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饶税”制度入手，谈南宋政府如何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海外贸易

唐宋时期，王朝统治者对对外人员和货物往来总体持宽容和支持态度，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之外，海上贸易也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其中以两宋时期最为突出。由于军事实力有限，再加上燕云十六州掌握在北方游牧民族手中，宋朝在外交方面采取“守内虚外”的收缩型政策，但是，长期受“三冗”所累，财政负担沉重的宋朝对海外贸易仍然十分重视，主要是由于宋王朝每年可以从海外贸易中获取数百万贯计的赋税。为此，宋朝在平定南汉政权后，陆续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地建立了市舶司，相当后世的海关，负责征收税赋。“靖康之变”以后，迁都临安的南宋王朝偏居江南半壁江山，丧失了大量的财政来源，不得不加大对财政对海外贸易税收的依赖。为了尽可能地获得稳定高额的关税，南宋朝廷运用经济杠杆，推出了“饶税制度”，对商船的限期回港作为征税标准，此举改善了南宋政府财政状况、提升了远洋造船技术，但也带来间接的负面影响。

一、南宋朝廷高度重视海外贸易的原因

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汴京，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文武宗室大臣后宫嫔妃三千余人，掠尽汴京百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并派兵追击宋高宗赵构。宋高宗几经周折，在临安称帝建立南宋政权。南宋建立初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境，亟待找到长期稳定的赋税来源，以有效支撑政权生存。

南宋建立初期面临的财政困境主要包括：

一是陆上丝绸之路被人为阻断。在“绍兴和议”之后，南宋政权的北部边境大致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为界，原本已受西夏建国影响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线彻底沦丧于少数民族之手，北宋政府原本可以从陆上边境贸易获取的大量财富与赋税难以为继。

二是宋朝丢掉了北方大片领土，财政税收受到严重影响。“靖康之变”以后，南宋政权丢失了中原、河北、关中及西北大片领土，粗略估计达80万多平方公里，这些地区经济开发程度较高，是宋朝重要的粮食产区和赋税来源，这就使得南宋政权的财政税收受到严重影响。

三是北方金朝军事压力沉重，抵御金朝侵略需要维系的军备负担沉重。南宋建立初期，金朝多次南下入侵南宋，为了抵御金人南下，宋高宗不得不倚重以“中兴四将”为首的军事力量，由此供养了数十万军队，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军费支撑，从刀枪军械，到军士们的粮饷，耗费可谓大矣，再加上南宋初期，金军时常南下入侵，宋军应战耗费的军费更是天文数字。

四是“三冗”问题依旧困扰南宋。众所周知，“冗官、冗兵、冗费”是困扰北宋政权的重要财政负担，南宋承袭宋制，设置路、府、州、县四级行政管理体系，供养了大量官员，再加上官员俸禄水平相对较高，由此带来了沉重的官员供养负担。

为了有效维系南宋政权，以支撑国家官僚体系的正常运作、供养庞大的常备军抵御外敌和维系百姓民生建设。既然节流无望，南宋政权不得不开辟新的稳定赋税来源，宋高宗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海外贸易市场。这也是后世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说的那样:南宋政权偏安东南一隅，财源日渐短缺，朝廷财政经费捉襟见肘，不得不实行海外贸易以供宋廷运转。宋高宗为稳定统治秩序，制定奖励民众开展海外贸易的方针，“诸市舶纲首能招降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补官有差。”，此举取得了一定效果。

二、“饶税”制度推出的社会背景

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互市称为“市舶”，市舶司是宋朝对外贸易的管理机关，《宋史》记载，“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会要》也记载：“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资，航舶而至者”。对海外进出口货物实行抽解、禁榷、博买，这是市舶司的三大主要经济职能。有宋一代，这三大职能不断演变，对于宋朝的财政收入和海外贸易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宋代市舶制度创立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开宝四年,宋朝平灭南汉政权,占领广州，此后不久便于广州设立了宋代第一个市舶机构——广州市舶司，“(开宝四年六月)壬申,初置市舶司于广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并兼使,通判谢处玭兼判官。”（《长编》）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宋廷又陆续于杭州、明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

