昭本已改归“沪上友人张氏”所有。王献唐误认为是张元济，后来误解进一步发酵，其《汪水云集版本考》径称此本“闻今藏涵芬楼”[15]。案，“沪上友人张氏”乃指张钧衡之子张乃熊，张氏籍属南浔，但实际长期在上海活动。其《菦圃善本书目》卷六下著录“《汪水云诗》一卷《附录》一卷旧钞本 一册 荛圃三跋 邵恩多校跋”[16]，便是王乃昭本。抗战时期，菦圃藏书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此本亦在其中。检该书电子书影，卷末黄丕烈第二跋前一叶钤有“菦圃收藏”印，是曾藏张乃熊处的明证。此外，赵万里与张元济年辈相差悬殊，称之为“友人”，颇为不伦，不知王献唐何以失察此节。
其次，王献唐还误解了赵万里所称“黄丕烈校王乃昭本”的所指。赵氏原意是指黄氏据别本校王乃昭本，在王本上留下了校记。王献唐却将“黄丕烈校王廼昭本”理解为黄氏以王本为参校本临校别本，在别本上留下校记。于是，他在前揭题跋中说“王氏原抄，则余为山东图书馆收得，曾据以撰校勘记者也”[17]。不过，“黄丕烈校王乃昭本”与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之间的层次关系，确实缠绕复杂，为进一步明晰，试作表1以示之：
第三，王献唐《汪水云集版本考》排比版本系统，比较诸本卷端题名之差异，进而探究汪集原本之初名，认为王乃昭本的书名作“汪大有诗史”，在诸本中为仅有，故将其单列为“庚系”，还就此做了一番解说：“马翔仲跋《水云集》云，因题其集曰诗史。王题殆从此出，亦非原本如是。……庚则随意因马跋署之，不足据也。”[18]如前述，“汪大有诗史”是王乃昭本旧书衣上的题名，王献唐此误是惑于黄丕烈“《汪大有诗史》一册”之语所致。
三、《双行精舍校注汪水云集》的底本
王献唐校本系用“海曲王氏双行精舍”格纸先传抄底本，再在其上施加校记。其特征为：诗一卷附录一卷，半叶十行二十字，首刘辰翁汪水云诗叙，次钱谦益（署牧翁）汪水云诗叙，次正文，次附录。正文卷端书名作“汪水云诗”，次行题“水云汪元量字大有”。王献唐还描摹了底本的旧藏印，计有“壹是堂读书记”、“徵云之印”、“宋存书室”（以上在刘辰翁叙首叶），“一粟斋”、“王孝咏”、“慧音”、“杨绍和审定”、“彦合珍玩”、“杨氏海原阁藏”（以上在正文首叶）。卷末有王献唐跋三则：
据海原阁藏叶石君抄本再校一过。叶本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于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蒇事，献唐记。
右《汪水云诗》，依海原阁藏旧钞本，属玉章兄录出。向晚上灯，手自校雠，由六时起，至十一时卒业。点画一衣原本，即错误处亦仍之，前后印记并规摹备考，惜未一律耳。其海源阁一印，旧为山东图书馆购藏，适在案头，以原书旧有此记，即取而钤之。时二十年七月十六日，中夜漫记，王献唐。
原书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
二十年十一月八九两夜，复取鲍氏知不足斋刻本《湖山类稿》通校一过，以“献校”二字别之。《类稿》共诗一百六十一篇，此八十三篇，见于《类稿》者三十篇。献唐再记。[19]
从摹写的藏印及题跋来看，王献唐所据底本显然经过海源阁收藏。检《楹书隅录续编》卷四，共著录3部汪集，其中之一是“旧钞本汪水云诗一册不分卷，末有附录数叶”，据下引《续编》所述来看，恰与王献唐校本相符，可知它即是王献唐所据底本，另两部则可排除：
此本与前本诗同而行款各殊，钞校皆精，多附录数叶，亦复翁手校钱氏藏本也。有“一粟洲”、“王孝咏印”、“慧音”、“徵云之印”、“壹是堂读书记”、“复翁”、“百宋一廛”各印。[20]
而此本的钤印情况，又恰与前揭王乃昭本黄丕烈第二跋所云“见插架有钞本《汪水云诗》，卷端有王孝咏慧音图书，因携归”相合，可知它便是黄氏在道光二年购得的王孝咏（字慧音）旧藏抄本[21]。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王绍曾调查海源阁藏书去向，声称在王献唐之后，此本踪迹不明：
散出后先归王献唐，王氏曾据以校勘，撰为《汪水云集校勘记》、《汪水云集版本考》，又编为《汪水云事辑》。一九八四年齐鲁书社即以王氏手校本影印问世。原本去向不明。[22]
今案，《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05735号山东省博物馆藏“汪水云诗一卷附录一卷清初钱谦益家抄本”（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4785号），半叶九行二十字，图录所给出的书影是刘辰翁叙首叶，正钤有“壹是堂读书记”、“徵云之印”、“宋存书室”诸印[23]。可见它便是王献唐所据底本，亦即王孝咏旧藏抄本。
此本转归山东省博物馆，系因抗战时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内迁善本后被转拨给山东省博物馆。屈万里《山东省立图书馆第一次运移曲阜金石图籍书画目录》，集部有“《汪水云诗》不分卷二册（宋汪元量撰清初抄本）”[24]，可知此本正属内迁善本之一。
四、结语
本文首次披露的王献唐题跋与赵万里书札，进一步丰富了对王氏校理汪集始末细节的认知。赵万里据以过录的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系据王乃昭本对校，并过录了黄丕烈据王孝咏本的校字，其中包含多个版本的文本面貌。而王乃昭本、王孝咏本，经多家递藏，诸人对其有不同称谓，遂引发王献唐的一系列误解。此外，王、赵合校本有利用《永乐大典》之处，这为今人探究民国时期《大典》所存卷册的流转情况，提供了一些侧面线索。正因为其间所涉书、人、事纷繁复杂，这两份此前未见披露的一手史料，就具有了多个层面的文献价值。
图1 山东省图书馆藏本卷前王献唐跋
图2 山东省图书馆藏本卷末粘附赵万里致王献唐函
图3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
此叶校记均为王国维手迹
图4 山东省图书馆藏本《水云集》正文首叶，
版框右侧朱笔为赵万里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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