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辉 | 废墟上的童年

旧时的村庄已改变了模样,我的童年便一度成为了废墟,只是偶尔会在梦中出现。

——张明辉《废墟上的童年》

废墟上的童年

文 | 张明辉

那天,我做了个梦,梦见了外婆。她挽着发髻,头发花白,笑意盈盈。然后,我便开始在故乡的废墟上奔跑。起先,路过一片瓜果茂盛的菜园,接着跑上了田梗,跑过了河岸,跑过了一排排大寨屋,跑过了晒谷场,径直跑到了邻居家的台门前,然后就栽倒了,一头磕在了青石台阶的棱角上。我挣扎着起来,脸上开了一道口子,鲜血梅花般盛开。醒来后,脸上多了道疤痕。

我是在追逐小伙伴的路上摔倒的。他就像一阵风,在我不依不饶的追逐下,闪进了自家的台门,一座老旧的四合院,然后消失在门后面。那座四合院是地主屋,后来分配给了当地的几户农民。地主家的傻儿子也分到了一间,三四十岁,却只身一人,孤苦伶仃。乡间的坏孩子经常欺侮他,甚至将狗屎挑进他家锅里。四合院内的堂屋是敞开的,楼梯间和阁楼的光线则有些幽暗,木板和家具已经陈旧,透着腐朽的味道。

我被脸上的鲜血吓懵了,愣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号啕。好心的邻居见状跑过来将我扶起,用一张一角面额的钞票贴在伤疤上止血。然后,我那可亲的外婆放下农活,急匆匆赶了过来,一边听邻居讲述,一边察看伤情,急忙送我去几里外的卫生所。乡里的赤脚医生简单处理了伤口,缝了好几针。那次事故大约发生在我六岁左右。

显而易见,我是个顽皮的孩子。在我上学之前,整日里跟村里的小伙伴们打成一片。我的淘气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独自提了个弹弓四处转悠,在晒谷场、河岸边、树林里打麻雀。比如去河边钓鱼,去竹林掏钻竹蜂(竹象),去田垄间的水渠摸泥鳅,捉黄鳝;去菜园里钓青蛙,去河埠头摸螺丝,诸如此类。又比如和同伴搜集香烟壳纸、打弹珠、滚铁环、翻纸板、捉迷藏等等。有时会爬上高高的草垛,在一片哄闹声里,上蹿下跳。有时会和淘气的小伙伴一起掏鸟窝,摘楝树的果子。摔跤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可惜我身单力薄,经常被强壮的孩子压在地上,动弹不得。然后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一路小跑着回家。

后来,我迷上了玩竹剑和木刀,便央求着年逾九十的太外公给我做,通常他会满足我的任何要求。太外公从小孤苦,放过牛,在山里扛过石板,给地主家做过长工。晚年倒是过得安逸,有外婆照料,不愁吃穿。他虽然年事已高,身材却依旧魁梧,平日里总是笑眯眯地坐在门前的藤椅上,吃一些糕点,喝一壶茶水,品一盅米酒。太外公干过木匠活,他削竹枝和剖木头的技术活细致,有章法,他那粗壮的大手在刀尖上游走,丝毫也看不出衰老的迹象。每个男孩都会有个侠客梦,竹剑和木刀,我最初的玩具,便从太外公的手中诞生了。

初春,河边种满了桑树,枝繁叶茂。邻居家的蚕宝宝出生了,装在竹编的篾箩里,在嫩绿的桑叶上蠕动,“沙沙沙”的声响,如细雨轻拂柳枝。我特别好奇,经常跑去观察。有一次我独自去河边摘桑叶,天空飘着雨丝,地上湿滑,就一个跟头从桑树干上扎进河里。还好,河水不是很深,呛了几口,我惊恐不已,拼命在水里挣扎,等缓过神来,使劲游到岸边,用手抱住粗壮的树干,倒勾着身子爬上了岸。整个人湿漉漉地回家,令婆姨们惊出一身冷汗。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可见,我的童年充满了惊险和欢乐。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我与太外公、外婆和小姨们一同生活,却从不觉得孤单。

乡村是我童年的沃土,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个年代,我是幸运的,在青葱的岁月里,我和小伙伴们活跃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就像一群散养的兔子,在漫无边际地撒野玩乐。乡邻们是宽厚的,至少不会数落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

八十年代初期,经济开始复苏,村里的青壮年已经陆续外出谋生了。他们先坐上“突突突”的小汽船到达县城,然后转坐长途汽车前往杭州、上海、广州等地。一般由乡邻或亲戚带领,到陌生的城市卖豆腐或做些小买卖。村里的小孩自然要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抚养。留守的村民则在农忙的时候耕田、插秧、施肥、收割、打稻谷。农闲的时候种植、养殖、祭祀、闲话、消遣,打发时光。

外公在离家不远的乡镇工作,那时交通闭塞,工作繁忙,基本上吃住都在单位,很少回家。外婆则起早贪黑照顾着一家子的生活,养猪、养鸡鸭,侍弄门前屋后的菜园,还要耕种那一亩三分地。

夏日里的日头猛,太外公会独自呆在阴凉的堂屋内避暑。那时的屋子大多简陋,用青石板造的大寨屋,架起栋梁,盖上黑瓦,填上石灰。屋内隔一层楼板,用木板分隔成若干房间,然后架上木楼梯。一楼的地面铺着整张的青石板。白日里,要是屋内有人,就会门不闭户,前后通风。冬日的暖阳打在身上,太外公总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霜降了,结冰了,雪落了下来,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忙得不亦乐乎。太外公住在底层朝南的屋子里,有时他会穿上厚厚的棉衣,手捧火炉,倚在床头的靠背上;有时他会下地走走,或坐在藤椅上。火炉是铜制的,每当太外公不用的时候,我会抓一把蚕豆放进去,然后等火光冒出来,噼里啪啦地响。蚕豆爆开了,一股好闻的香气溢了出来,我的嘴角便流了口水。