“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听蕃官从便。”（《文献通考》）

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市舶司遗址

古代港口

宋高宗赵构曾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不断扩大的海外贸易，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赋税收入，这是宋朝统治者喜闻乐见的。

由于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务实思路，对朝贡贸易加以抑制，更注重互利互惠的海外贸易，甚至为了促进海外贸易，增加朝廷赋税，采取经济杠杆和税收政策，吸引商船来到各海港交易，刺激海外贸易规模扩大，宋廷从往来的商船货物交易获利颇丰。据《宋史》记载，公元1162年，仅福建、广东两地市舶司(南宋管理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类似海关)，年均营收贸易税高达200万贯，占据宋廷总财政收入的20%。在实行“饶税”制度之前，宋朝政府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海外贸易有重大贡献的外国商人，还可授予官职。由此早就了各地港口城市的繁荣，其中以泉州港为最。据史料记载，南宋淳佑年间，泉州港口主客户达25.57万户，形成了“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宋朝海船模型

宋代海船示意图

从商船出港返航实际情况看，在实行“饶税”制度之前，宋朝市舶司官员发现官方难以有效控制商船的往来周期，主要包括遭遇海难或船舶损毁和受到海盗劫持等因素，进而造成朝廷关税征收的不稳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廷每年赋税征收总额，对政权正常运转产生不利于影响。

为了获取更多船次的关税，充实朝廷税赋，宋廷希望商船尽可能缩短航行周期，考虑到在以风为主要动力的古代航海时代，远洋商船在冬季依靠西北季风出航，夏季依靠东南季风返航，往来各国交易有一定的时间周期。为了更有效地调动商船来往运输的积极性，宋廷根据来往于各国之间正常的航行周期，规定了官方的商船往返时间，用税收杠杆调控掌控商船航行的周期，保障官方税收的相对稳定周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用税收政策手段调动商船提高航行周期的“饶税”制度应运而生。

三、“饶税”制度实行的具体内容与成效

为了加快远洋船舶周转率,增加海运收入,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宋廷在泉州、福州、广州、明州等港口市舶司，推行了所谓的“饶税”制度,明确了以航船的限期回港作为征税标准，在获得当地市舶司颁发的公凭（类似于出海船舶登记簿和出海许可证）之日起，五个月内运输货物回港的，给予“优饶抽税”，即获得税收减免优惠，一年内回港的，不给予税收优惠；超过一年的，则由市舶司给予相应的高额征税处罚。

“商贾由海道兴贩诸蕃及海南州县，近立限回舶。缘其间或有盗贼风波逃亡事故,不能如期,难以立定期限。今欲乞召物力户充保,自给公凭日为始,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如满一年内,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已上，许从本司根究责罚施行。”（《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十七）

从实际情况看，“饶税”制度的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以进出口吞吐量最大的泉州港为例，宋高宗绍兴元年至七年（公元1128年-1134年），泉州市舶司的税收收入为98万缗。到了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饶税”制度实行后，泉州市舶司的单年收入为98万缗。

四、“饶税”制度给海外贸易带来的影响

“饶税”制度的出台，有效地调动了各国商船加快货物周转的积极性，为此，宋朝商船有动力改进新的造船技术和航行技术。一是建造海船数量极其庞大。南宋东南沿海各大海港均有隶属的造船工厂。南宋初年，仅江淮四路地区每年造出的船只就达2700余艘。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次之,昌明州又次之。”福建漳州、泉州、福州及兴化军等地：“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

二是宋朝拥有遥遥领先于世界的造船技术。一方面，宋朝海船船体较大，可以承载更多的货物。《梦梁录》记述：宋代海船多乘五六百人以上。“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 通过2007年打捞出水的宋朝“南海一号”遗迹,我们能够一窥宋朝造船水平之高超。考古发掘显示,沉船船体残长22.95米,宽9.85米,船内舱室最深2.7米,设14道舱壁分隔成15舱,是目前所见舱数最多者。另一方面，宋朝海船船体坚固，航行速度较快。宋代官员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录:宋海船“上下平衡，下侧如刃，贵其能破浪而行也”。为了抵御远洋航行中遇到的风浪或触礁等事故，宋朝海船普遍采用了水密舱设计，用木材将船底空间分隔为不同的船舱，即使个别船舱出现破损进水，不至于影响整个船体的安全，大大提升了海船的抗风浪性和生存性。

