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往事 [4] ║情报科的基本功：拉出来、打进去

情报科是特科二科。在四个科里，按序列，情报科不是第一，按成立时间，不是最早。但是，情报科是特科工作的核心，是最重要的一个科。

传统的情报，按来源、内容、用途，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军事情报，一类是反间谍情报。

政治军事情报，来源于对手的政界军界高层及要害部位，内容主要是对手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战略考虑、内幕决策、行动计划等，用途主要是给政治军事领导人提供决策参考。

反间谍情报，来源于对手的军警宪特部门，内容主要是对手向己方进行渗透、策反、破坏活动的阴谋，用途主要是针锋相对地进行防范与反制。

中央组建特科，最需要的是情报；在情报中，最需要的是反间谍情报。

自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全国就有3万多名革命者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仅仅在特科成立前后，仅仅在上海一地，就有赵世炎、陈延年、郭伯和、罗亦农等党的领导人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

如果事先能得到情报，能发现叛徒，能获知反动军警的动向，这些同志及时转移，或在上海隐蔽，或前往中央苏区，完全有可能逃脱魔爪。

谁能担负起开拓情报工作的重任。

1928年4月，周恩来选中了在上海治疗腿部枪伤的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情报科干部陈养山回忆道：我第一次见陈赓同志时，他的腿还没有好，走路一拐一拐的，大概此时才开始情报科的工作。

情报科就此成立。

三年前在广州，周恩来就发现了陈赓在情报保卫活动方面的才华。那是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周恩来带着陈赓立即赶到现场，陈赓指挥自己的连队，在现场和周围街道开展了详细搜查、访问和追踪，很快抓到了主凶之一的林直勉，摸到了暗杀事件的头绪。陈赓报告给周恩来的材料丰富而翔实，周恩来看了这些材料后，高兴地说：“我看你能成为中国的契卡。”

1926年9月，党中央又派遣陈赓和顾顺章、陆留到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保卫工作。接受了政治保卫、武装暴动、侦探、审讯、劫狱、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课程的训练。

情报工作，政治性强，专业性强。

周恩来与陈赓为情报工作研究制定了“拉出来、打进去”的方针。

在“拉出来”的工作中，制定了“政治团结为主，金钱收买为辅”的原则。

实践证明，这些方针和原则，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政治特色，又完全符合秘密情报活动的规律特点，不仅为特科情报工作的创立与开拓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情报工作不断发展，留下了堪称宝贵的遗传基因。

但是，开拓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探索过程中难免要走一些弯路。

拉出来

“拉出来、打进去”，具体的目标是什么？

情报科干部陈养山回忆说：开始，我们设想找黑社会的青洪帮和走包打听的门路搞打进去，拉出来的工作，也曾在这方面下过力量，但只获得了一些一般性情报。帮派力量虽然同警特机关有联系，却接触不到核心和机密部位。即使愿意提供情报，也无能为力。另外，这种黑社会只图金钱，变化无常，利用他们的危险性极大。……1928年4月，罗亦农被捕，我们花了很多钱，想通过帮派和包探获取情报，但一无所获。

周恩来和陈赓带领特科同志在斗争过程中及时总结，很快明确了工作的目标所在。

周恩来后来总结道：“特科工作之最主要部分，是要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尤其是直接摧残革命组织的反动机关，更是我们首先要打入的对象。”（《中央审查特委工作的总结》1931年6月10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09页）

“直接摧残革命组织的反动机关”，在当时，主要就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军警宪特机关和租界巡捕房。

“拉出来”，就是把敌人营垒内部的人拉出来，为我所用。

在“拉出来”行动中，情报科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发展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驻沪特派员鲍君甫，在提前预警、营救被捕同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的故事，后面要专文介绍。

拉出来的对象，职务不一定很高，只要处于关键部位，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当时，我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都在设在租界里，活动也多在租界范围。巡捕房可以在租界范围直接侦探破坏我党的地下活动，国民党警特机关要在租界里对我地下工作进行破坏，也绕不开租界巡捕房。

如果巡捕房里的探目甚至探长能发展成为我们的关系，作用自不待言。

情报科在营救被捕同志的过程中，发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赵子柏有拉出来的可能，就由情报科干部黄慕兰通过法租界著名律师陈志皋的关系，结识了赵子柏。赵子柏意识到黄慕兰的政治背景，又看到有利可图，就很愿意为我们做事。

