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起义通电，董其武在签名下方扣上小茶碗，事后孙兰峰才知深意

董其武将军 图片来自网络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接受了国民党军队无数次的起义、投诚和投降，虽然形式各异，但无一不是以军队作战的方式来进行的。只有“绥远起义”这一例是特殊情况。

1949年2月22日下午，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了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和副总司令邓宝珊，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做准备。

毛泽东指出：

“有过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放，绥远问题可用“绥远方式”解决。

见傅作义不明就里，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一条停战线，让董其武将军先做内部工作。在这期间，可以接通铁路，开放邮政、贸易和文化交流，待到董其武将军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

听到毛主席的解释，傅作义连声称好，并表示要遵照主席的意思办。

就在毛泽东和傅作义积极着手解决绥远问题的时候，远在广州的阎锡山也没闲着。

自从太原解放之后，阎锡山彻底成为了一个光杆司令，虽然在广州当着“行政院长”这一最高职务，但有职无权，动辄都要仰仗李宗仁和蒋介石鼻息，如果不在此时为蒋介石效力，那将来在台湾还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锡山的反应也很快，在第一时间就派人通知驻守绥远的董其武，允许他再扩编一个军，军费由他来负责，这个许诺对于一向抠门的阎锡山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可是不久，阎锡山就变卦了，不仅这个军的编制没给董其武，连绥远其他部队的军饷也给断掉了。要知道，此时董其武并没有做任何起义的实质性行动，阎锡山这么做，不是要把董其武往共产党那面推吗？

原来，这其中还有内情。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对国民党方面还是手下留情的，属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高级将领都被傅作义礼送出境。可在傅作义给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践行时，正好董其武到北平，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因此，石觉回到南京后，就把在北平遇到董其武的消息向上峰报告，说是董其武也参与了筹划傅作义起事云云。如此一来，阎锡山不断了董其武的军饷那才叫怪事呢。

而且，阎锡山还连续给董其武发报，要他赶紧赴广州开会。可是，这注定是会无好会，哪个敢去开？

见董其武对赴广州开会的命令置若罔闻，阎锡山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先让董其武的儿女亲家，时任甘肃省主席，西北军政公署副长官郭寄峤打个前站，试探一下董其武的反应。既然董其武觉得飞赴广州在安全上没有保障，那么就到兰州去谈。

阎锡山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这个提议，董其武也认为可以，一方面是有自己的亲家作保，另一方面到了兰州，马家军那几位大佬一向与晋绥军要好，总不至于把自己扣下不放吧。

但在赴机场的路上，董其武突然觉得不安，一路上总是心神不宁。到了机场后，董其武临时决定，自己不去兰州了，只派了一位到兰州催粮饷的兵站司令去。可没料到，飞机却在半道上失事，全员死难。董其武捡了一条命。

这一下子，董其武对阎锡山更加不相信了。在他看来，这次飞机失事极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们干的。

阎锡山见第一次试探没有成功，还是觉得派人到绥远去面谈比较合适，而人选呢，阎锡山选定了徐永昌。

徐永昌，国民党陆军上将，也就是那位代表民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中国代表。

在阎锡山的晋军中，徐永昌和傅作义齐名，而且为人宽厚，在晋军中很有影响力。在傅作义的部队中，有很多中高级将领都曾经是徐永昌的部下，把徐永昌派去做工作，定会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

可对于徐永昌来说，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首先，董其武的态度究竟如何，徐永昌不得而知，如果到时董其武真的决心起义，自己能够否再回到广州那还两说。

因此，为了保险起见，徐永昌并没有直接飞往归绥（今呼和浩特），而是飞到了位于河套地区的陕坝（今巴彦淖尔市），给绥远地区的三员大将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去电，请他们到陕坝会晤。

为了让董其武放心，徐永昌并没有用广州派来的飞机，而是临时租用了一架美国人驾驶的小飞机到包头去接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

那么，傅作义昔日的三员大将对绥远起义究竟抱何种态度呢？

要论这三个人的关系，那是非常要好的。

傅作义部下将领相对于国民党军其他派系，要团结的多，例外仅有一个，那就是第35军军长郭景云和第104军军长安春山，要不是郭景云在安春山来救援的时候，因为一些旧怨犯了牛脾气，说啥也不肯按照安春山的部署来行事，傅作义的起家部队第35军也不至于在新保安被全歼。

董其武和孙兰峰二人在傅作义部下是齐名的将领，素有“傅作义两只虎”之称。董其武善于指挥步兵，孙兰峰善于指挥骑兵，这二人自抗战以来，可以说是无役不与，而且配合默契，亲密无间。

