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都说“君子慎独”，我们如何保持心性与道德自觉？
本文是对刘宗周“慎独”学说所做出的一种省思。刘宗周之学并非是一种主观唯心的学说，其对“慎独”理论的发展在宋明理学之中有重要意义。他将本体与工夫合一，将理气相统一的论述为人在主体意义上发展心性，培养个体道德自觉提供了指引。如其学生黄宗羲所言，在儒者人人言慎独之中，唯刘宗周得儒家真义，因此研究刘宗周的慎独之说，对于省思个体的工夫涵养与内在道德，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慎独”是中国古代许多学者的重要关注点，在刘宗周的慎独之学以前，对这一概念就有过诸多阐释和论述。慎独首先出现在《大学》《中庸》中，后受到汉唐之后的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重视。慎独并非是一种唯心的自我修养方法，在对其义理的阐发之上，各家是各有所见，因此慎独概念至今看来对个体心性的塑造也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先师刘宗周的慎独之学说尤为推崇，他说道，“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明儒学案》《蕺山学案》卷六十二）。在他看来，只有其师刘宗周所建立的慎独学说，才可称之为得到儒家真义，才是“圣贤之学”的精髓之所在。考察刘宗周为慎独所注入的独特内涵，有助于个体在主体意义上培养自由心性，避免外在干扰，对心、性二者及其关系的省思，也能使个体更好地把握儒学内涵，养成君子之气。
一、慎独之源
“慎独”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大学》、《中庸》之中，其意为在独处无人觉察时，仍需谨慎地使用自己的行为合乎一定的道德准则，此为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
《中庸》之云，从性、道、教一体的角度阐述人不能片刻离开道，因此君子应该把慎独作为修身的要义，应该在独处之时保持谨慎，心怀戒惧。《大学》之中言慎独，则是从诚意之处阐发，即不自欺，做到对已诚实，且要保持意念的端正，方可安心自在。所以此二者皆为告诫人在独处时应当时时反省自身，需谨慎行事，以达到高度自律的境地。
而朱熹在对《四书集注》之《大学章句》注及《中庸章句》注中，也对“独”的含义作了如下文字注解：“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给出了对于“独”的一种观点。刘宗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将本体论意义注入其“慎独”理念，把“独”的意义本体化，所以“独体”含义，亦即精神中的自我意识，不受外物的干扰而能够保持内在本心。
从宋明理学的发展来看，对慎独概念解释的走向是比较明显的，由客观唯心主义发展至主观唯心主义，后又发展至唯意志论的观点。但是在刘宗周的学说之内，并非可视其为唯心的，因为他不仅指出具体的培养个体道德修养的方法，还将理论提升发展至关于人的内在价值和规范个体行为的学说。
二、慎独义理之阐发
慎独理论是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刘宗周提出慎独理论之始，仍然只是将慎独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方法，他审视了“独”与“心”之间的关系，将这两者进行联系，并陈述慎独就是要“明人心本然之善”（《刘子全书》卷四十）。但是晚期他也在此意义上丰富了这一学说，将本体与工夫进行统一，将理气进行了统一，这以论述就与前人对慎独的理解区分开来，因此即便是人人言慎独之上，刘宗周也能够阐释出其精髓。所以在思考这一理念之时，要分析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以及理与气的统一，才能对其有深入的理解。
1.本体与工夫之统一
宋明理学家经常使用本体与工夫这对概念，理学代表朱熹将“理”作为事物本体，看作先于气的存在，又将“居敬穷理”当做工夫，通过其来认识事物的本体。而在心学家看来，此种过程却是对本体与工夫的割裂，其这二者应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王守仁就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以及“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而“致良知”为工夫，“工夫不离本体”（《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因此在此意义上，朱熹的观点体现了客观唯心的本体观与工夫观，王守仁则是鲜明的主观唯心的本体观与工夫观。朱熹和王守仁对本体与工夫的不同态度，反应了两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所持有的观念差异。