向忠发被捕后，情报科立即派黄慕兰找到赵子柏，核实向忠发确已被捕，就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中央决定尽一切努力营救向忠发，阻止巡捕房将向忠发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

黄慕兰又去见赵子柏，塞给他一些钱，说是答谢他提供准确消息，并希望赵探长能疏通关系，阻止引渡向忠发，花钱的事我包下来。赵子柏表示一定要尽力，回去后就找法国探长疏通。

不料，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奉蒋介石之命，要求立即引渡。并称如果巡捕房不同意，中国政府就将与法国政府交涉。法探长闻知怕事情闹大吃不消，只得答应引渡。赵子柏无奈只得向黄慕兰表示歉意。

向忠发被引渡后，很快被国民党处决。中央打算召开追悼会，这时有迹象表明，向忠发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叛变，出卖了党的机密。

事关重大。向忠发是否叛变？既然叛变，为什么又被处决？

这时，特科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关系在获取真相上，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利用的是情报科干部欧阳新建立的关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手下的情报人员吴汉琪，是欧阳新的故交。通过吴汉琪的关系，欧阳新认识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译的徐某。欧阳新表示愿意花钱，要求徐、吴帮忙从警备司令部和社会局搜集一些共产党员被捕后的口供材料。徐某真的帮忙找到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一个录事，欧阳新答应论件给钱。

特科将设法抄录向忠发口供的任务交给欧阳新。

欧阳新通过徐某、吴汉琪去找那个录事。但是，那个录事并未参加对向忠发的审讯。欧阳新再做工作后，过了几天，那个录事终于通过出庭的另一个录事，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

周恩来初看这份口供，曾经怀疑这些口供是不是敌人伪造的。但经仔细研究，周恩来终于发现，许多只有中央少数领导人才知道的机密，都在口供中暴露了，这就肯定了向忠发确实已经叛变。

对于蒋介石为什么要立即枪毙向忠发，周恩来又令特科继续侦察。不久，欧阳新又从吴、徐处得到情报，据徐某的长兄说：当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密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向忠发时，还不知道向忠发已自首叛变。蒋介石接电后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军法处审问时，向忠发虽然作了叛变的供词，熊式辉却没有再呈报，即按蒋介石的电报执行了。(另有一种说法：熊式辉第二封电报向蒋介石报告了向忠发叛变的事。蒋介石马上改变主意，又下令“暂缓处决”。但熊式辉收到第一个电报后已于24日凌晨将向忠发枪决了。)

打进去

“打进去”，是深入敌内、掌握敌人动向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

特科成立不久，中央便决定： “经过党支部决议,得派一二个忠实的同志, 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但必须限于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

言简意赅。短短数言，讲清了“打进去”的全部要义。

第一，“经过党支部决议”——打入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是组织行为，是组织慎重研究、形成决议要采取的措施。

第二，“得派一二个忠实的同志”——打入的同志必须政治过硬，忠诚可靠，德才需要兼备，但是，德必须居于首位。

第三，“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准确定位目标和任务，目标必须是要害机关，任务就是侦察情报，破坏敌人。

第四，“但必须限于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打入是双刃剑，是刀尖上跳舞，必须严格把握，慎之又慎，不可轻率滥用。

打进去，难度甚大。只要选人准确，运用得当，作用也十分显要。

国民党当时处于草莽初创时期，急需各方人才，内部制度松懈，派系争斗牵制，裙带关系盛行，加之国共合作留下的政治基础并未完全破坏，这些都给我方打进去提供了不少机会。

史称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就是打进去的杰出典范。他们事迹将专文介绍。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共产党的一个劲敌，在破坏共产党组织、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上，做恶甚多。

1928年9月，熊式辉接替钱大钧就任淞沪警备司令，给我们打进去提供了一个契机。

那天，情报科干部宋再生在马路上遇到一个浙江同乡，同乡说熊式辉当上警备司令了，并告诉宋再生一个门路，可以在熊式辉手中谋到一个肥缺。

宋再生是浙江诸暨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上海入党，后被党组织派到山东济南从事工运工作。1928年回到上海调到中央特科，在情报科工作。

