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台》创作谈■陈彦：皆因无法忘却的那些记忆——附拍摄中同名电视剧《装台》领衔主演张嘉译部分剧照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装台人与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两个系统、两个概念的运动。装台人永远不知道，他们装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员到底想表演什么，就需要这么壮观的景致，这么富丽堂皇的照亮？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远不知道这台是谁装的，是怎么装起来的，并且还有那么多让人表演着不够惬意的地方。反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看来，是永远都平行得交汇不起来的，这就是我想写装台人的原因。
陈彦：皆因无法忘却的那些记忆
——《装台》创作谈
文/陈彦
《装台》中有世情的苦涩，众生在人世间的奋斗、挣扎，无奈和无力。但作者似乎无意于在简单的层面上批评时代的局限和社会分工与分配的“不合理”，或者替无 从自我表达的所谓的“底层”代言，而是书写古往今来横亘宇内莫之能御无从逃遁的人之生命中所必须承受之重。陈彦从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世界中发现并创造了一 种新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这种形象表达了他对带有根本性的人之生存境况的感受与思考。
张嘉译饰演《装台》中的“刁顺子”
装台人刁顺子踏实肯干，带着几个兄弟承接各种演出装台的活。顺子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个老婆抛弃了他留下女儿刁菊花，第二个老婆得癌症去世了，带过来一个女 儿韩梅，第三房老婆蔡素芬漂亮温顺，却遭到自己容貌不佳沦为大龄剩女的女儿菊花的百般刁难，心理扭曲的菊花把蔡素芬和大学放假回来的韩梅视为眼中钉，家里 频频爆发“女人大战”顺子在外面点头哈腰招揽生意、没日没夜的卖苦力赚钱，回家又得面对被女儿折腾的破乱不堪的家。韩梅、蔡素芬忍受不了菊花纷纷离开了这 个家……小说刻画人物手法细腻，故事跌宕起伏，命运看似之无常又有常，以一个装台人为视角，描写西京城里人生百态。
【陈彦长篇小说《装台》黑白版画】（微风读书会 创意策划，著名版画家，北大荒版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 会员 郭伟利 制）
陈彦长篇小说《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中国版协推出2015年度中国好书排名文学艺术类获奖图书榜首；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首；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书中角色概要
刁顺子，装台人。带着几个兄弟承接各种演出装台的活儿。有过三次婚姻，家里频频爆发"女人大战"，家里门外的事儿让他疲于应付又不得不照单全收。
蔡素芬，刁顺子的第三任妻子。漂亮温顺，却遭到"大龄剩女"刁菊花的百般刁难，最终离开了刁顺子。
刁菊花，刁顺子的女儿。看不起父亲，她的亲妈跑了，后妈死了，家境贫困，长相丑陋，没受过什么好教育，缺乏母爱，如今又成"剩女"，言语行事刻薄恶毒。
韩梅，刁菊花同父异母的妹妹。有一只相依为命的小狗"好了"，但被菊花残忍杀死，最终韩梅离家出走，与菊花断绝往来。
我在文艺团体生活过好几十年，当离开的时候，忍不住独自怆然泪下。我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觉得自己的精神肉体，与这一块特殊的生存土壤，是刺啦一声，皮开肉绽地撕裂开了。
我的一切喂养，都靠的是这块土壤，尤其是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人，一种人们称之为艺术家的人群。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做同事，做伙伴，做朋友，相互砥砺、激荡，也相互雕刻、形塑。几十年下来，许多形象，已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地存活下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这些形象，这些故事，是够我受用此生了。
也许我离开他们的时间还有些短，距离还有点近，形象、故事，还都混沌如雾中庐山，写作时，一提就是一嘟噜，无法删繁，无从简约，几次尝试，都像街边的杂货铺，已经摆得层层叠叠，压胳膊枕腿儿了，可还有许多要紧的东西，觉得没摆上去，因此，也就只好暂时放弃。