“南海一号”沉船

三是指南针和罗盘大量应用于航海运输，缩短了航行的周期。在航海罗盘用于航海之前，海上航行只能依据日月星辰来定位，一旦遇到阴晦天气就束手无策。而在航海罗盘用于航海之后，在宋代时,海员们就已经懂得利用季风航海。有经验的海员还能“仰观天象,以卜明晦”,通过日月星辰,判断天气变化,甚至有些人可以通过观测北极星的高度,来判断航线所在的地理纬度。随着航海罗盘在海上航行的不断应用，人们对它的依赖也与日俱增，而且有专人看管。《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南宋吴自牧在他所写的《梦粱录》中说道：“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沈括《梦溪笔谈》记述了灯芯法、指甲法、碗唇法、丝线法四种放置指南针的办法。《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多部宋代文献记载了中国航海家使用指南针进行航海活动的情况。由此也能看出航海罗盘在航海中的地位和作用。伴随着航海技术的普及，“针路”（ 指的是古代人们在罗盘指引下将不同地点的航行方向连结而成的一种航线）大量增加，南宋后期，与宋朝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从唐代的30多个增加到60多个。

“饶税”制度无疑扩大了海外贸易的规模，增加了宋廷的财政收入，但海外贸易的扩大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助长了宋朝统治阶级的奢华腐化之风。宋朝进口的海外货物，大都以珠玉、象牙、犀角、玳瑁、香药等奢侈品为主，上供皇室贵族享用，“海货上供者山积，宣和后悉归应奉”。奢饰品的大量进口，加深了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奢靡之风。

二是加速了宋代铜钱的外流，加剧了宋代的“钱荒”现象。终宋一代，“钱荒”的记载不绝于史，宋人张方平说：“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造成钱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铜钱的外流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宋人刘挚所说：“而民间乏匮时，或谓之钱荒，此何谓也？其故大者，在于泄于四夷而已”。这里也有包括因为海外贸易使得铜钱外流，甚至在对铜钱缺乏的东南亚国家出口时，铜钱就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在著名的“南海一号”的货物中就有多达17000多枚铜钱。此外，有些国家对铜钱有特别的爱好，时常购买大量宋朝铜钱。如南宋宋理宗时期，台州突然出现钱荒，“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原来是日本商船把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全部收购。日本人“所酷好者铜钱而止”，低价出售货物，大量回收铜钱，“以高达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

结语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时期，中国大陆型的地缘特征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形成了以土地为本的生存发展理念，这就使得王朝统治者以“崇本抑末”为国策，奖抚农桑，限控商业和“引贾四方，举居舟居，莫可踪迹”的海外贸易活动，毕竟这些海外贸易活动会严重冲击封建经济的稳定。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由于重视商业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宋代市舶制度作为一种海上对外贸易的管理体系，不仅影响着宋朝的财政收入，也在宋代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了更多更快地获得关税税收有效维系南宋政权，以支撑国家官僚体系的正常运作、供养庞大的常备军抵御外敌和维系百姓民生建设。在宋孝宗即位初期，宋廷利用经济杠杆，以航船的限期回港作为征税标准，推出了“饶税”制度，此举不但大幅度提升了朝廷的市舶司关税税收，还有效地调动了商船提升航海造船新技术的积极性，但是，“饶税”制度扩大海外贸易规模的同时，也间接地带来了负面影响。“饶税”制度的设计理念也被元朝所效仿，元朝时期盛极一时的“官本船”体制的设计理念类似于“饶税”制度，区别仅在于前者是由官方提供资本由私人运营海上贸易，后者主要是私人资本运营。但随着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封建王朝统治者对海外贸易主要持否定态度，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饶税”制度及其变型失去了用武之地。

参考资料：《宋史》、《宋会要辑稿》、《梦梁录》、《三朝北盟会编》、《梦溪笔谈》、《文献通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