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兰采风：圣彼得堡往事
文丨丁丽萍
秋天，不管是天高云淡，还是凉风细雨，总会引起我的怀旧思绪。这回忆的闸门一旦开启，就会如汹涌澎拜的波涛，无法收回。我人在异国他乡这么多年，心里头有一箩筐的陈年旧事想往外倒，能想起来的，每一件很精彩，可要动笔了又觉得不知从哪开头。我上篇文章说过，那天晚上陪同先生到坦帕国际机场接我的教授和朋友后来都成了我的一众好友，我不妨就叙说一两件与他们有关的事儿吧。
库珀教授是去机场接我的那位教授，他是为我申请签证写担保信的几位教授之一。我第一次去北京签证时，他正好在北京经贸大学讲学，教授税法，我曾去经贸大学见过他。那时他大约四十出头的样子，由于他有些秃顶，身材也有点发福，我猜不出他的真实年龄。记得他是住在经贸大学的招待所里，他当时给我泡了一杯茶包茶叶，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还给我看了他一家人的照片，上面有他太太黛妮丝，那年春天刚出生的儿子安德姆，和六岁的女儿菡德蕾。时隔一年半后，我在机场再见到他时，差一点没有认出他来，他减肥了，瘦下来的他变成了一个帅气精神的小伙子了。
几天后，库珀夫妇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当时吃的是什么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席间我们天南海北谈论了很多话题，从圣彼得堡市名字的起源到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从抨击当时老布什政府的海湾战争到评论朝鲜战争。后来谈到了那些在二战期间一些为帮助中国抗日，远赴中国的美国友好人士。像埃德加. 斯诺（Edgar Parks Snow《西行漫记》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作者）等。当库珀教授听到我提起马海德医生的名字时，他有点儿惊讶，他可能没想到马海德在中国会这么有名气。他问我是否读过有关马海德的资料，我告诉他，关于他的事迹我全部都是从官方报纸上知道的，我没有读过有关他的书，也不知道他是否有著作。马海德医生是在我来美前一年逝世的，当时国内的许多报纸都对他做过报道。我说，因为我很崇拜马海德医生，我有他的讣告和许多关于他的文章的剪报。神使鬼差，那年我竟把那些剪报也带来了。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纽约的水牛城。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陕甘宁边区从事医疗工作，是首位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
库珀教授听我说完，喜形于色，他说：“太好了，也太巧了，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马海德医生的书，不知你是否愿意把你手上的剪报翻译整理一下提供给我，另外也帮我查找或翻译一些其它的有关资料？”那还用说，我当然愿意了！他接着说，他要与法学院的图书馆联系一下，看是否能让我每天在里面做几个小时的工，那样既可以让我赚点儿生活费，也方便我查找相关资料。后来，我便在法学院图书馆边做一些图书上架分类的事儿，边给库珀教授查找翻译与他写那本书有关的资料。一段时间后，我们相处得很熟了，他按照中国人称呼姓的习惯叫我“丁”，而我一直称呼他“库珀教授”。这使他很不习惯，他几次让我直呼他的名字，但我当时总觉得那样对他不够尊重，就一直也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称呼他“库珀教授”并不合适，因为那样显得生疏，可当时我不懂。后来由于搬家我们离开了圣彼得堡市，开始时还与他有书信来往，再后来为生活疲于奔命，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也就不知道他的那本关于马海德医生的书是否出版了。
刚到圣彼得堡市，除了先生外，周围基本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新鲜的。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巨大的榕树 及那满树垂下来的苔藓，那有椰子树的海滨沙滩，那些没有篱笆的居家院子里，挂满果子的桔子树，柚子树和其它一些热带水果树。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长着鲜红羽毛的红主鸟站在高高的树顶上鸣叫，看到松鼠肆意地追逐嬉戏，弓腰竖尾上蹿下跳。
以上所有这些是初次见到的新鲜感，时间一长就不感到新奇了。而我第一次去超市购物的经历却是我终生难忘的。我第一次在外国花外国钱，那绿色的从一到一百面额都是一个尺寸的纸币，我是费了点儿周折才适应的， 而那从一分到四分之一块的硬币更是把我搞得一头雾水，我不明白那位设计硬币的高人，怎么能把十分钱的硬币搞得比一分的硬币还渺小单薄，而那五分的竟和二十五分的一样的厚，只是体积稍小了一点儿。
我第一次去超市购物是凯伦开车带我去的。凯伦是那晚陪先生去机场接我的朋友之一，她先生和我先生是法学院的同学。据她后来告诉我，她和他先生是大学时期认识的，他们读大学时在同一个马列毛学习小组，由于三观一致，日久生情，他们就在一起了。那天在那家连锁超市里，在凯伦地指引下我第一次推着购物车，与她一起边挑选物品，边听她不厌其烦地为我解析各种货物。一个人刚进到一个所有的商品标签都是英文的环境中，特别是身处一家大超市里，是会蒙头转向的，不服的可以试试。我是英语专业出身，可对着那数不清的商品我只有不知所措的份儿。她从厨房所需用的调料一直到妇女必须的日用品都一一地指给我看，并捎带着给我讲一下各个品牌的优劣。
那天选好了所需物品后，凯伦引着我去排队付账。以上我吐槽了一大堆关于那几个纸币和硬币的事儿，不是我不爱它们，只是因为就是在这档上，我出过一个小事故。那时我既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支票，所能用来付账的就是几个现钱。记不起那天要付的具体钱数了，只记得，听到售货员给出数目后，我拿出钱袋，边认着纸币，分着硬币，边做着加法来凑对要付的数目。那位年轻的售货员大概是第一次碰到我这样奇葩的顾客，脸上显出了不耐烦，可能还挂有其它不友好的表情。可偏偏我是半点儿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多年在国内锤炼的结果，那个年代国内商店的售货员对顾客的服务态度是路人皆知的，我们对待不友好的表情，语言及行为是很木纳的。
但是凯伦对这种情况是很敏感的，她立刻温和但是很坚定地指出其不应该对顾客有这种态度。付完款出商店门口前，她又向另一位员工要求叫来商店的经理。经理出来后，他们是到一边避开我谈的，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往回走的路上，我对凯伦道了谢后，说：“你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对待这件事。”我的理由是，我自己没有觉得到被无礼对待了，另外就是有，她也不用和经理谈。她回答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歧视另一个人！我找经理谈，是为了将来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她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平时在任何场合下，我只要碰到有人对另一个人因为语言不通而口出有歧视性语言及鄙视性行为的，我都会直接当面指出。我也因此被先生和孩子们誉为“侠女”！
写于202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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