可咋放弃，有一群人，还是总在我眼前晃悠，他们是这个群体以外的人，但又是这个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装台人。
所谓装台，对于这个行业以外的人，是需要解释的。自然舞台，永远就是那样空空旷旷的，可以行车走马，一旦演出，要在这个舞台上布置出一个故事的典型环境来，就需要装台。装台又分两大部分，一是布景，二是灯光。布景还分软景、硬景，软景就是那些用平布画的景，上面可能有楼房、山脉、村庄、宫殿，但却是可以折叠的，一叠起来，一包袱就可以提溜走。而硬景包括那些可以行走、运动、升降的平台、山峦、巨石等，一件是一件，有时一组平台就能装几卡车，装在舞台上，也是要能力挺万钧的。现在舞台演出特别讲“创新”，讲“震撼”，内容创新不了，心灵震撼不动，就得上感官，有些演出，一组平台是要站上去百十号人、甚至数百号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不钢筋结构，不涡轮增压，岂能在掌声中精彩谢幕？灯光就更神奇了，什么花样都能变幻出来，照明已经是它的副产品，重要的，据说是为舞台铸灵魂。要为舞台铸造灵魂谈何容易，那层层叠叠、起起落落的神秘光斑、魔幻魅影，就需要大量的光源去支撑。而这光源，就来自数百只、甚至上千只作用不同的灯光的化合勾兑，最终才能形成不知天上人间今夕何年的效果。而一只灯，有的重达百斤以上，这么大的劳动量，自然就在传统的三百六十行外，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来：装台。
张嘉译饰演《装台》中的“刁顺子”
《装台》同名电视剧开机，张嘉译、闫妮主演（陈彦专访：小人物的知行触痛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陈彦：我并没有什么刻意。写了多年舞台剧，其实也是一个训练语言的过程。舞台需要简练，需要单刀直入。在写《装台》的时候，我尽量把表达方式，搞得简练一些。各色人等，一定要按他们的生活逻辑、身份地位去说话。我不希望几十万字，是听我一个人在说，没完没了地说，这是舞台剧创作的大忌，站了一台子的人，开口都说一样的话，观众是看不下去的。这些装台人，都是西京城的底层人，他们自然是要说他们平常喜欢说的话了。一个人跟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差别是很大的，按他们的差别说，按他们的性格逻辑、文化水准说，如果这叫原生态，那就是原生态了。
过去的老戏楼，几乎不用装，有钱人家的戏台，本身就是雕梁画栋的，请一班戏来，所谓布景、道具，也就一桌、二椅、三搭帘，“搭”是桌椅的搭布，“帘”是门帘、床帏，为了表演，做些必要的遮挡而已。那时没有装台这一说。演一晚上戏，就一个“捡场的”，桌椅搬上搬下，床帏挪进挪出，有时还兼管着后台的服装、衣帽，业内叫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后来开始演时装戏了，就讲究一点环境的真实，过去靠表演就能说清楚的进门、跳墙、织布、纺线之类的做工戏，都用实物代替了，进的是真门，翻的是真墙，织布、纺线车也都是真木实料的能推能转，以至弄得越来越邪乎，有的演出，竟然把真驴真马、真汽车、真飞机都拽上了舞台，装台这一行，不火都不由人了。
其实最早装台，主要还是靠演出团体的自家人，乐队、演员、后勤人员一合手，毕竟是搞艺术，不是搞建筑，不是搞各种水利、土木、机械、钢铁工程，局外人焉能染指。但后来舞台装置越来越像搞建筑、水利、矿山、木材、钢铁、机械加工，这些艺术家就不得不退位了，加上那活儿，已不需太多的艺术思维，只要照技术图纸这只“猫”，画出“老虎”就是，且基本都是重体力活，因而，就把一群特殊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他们是一拨一拨地来，又一拨一拨地走，当然，也有始终如一，把自己无形中“钉”在了舞台上的。熟悉了，我就爱琢磨他们的生活。他们大多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但也有城里人，往往这些城里人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洪常青”，当然，也有的，就成了他们的“吸血鬼”，“南霸天”。别看装台是个小行当，可在一个文化的热闹期，这行当就被放大了，有时几乎到处都升起了吊着巨幅广告标语的气球，那气球包裹的中心，就搭建着一个又一个希望放大、放飞、炒红自己的舞台。因此，装台又不独指文艺演出的舞台；演员，也不都是靠演唱讨生活的职业演员；有的可能是企业家，有的可能是银行家，有的可能是政治家，有的还可能是出家人，连知识分子也多有魂不守舍的，由“素心”变“荤心”，由“斗室”进“道场”，反正都在表演，都需要一个十分抢眼的舞台。