而刘宗周对于本体与工夫及其关系的阐释，与朱熹和王守仁这两者都不相同，他主张主体存在于工夫之中，故与两者区分开来。“先生（刘宗周）曰，不识本体，果如何下功夫，但既识本体，既须认定本体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会录》，《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三），从引段可以得知，刘宗周对于这二者关系的观点有其独到之处：他摒除了将本体与工夫割裂为二的论调，反对“工夫之外，别有本体”以及“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主张无工夫则无本体，不存在工夫之外的本体。
刘宗周的慎独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包含着道德原则与道德修养的统一，理性自觉与认识过程的统一。在道德原则和修养问题上，慎独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方法，其最终目的就是倡导君子之学，使人成为君子，成为有高道德水准的品行高尚之人。“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成为天地间完人”（《刘子全书遗编》卷一），就是说只有通过慎独的自我修养工夫，才可以培养主体高尚的道德以及完善的人格，从而达到做人的最高标准，即“天地间完人”。后来在其学生黄宗羲处，刘宗周的慎独说被论证，达到两者统一的境地，慎独包含慎、敬、诚，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慎、敬、诚即指思想意识和言论行动上自觉的合乎道德原则的修养”。
不仅如此，慎独学说在刘宗周处还发展至对人的高度理性的培养，也就是塑造主体的理性自觉，因此不仅要获得认识，还要养成精神或意志之上的追求，因此有许多学者从伦理道德和认识论统一的角度来省察刘宗周的学说。而在将认识论和道德修养工夫相互统一的观点，并非刘宗周之独创，真正有特点的是其学生黄宗羲，他的慎独之学带有发展自我的理论特性，即完善人格和培养人的高度理性自觉。但其主张仍有时代的局限性，还处于封建伦理之上的“君子”之学。但即便如此，刘宗周的慎独理论依然是有别于儒者人人所言的慎独。
2.理气关系之统一
刘宗周的慎独学说与程朱学派及心学都不相同，是由于他在唯物论性质上构建了理气之统一，他主张“主气为基本，理不离气的理气一元论”。
“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之外”。（《刘子全书》卷十一）
“一气流行，而理在其中。”（《刘子全书》卷十二）
因此他认为气乃万物本原，理为气之理，并不在于气以先或于气以外，为“人心一气而已矣”（《刘子全书》卷十二）。
“盈天地间皆气也。其在人心一气之流行，诚通诚复，自然分为喜怒哀乐。仁义礼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不待安排品节，自然不过其则，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谓之性善，即不无过不及之差，性体原自周流，不害其为中和之德，学者证得性体分明，而以时保之，即使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觉有主，是曰意，离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独矣。盖离气无所为理，离心无所为性。”（《明儒学案》《蕺山学案》卷六十二）
由此可见，刘宗周此处的论述是在“离气无理，离心无性”之上。喜怒哀乐是人之性，而礼义是其体现，同时人心的运行，不会损害合乎自然之理的本性，因此求得性善。而离开了心，就无所谓性，因此性善的本原是心善，故与理不离气，气中存理的论述是相一致的。最终，人如果要得证性体分明，也就是认识此种善，并时刻存有它，那便是慎独之意。
在刘宗周的理论之下，他同时将“心”与“气”相联系，因此也不完全是在精神及意识之上所具有的含义，此处其对“心”的解释又是物质又是精神，故错混了物质与精神这两者。他强调只有知道理即是气之理、理不在气之先，才能知道“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由于理是气之理，因而性为气质之性，“气质”指气积聚为一定形体的存在，即积聚为形质的气。因此性就是一定气质的性，一定气质的理，所以“气质之性”在刘宗周处就被认为是可通的。
他认为，人或者物并不具有二性，只有一气质之性，就是使人或者物形成特定的形质，这就是每一类物的特定气质，也就是某一种类之物的属性，所以这就是各物属性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