在我记忆里,外婆除了在白日里操劳之外,晚上还会在煤油灯下织毛衣或纳鞋底。她会戴上老花镜,变戏法一般穿针走线,缝缝补补。外婆做的布鞋是纯手工的,穿上去合脚,又踏实。

在休息日,母亲会从镇上的供销社赶回来,探望我们。偶尔,会带我到镇子上去。不过,那时候我对镇上的印象模糊,只记得有集市,挤满了人头。老街屋檐底矮,门对着门,屋内摆放着各种杂货。附近的村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到镇上赶集,有的随手提些鸡鸭鱼肉、瓜果蔬菜来卖。最初的集市就是杂货、农具、手工艺品和农副畜牧品的集散地。对于孩子来说,都会跟着大人瞎逛,嘴馋那些大白兔奶糖、糖葫芦、泡虾、瓜子花生之类的零食小吃。

我会抱着好奇的心情去邻居家坐坐。那时候,可能整个村子,只有他家里有一台黑白的电视机。夏夜里,大家会搬出桌椅,或铺开凉席,坐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摇着蒲扇,拉些家常。那户人家就会把电视机搬屋前,摆弄好天线,黑白屏幕上的图像跳跳闪闪,雪花点点,模糊不清的影像依然会吸引我们前去观看。

那时候,家里有收音机已经很不错了,置办上电视机、自行车之类的一定是殷实人家。直到有一天,我从镇子上回来,坐上了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这才真正炫耀了一回。锃亮的自行车在太阳下泛着金光。父亲蹬着它,在乡间的田梗上穿行。我坐在高高的后座上,一手抱着父亲的后腰,或是抓住车座的金属架,目光沿着河流、房屋、田园、行人,慢慢推移,就像是置身于油画或某个电影镜头里的场景,眼前的色彩在不断变幻、加深,丰富着我的童年意象。我的目光在漫无目的地漫游,巡视着乡间的角落,仿佛是在检阅着脚下的土地。此刻,在我心目中,父亲的背影也在瞬间高大起来。

夏日炎炎,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嘶鸣,“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罗大佑的歌词还原了我在入学后的童年景象。

外婆家离小学堂大约要走几里地,我年幼的身躯,挂着帆布书包,路过菜畦、池塘、田垄。飞鸟起起落落,炊烟袅袅升起,稻田一望无际。

小学堂在我的记忆里是老旧的,如同那个年代发黄的老相片。学堂的围墙外是一个田字形的操场,边上是机耕路。可能是在晒谷场上填土,下雨过后,地上坑坑洼洼,并不平整。临时搭建的土台上竖着旗杆。每到上早课前,孩子们排起方阵,升国旗,奏国歌,然后做广播体操。体育老师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他在前面示范,我们稚嫩的身躯伸展,动作齐整。

教室是一排石板屋,一块黑板,二三十张旧桌椅,教室的门窗磨损、油膝脱落、玻璃残缺的地方,糊上纸板或旧报纸。在我的记忆里,班主任是个和蔼的中年妇女,圆脸盘,大眼睛,微微有些发福。在我上学那年,其实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了。母亲觉得我已到了入学的年龄,不能再这样顽皮下去,那时乡下又没有学前班、幼儿园之类的,只能跟学堂商量让我提早入学,那年,我六周岁。

在教室里学习的场景已模糊不清,我只记得我个子小,坐在前排。讲台就在前面,每当老师写板书、擦黑板,粉尘在空中飞舞,发丝青灰,眉间皆白。课间,我会与同伴玩耍,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争执。有一次,尖尖的笔头扎在手心,锥心地痛,眼泪不争气地弄花了脸。当然,记忆并不可靠,这也许是我虚构的,类似的故事在学校里并不鲜见。

班主任的办公室在二楼,全校的教师都坐那儿集体办公。我有时会迟交作业,然后踩着咿咿呀呀的木楼梯,怯生生地去找老师。在她身上,有股好闻的栀子清香,那样亲切、温和,就像是一种母爱。

也许是因为与母亲相熟的缘故,班主任对我特别优待。放学后,她会邀请我去家中做客。她家就在小学堂所在的村子里,很近。昏暗的屋子,坚硬的泥地,灶台、桌椅、水缸,各种生活用具填满空间。老师会很亲昵地与我交谈,翻开书本,测试我在课堂里学到的知识。

那时候离家远,不方便赶回去。早上到校,带两个铝皮盒,一个盛米,另一个盛蔬菜,提早交给食堂蒸饭,解决午餐。放学挺早,也就三四点钟的样子。老师布置的作业并不太多,能很快完成。那时候的我,是明亮的,欢快的,无忧无虑。身体如同庄稼,在节节拔高。学校里的教育使我接触到书本、纸和笔,更多的时候,我与小伙伴们玩耍。在我体内,无穷的秘密正在生长。

后来,父母因工作的关系,将我接到了城里,便很少回乡了。再后来,外婆家也搬到了一个小镇上。及至年长,旧时的村庄已改变了模样,我的童年便一度成为了废墟,只是偶尔会在梦中出现。

张明辉,笔名江南冰雨,浙江温岭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散文家》《华夏散文》《浙江作家》《江南游报》等报刊,著有散文集《寻觅江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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