装台人与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两个系统、两个概念的运动。装台人永远不知道，他们装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员到底想表演什么，就需要这么壮观的景致，这么富丽堂皇的照亮？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远不知道这台是谁装的，是怎么装起来的，并且还有那么多让人表演着不够惬意的地方。反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看来，是永远都平行得交汇不起来的，这就是我想写装台人的原因。
小说说到底是讲生活，他们在生活，在用给别人装置表演舞台的方式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登台表演，但他们与表演者息息相关。当然，为人装台，其本身也是一种生命表演，也是一种人生舞台，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场、塌台、使坏。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的。
我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交流。尤其是当我准备写他们的时候，还有意与其中几位比较熟悉的，进行了长谈，并且做了好多笔记。其实做不做笔记，意义已经不大了，如果想写点什么，在要写以前，才去找生活，记笔记，其实已经太晚了。记下的，也已不是生活的原浆。当别人摆开架势向你诉说时，多多少少都会变味，更何况你端着笔记本，还有个写作者的身份，你获得的，基本就是他离地三尺的“创作”了。经你再一加工，跟生活自是天远地隔。要写的东西，在我，是需要烂熟于心，化枣为泥后，才能下笔的。我二十几年跟他们混搭在一起，知道他们咋抬脚，咋动手，甚至咋用眼神，尤其是咋说话，包括语速、腔调、习惯，闭起眼睛也能想来，因而，写着才觉得顺当、随心，几乎没有磕绊就下来了。鲁迅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小说中这些人物与故事，也在偷着向鲁迅学，是粘合起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最终，才抟成了刁顺子这样一群装台人的。
底层与贫困，往往相链接，有时人生只要有一种叫温暖的东西，即使身在底层，处身贫困，也会有一种恬适存在。最可怕的是，处身底层，容身的河床处处尖利、兀峭、冰冷，无以附着，再加上贫病与其它一些生命行进装备的胡乱组装，有时连亲人也不再相亲，儿女都羞于伦常了，更遑论其他。问题是很多东西他们都无法改变，即使苦苦奋斗，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们突然抖起来，阔起来，炫起来，继而让他人搭台，自己也上去唱一出体面的大戏。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在森林里遇见连王子都不跟了，而专爱他们这些人的美丽公主，亦或是撞上天天偷着送米送面、洗衣做饭、夜半飘然而至、月下勾颈拥眠的动人狐仙。他们只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并且是反反复复，甚至带着一种轮回样态地活着，这种活法的生命意义，我们还需要有更加接近生存真实的眼光去发现，去认同。
无论写作时，还是写完后，我还都没有琢磨出更多的意义，只是因了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我没有整块时间去梳理这些记忆，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一点一点地接近他们，还原他们。最重要的记忆，有时真的是会涌流的，甚至是会奔涌的。过后我想，关键是要有涌流的生活存储。
张嘉译饰演《装台》中的“刁顺子”
眼下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问得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时间，再回刷一次屏。其实一个再忙的人，哪怕忘了吃饭、误了约会，都不缺交给心灵的时间。我觉得写作，就是肉身给心灵的思想汇报。记得几年前写长篇小说《西京故事》的时候，每天晚上六点下班后，就开始给自己汇报思想，直汇报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上班反倒是清醒的。一晚上不汇报，哪怕九十点就上床，早上开会反倒打哈欠。前一阵看新闻，好像开会丢盹，在某个国家还是要拿大炮毙命的事体。可见清醒有多重要啊！一个人忙一天，晚上若能把精神盘存一下，当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无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高兴也罢，不快也罢，能定期定时盘整回望，当更有助于明天后天那些惊人相似且带着轮回样态的生活面对。对于我，这个盘整就是写作。
