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民间投资为何陷入“囚徒困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民间投资政策落实专项督查工作汇报。会议特别强调，要强化责任追究，建立严格的对政府违约和政策不落实的问责机制，提高政府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一个议题，国务院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就足足议了三个多小时。而且，会议气氛非常严肃。李克强总理明确要求，对专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各部门都要拿回去认真看一看，找一找涉及自己部门的问题，对号入座。这也意味着，如果在今后的工作中，再发生类似问题，就要在责任追究方面对号入座了。

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经济稳定最需要的时刻，民间投资却“掉”了链子呢？要知道，当下的中国，不是民间资本缺乏，而是民间资本没有出路。相反，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公共设施、各种基础设施等则急需要资金。按理应该一拍即合，却出现了分道扬镳的格局，显然是不正常的。更多情况下，民间投资已陷入了“囚徒困境”。

所谓“囚徒困境”，简单地说，就是利益博弈。运用到经济上，就是经济利益博弈。对民间投资来说，能不能参与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来，也要看利益博弈的结果。过去，民间投资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热情很高，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利益博弈中获得心理上能够接受的利益，能够对这样的利益博弈不断地看到希望。

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过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实体经济，在各种外部力量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缺乏生机，越来越缺少利益回报能力。因此，对民间投资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一些民间投资想参与的项目，特别是公共设施、公共事业项目，全被政府“承包”了下来，民间投资根本没有进入的空间，从而让民间投资的“囚徒困境”现象越来越严重。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所致。从中央来看，当然需要民间投资的快速进入，不仅可以达到稳定经济的作用，还可以产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因此，在政策、资金等方面，都愿意向民间投资倾斜，缎带民间投资更大的支持和帮助。但是，站在地方的利益考虑，前些年的城市建设大干快上，既让地方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让地方政府尝足了政府投资的甜头，从内心讲，并不愿意让民间资本进入。要进，也要在地方政府能够容忍和接受的范围。显然，这就超出了中央给予民间投资的利益范围，人为地压减了民间投资可获得的利益，当然不愿参与了。慢慢地，=民间投资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囚徒困境”了。

其二是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所致。退一步讲，就算地方政府不为自己的直接利益考虑，允许民间投资进入，这里，也有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那就是政治风险问题。因为，在相当一部分的地方干部中，都已经改变了过去亲商、爱商的思维思路，开始躲商、避商，避免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相反，民间投资则不会考虑什么政治风险，他们所要考虑的，是经济风险，也就是参与政府投资、政府项目建设、经济发展等，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风险。一个关心的是政治风险，一个关心的则是经济风险，双方走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又怎么可能形成共识，民间投资又怎么可能不陷入“囚徒困境”呢？

再者就是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所致。与民间投资有关的利益集团很多，其中，银行是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年来，民间投资所以表现不佳，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热情不高，与银行的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有着密切关系。此次专项调查组发现的问题中，融资难、融资贵也仍然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事实上，银行与民间投资之间，也是利益博弈。有实力的企业，能够得到较为优惠的信贷资金支持。反之，则融资难度大、成本高。自然，对旨在投资实体产业的投资者来说，就无形中增加了阻力和压力。博弈的结果，也就使民间投资陷入到了“囚徒困境”之中。

从总体上讲，民间投资不旺，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但利益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必须加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