同乡说，熊式辉在保定军校时有个老师蒋伯器，是浙江诸暨人，与宋再生是同乡。蒋伯器是国民党元老，乡土观念和宗派意识很强，只要拜他为师并送上一定好处，就可被其举荐为官。

陈赓听了宋再生的汇报，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宋再生便按照同乡的提醒，向蒋伯器递上门生帖以及1000多元的押金和酒席费，拜蒋为“师”。蒋伯器收下宋再生这个“弟子”后不久，便把他介绍给熊式辉。

宋再生来到亚尔培路熊式辉公馆，熊式辉果然很买账，热情款待，一番交谈后，见宋再生机警伶俐，很适合干特工，很快就任命宋再生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派发了第4号政治密查员的证件。

有了这个衔头，宋再生在陈赓指导下，在军、警、宪、特机关和巡捕房广交朋友，刺探情报。

不久，他结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范广珍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班任职，专门负责协助国民党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的反蒋人士。

范广珍的情报来源广泛，有来自巡捕房眼线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有来自共产党叛徒的。宋再生将范广珍的情报及时报告陈赓，为保卫党组织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维持情报交换关系，情报科还编造的一些真假掺杂的情报，由宋再生交给范广珍。

宋再生广交朋友，在上海警界名气越来越大，再加上他“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的身份，也引来了一些告密者，其中还有共产党内的叛徒。

1928年年末，有个姓黄的慕名找到宋再生，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可以帮你们捕到共党要人罗迈。”

宋再生一惊。罗迈是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的化名。

黄追问：“你晓得不晓得，5万元赏格有无折扣？”宋再生说：“当然十足照付，不折不扣。不过事要实在才行。”当即和他约定，农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并应对方要求，先付给他现钞30元，供他过年急需。

宋再生马上报告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到时你把他带到大东旅社，我自有安排。

正月初五，宋再生在长乐茶社与姓黄的接上头后，就把他领到大东旅社。走进一个豪华房间，陈赓一身将校呢军服，一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派头。宋再生介绍说，这是警备司令部的王参谋长。王参谋长对姓黄的一番慰勉，决定带他去见司令。

汽车开到威海卫路805号，里面等候的是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还有三名红队队员。顾顺章笑说：“司令有事，稍候才见。”先用酒菜款待，酒是“千里香”。几人坐下，酒过数巡，陪客无异，唯独黄某瘫然醉倒。

顾顺章是魔术师，酒壶是他的道具，一壶两酒，见人下酒。姓黄的喝了魔术师的酒，再也未走出805号的大门。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会议召开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了消息，蒋介石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进一步搜查，予以破坏。宋再生向特科领导报告后，在警备司令部开展搜捕行动前，积极要求参加搜捕，并出谋划策。他主张搜查一定要做得更加仔细，要一栋房子一栋房子、一点一点地去查。宋再生这样做，貌似极其负责，实际为会议人员转移赢得了时间。

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结合

在拉出来打进去的同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特科还创造性地把情报工作与我党的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开创了团结各方上层人物开展情报工作的局面。

到特科工作不久，陈赓通过湖南老乡介绍，认识了出身湖南的名人杨度。

杨度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早年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奔走，与严复同为“筹安会六君子”。后来在与孙中山、李大钊的交往中，思想大变，逐渐倾向进步 。

杨度移居上海后，对处于低潮的中国共产党充满了钦佩与同情，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寻求救国真理的精神也激发了杨度内心深处扶危救难的侠客心理。杨度通过湖南老乡结识陈赓后，主动表示：愿以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为共产党出力。

一个极端保守的君主立宪派和研究佛学的人，怎么会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服务？

一年多考察后，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杨度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多情报，还捐献了不少财物。

由于具体历史条件限制，此事一直未能公开。但是，周恩来对此事念 不忘。他在去世前三个月的重病之中，吩咐秘书转告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情报工作，在实际斗争中，绝不仅仅局限于搜集。广交朋友，完成特定任务，办别人办不了的事，为人所不能，也是情报工作的应有之义。

特科情报工作在开创之初，就十分重视广交朋友，广泛发展外围关系。

当时，通过宋庆龄、杨杏佛等名流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以这些可以公开活动的民间组织，接触同情革命同情共产党的各界人士，为营救被捕同志、安置烈士遗孀提供了有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