而刘万春呢，虽然没有二人这么知名，但也是傅作义部下的猛将，而且他对董其武很讲袍泽之情，在国民党特务试图说服他架空董其武的时候，刘万春不仅不做，反而把特务的企图告知了董其武，让董其武提高了警惕。

但三人的关系虽好，但是在政治态度上却有着不同。

董其武对起义抱有积极态度，刘万春则是明确反对，而孙兰峰则是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可谓是三个人三种态度。

见徐永昌亲自来邀请，董、孙、刘三人也很给面子，就登上了飞机来到了陕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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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次会面，徐永昌也动了一番心思，最后决定采取四个办法：

其一、炫耀实力

徐永昌本不是那种善于说谎话，说大话的人，可是此时他手中确实也没有几张能够拿得出手的牌，因此，他只得谎称蒋介石在缅甸训练的几十万大军已经成型，随时可以加入到战场；国民党在日本已经招募了几十万的日本退伍军人作为志愿兵，并由美国配备了全副的美式装备，随时可以加入到中国战场云云。

但董其武等三人也是久经战阵之人，又岂会被这几句谎话所骗？碍于面子，三人也没有当面戳穿徐永昌的谎话，只是姑妄听之罢了。

其二、打感情牌

见炫耀实力这一招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徐永昌开始打感情牌。

他先是对傅作义在北平不战而降表示理解，认为这是傅作义为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现在北平已经落入共产党之手，绥远地理位置突出，如不及时撤退，将会成为共产党军队下一个目标。李“代总统”和阎“院长”对你们很关心，已经在西北给你们安排好了一切，只要是你们到了西北，就可以联合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军队建立起牢固的防线，这不仅可以保存你们的军队，也有利于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云云。

对于徐永昌打的感情牌，董其武三人的态度一致，那就是“我们跟随傅先生多年，不便自作主张，将会把代总统的关怀转告他知道，看傅先生是什么意见。

见感情牌也没起到效果，徐永昌使出了第三招，分别谈话。

其三、分别谈话

徐永昌在赴绥远之前并不知道董其武三人的态度，可经过了一番谈话后，三人对是否起义的态度也就很清楚了。对董其武，徐永昌认为是没有把办法拉回头了，但是对于孙兰峰和刘万春还是有希望的，但这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于是，徐永昌走了第四步，那就是架空董其武。

其四、架空董其武

在分别谈话后，徐永昌使出了手段，他先是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又任命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从表面上看，董其武升官了，但是从实质上看，这就是架空董其武的手段，使董其武丧失了直接执掌部队的权柄。

其实，这个所谓的任命和架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董其武不想起义，这确实对董其武的权力进行了限制，可要是董其武起义，谁还会在乎你什么副长官？

如果说，在董其武三人赴陕坝见徐永昌之前，绥远高层之间还对国民党抱有一丝幻想的话，那么，随着董其武等三人返回时出现了第二次飞机失事事件，使得绥远高层对国民党可谓是深恶痛绝。

原来，就在董其武三人乘坐那架由美国人驾驶的小飞机飞回包头的时候，再一次出事了。幸好驾驶员有经验，紧急加油门在飞机坠毁之前把机头拉了起来，飞机才没有直接掉下去而是撞到了一个土围子上。飞机上的三位将军虽然性命无忧，但是个个带伤。

短短几天时间，董其武乘坐的飞机两次失事，又是在这个敏感时期，再结合国民党特务之前的各种策动绥远内部叛乱的实例，不由得董其武和绥远高层们不多想。虽然事后特务们反复澄清他们与此事无关，但这也太巧了吧！

究竟是何原因，至今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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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绥远高层对蒋介石和阎锡山等人的所作所为彻底寒了心，人心开始倾向于共产党方面。

绥远方面虽然对蒋介石寒了心，开始倾向于共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马上进行起义，他们还是在等着傅作义的态度。

为此，傅作义先后派出了自己的心腹王克俊和张濯清来绥远做工作，尤其是做通孙兰峰的工作，可是效果都不明显。最后，孙兰峰表态，你们谁来都没用，谁的话我都不相信，我希望傅先生来绥远，我一切都听傅先生的话。

按照之前的计划，“绥延起义”要在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前举行，而此时已经是1949年的8月底了，剩下时间已经不多了。鉴于此，傅作义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带着大量的慰问品来到了归绥。

见到自己的老长官到来，董其武三人自然是满心欢喜。可孙兰峰仍然没有转过弯来，始终强调“口说为虚，眼见为实”。

从孙兰峰的角度来说，他之所以始终犹豫不决，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其一、想要为自己的部下谋一个不错的结局，怕被秋后算账。毕竟，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部与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还是打过几次狠仗的。