业余时间，我喜欢把自己关起来，拧了反锁，拉了深色窗帘，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处，思想前行。写不下去了，我也会一个大礼拜重读一遍《悲惨世界》，或《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或《霍乱时期的爱情》什么的，出了门，所有的物质，包括人，都是四个以上的多维影像。熟人见了，还疑似我目中无人了。读书与写作，对我是一种盘存，更是一种能孤独享用的快乐与休息，无论生活中，你经历了多少无奈、伤害与精神痛楚，一旦进入写作，那些神经都会变得麻木起来，只有笔下的人物借我的躯壳不住地抖动着。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是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即使添，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如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爱。
写作最痛快的事情，就是自我决堤、倾泻、愉悦、安魂后，还能被人看重，拿去发表，拍摄，上演，重播，转载，尤其是遭到表扬，特别是劈头盖脸的那种，虽说浅薄了些，可能免这个俗的大概不多。我十几岁学着写作，十七岁发第一篇小说，叫《爆破》，是写政府改河工程给小人物带来的生存危机。虽说发在一个内刊，却拿了到处让人看，还故作不经意。后来在文艺团体当编剧，剧作上演后，能一场几十遍地坐在台下听观众掌声，从来不觉得那是噪音，分贝高，聒耳朵。三十一二岁，见别人搞电视剧红火，又写了三十多集电视文学剧本，竟然让导演看上，拍成片，在央视放了，还获了飞天奖，一次付给几十万稿酬，黄昏时节往家背，头上虚汗直冒，一是怕遭遇打家劫舍之徒，二是怕背回去一点，都是“李鬼”。后来又写电影剧本，当然更多的还是舞台剧，因为这个驾轻就熟。但最终，我还是思念着十七岁以前入门时的小说创作，就连着写了《西京故事》和《装台》。《西京故事》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太白文艺社出书好几年了，陈忠实、贾平凹、吴义勤、李星等文坛大家都给了很多鼓励。鼓励这个东西很让人害怕，能让人忘乎所以，情不自抑，甚至疯疯傻傻，自以为能，《装台》就硬是这样被鼓励出来的。
感谢作家出版社不弃，出版社副总编辑黄宾堂先生亲自审读拙作，并给予褒扬。责任编辑李亚梓老师，更是认真负责，为成书，甚至耗掉不少由北京到西京的长途资讯费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著名作家刘震云、阿来先生拨冗推介，让《装台》平添了一份“上演”的信任。书出来尚不到三个月，又蒙《长篇小说选刊》厚爱，说是要转载，这是我想过，但没敢奢望过的事，因为我是《长篇小说选刊》的忠实读者，一直在那里边偷经学艺着，忽一日，我的作品也要忝列其间，顿时两腮羞红，深感不安了。再三再四拜谢鼓励！
陈彦深谙中国戏曲，他把这部小说写成了一部中国戏曲的“苦情戏”，陈彦借此对中国普通百姓的人生哲学进行了重新阐释。他所写的主人公刁顺子并不因此而对人生失去希望，不会因此而悲观消沉。即使生活多艰苦，他遇到了心仪的女子，该娶回家照样娶回家。于是，苦情戏不再是对于不幸的哀怨和宣泄，也不仅仅是对于世俗不公的控诉，而是对于生命坚毅性的探询和感叹。
——贺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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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1963年生于陕西镇安。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创作 32 集电视剧《大树小树》，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其中《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 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被中国图书学会评为“2015中国好书”， 2018年1月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三届长篇小说年（2018年度）金榜作品，2018中国出版30本好书“文学艺术类”榜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陈彦西京三部曲》，散文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说秦腔》等著作。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