其二、总觉得傅作义在北平放下武器不是军人所为，对傅作义的做法不以为然。

其三、脑海中还有着一定的愚忠思想。

就在傅作义在做孙兰峰思想工作的时候，李宗仁和阎锡山得到了傅作义已经来到绥远的情报，再一次把徐永昌派到了绥远。

9月15日，徐永昌飞临包头，一见面，徐永昌就提出了一个令傅作义感到非常可笑的要求，那就是请傅作义到广州会晤李宗仁。

在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等人看来，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投向光明之举是权宜之计，而此次来到归绥，就是逃脱了共产党的掌控，为此，徐永昌还煞有其事的说道：

“傅将军有幸脱险，实为党国之大幸，总裁已告知李、阎二位，请宜生（傅作义字宜生）主持军队之大计，振兴党国之大业。”

对此，傅作义回复道：次宸（徐永昌字次宸）要是能够放下成见，随我同去北平，我想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兄的重用必当在不才之上......新中国成立的大典上，定会邀请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这个场景似乎很熟悉，这不就是三国时期诸葛瑾劝说诸葛亮投靠孙权，却反被诸葛亮劝说诸葛瑾要投靠刘备同出一辙吗？

见傅作义这么说，徐永昌只得放弃继续做傅作义工作这个念头。

在当时，徐永昌忧虑的是如何阻止绥远起义；傅作义忧虑的是如何做通孙兰峰的思想工作，孙兰峰此时已经开始装病，自己几次亲自或派人做工作都没能说服了他；董其武忧虑的是如何消除徐永昌在部下的影响力，因为自己的部下虽然已经表态要参加起义，并表示都会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但毕竟有徐永昌这位老长官在，出于感情的考虑，他们也不能在徐永昌仍在归绥的时候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邓宝珊将军 图片来自网络

徐永昌还是老谋深算的，他见到孙兰峰开始装病，也有样学样，以拉肚子为借口住进了医院，迟迟不提返回广州的事。在他看来，只要是自己不离开归绥，董其武的部下碍于自己老长官的面子就不能在起义通电上签字，那绥远起义就要往后拖，如果能拖到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后，那也算是自己这趟绥远之行没有白跑。

别说，徐永昌这一手还真的挺好用，不单是董其武，连傅作义都认为很棘手。

可就在这时，跟随傅作义一同来到绥远的邓宝珊主动请缨：

“老总不用着急，我去医院和他说，一说他准走。”

果然，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邓宝珊以请吃饭为名和徐永昌见了面。几句寒喧话过后，邓宝珊就直奔主题：

“宜生让我来告诉你，润之、玉阶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回头，我们发通电，算您领衔，头功算你的。起完义，你就带着弟兄们一起去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邓宝珊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徐永昌哪能还不明白呢？这就是最后通牒，让自己赶紧走。如果自己还继续赖在绥远，那接下来很有可能被傅作义给扣下，做了绥远起义的领衔人了。那可就真成了国际玩笑了。

自己去做人家的工作，想要把人家拉过来，可到头来，自己却被人家拉过去了。于是，吃完饭后，徐永昌连医院都没敢回，立即奔赴机场打道回府了。

邓宝珊吓跑了徐永昌，绥远起义算是解决了第一个麻烦，可孙兰峰迟迟不做明确的表态，也是一个麻烦。但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时间紧迫，孙兰峰签名，绥远要起义，不签名，绥远也要起义。

在关于绥远起义通电这件事上，就不得不再次提起傅作义和董其武。

在绥远起义时，傅作义就在包头，但是他却并没有在通电起义上签名，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把绥远起义的功劳让给董其武。

而董其武呢？做得更加仗义，在他签完名后，在名字下面扣上了一个小茶碗。由于孙兰峰没有来签字，排在第三个签名的刘万春和排在更后面签字的人都感到很疑惑，董其武这是要做什么？

其实，这个小茶碗扣下的地方就是董其武留下给孙兰峰日后签字的位置，谁在第二的位置签名，就意味着谁是绥远起义的第二功臣。由此可见，董其武对自己这位老兄弟的义气深重。

不仅如此，董其武还在回忆录中把孙兰峰最后的签字时间提前到和他们签字的时间同步，即9月19日凌晨，而孙兰峰的回忆录却写着是在9月19日清晨。凌晨和清晨，看似是时间上的差别，但是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

直到多年以后，孙兰峰才知道这其中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