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关系之内证

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关系，是《金瓶梅》版本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郑振铎早在1930年代初就撰文，谓词话本产生于万历年间，断定“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笔削过的，《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①]。这个看法一直为学界所接受。

但是至80年代，香港的梅节先生在校勘《金瓶梅词话》后提出新的论断，谓词话本刊行是在崇祯本之后，“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它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②]。

黄霖先生和王汝梅先生撰著多篇论文，进一步论证词话本与崇祯本之间为“父子”关系而非“兄弟”关系。

黄霖先生认为，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

词话本题署“新刻”并非是再刻，而是新近刊刻之意。特别是他指出崇祯本卷七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卷九题《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这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决不能轻易地否定的”[③]。

王汝梅先生列举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有同有异、有异又相关联的十个方面，得出结论说：“崇祯本刊印在后，词话本刊印在前”。

特别是王汝梅先生列举了“词话本误刻之字，崇祯本相沿而误”的2例，“可以看作崇祯本与其母体《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脐带’，说明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④]。

在目前没有发现更早的母本的情况下，考察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关系，主要还是应该依据二者的版式特点和文字关系等内证，才有说服力。

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出像黄霖先生所谓“活化石”、王汝梅先生所谓“脐带”等更多的内证材料，足以确证两种本子之间是父子关系。

绣像本与词话本

一 词话本刊刻时间的审定

首先须要澄清的是，词话本不可能作于清初[⑤]。

只要看看第十七回西门庆亲家陈洪给他的信中出现了所谓“北虏犯边”和东京文书邸报中所谓“夷狄之祸”“夷狄之患”“虏患”“夷虏之患”“金虏背盟，凭陵中夏”“夷虏犯顺”等大量在清朝有严重违碍的字眼，就知道词话本不可能刊行于清代。

这些违碍文字，在张竹坡第一奇书本里通通作了删改，如果词话本作于清代，一定须对这些会招致横祸的字眼作出处理。

如顺治十五年（1658）刻成的吴应箕《楼山堂集》，遇“灭虏”“胡躏”“胡骑”“北警”“强胡”“虏骑”“虏头”等文字，全用囗代替[⑥]。

从避讳的角度考证词话本作于天启年间，其实并没有可靠的依据[⑦]。明代万历以前避讳从宽，天启、崇祯以后避讳趋严。

天启熹宗名“由校”，词话本从头到尾不避“由”字讳，也不避“校”字讳。“交椅”“交床”的说法历来较为普遍，但词话本却写作“校椅”（第15、49、58、61、64、69、70、78回）、“校床”（第58、61回），显然是犯了熹宗的名讳，倒是在崇祯本里通通改为“交椅”“交床”。

如果论避讳，这恰说明词话本刊刻于天启前，崇祯本刊刻于天启后。

至于杨琳先生发现晚明龚居中编《福寿丹书》卷六《清乐篇·自乐词》与词话本卷首四首词的次序、文字完全相同，进而推测是词话本抄自《福寿丹书》[⑧]，而《福寿丹书》刊刻于天启四年（1624），因此词话本刊刻天启四年之后。

其实，应该倒过来看，《福寿丹书》是一部杂钞性质的医书，在这四首词之前，抄录了汉代仲长统的《乐志论》，后之的《清语摘奇》“自处超然”一段乃晚明耿定向所作，见万历二十六年刻本《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九《杂著·警言》。

同样，这四首词正是《福寿丹书》抄自《金瓶梅词话》的，恰证明《金瓶梅词话》在天启四年之前早已成书。

如果说是《金瓶梅词话》抄自《福寿丹书》，应该按《福寿丹书》题作《自乐词》才对，不应该仅署“词曰”。

其实，词话本的刊刻时间，还是应该根据古人的记载，框定在万历末年。

谢肇淛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或之后的《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说明万历三十四年是词话本刊刻时间的上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提到“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马仲良“榷吴关”，据今人考证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因此上限可进一步拉到万历四十一年。

沈德符又记载“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这个“未几时”紧跟前面“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因此就是马仲良榷吴关后“未几时”，跟沈德符写这条材料的时间无关。

因此，吴中刊刻《金瓶梅词话》的时间，就是在万历四十一年后“未几时”，即1613年后不久。

万历总计48年，《金瓶梅词话》应该是刊刻于万历四十一年之后不久的万历后期。

综上，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刊刻时间，应该是词话本在前，崇祯本在后。

《万历野获编》

二 在语音、语气上，词话本还残留说唱本的标志，崇祯本均作订正

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的文字关系，梅节先生认定词话本后出，并推论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原本”，崇祯本是在这个“原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

他的结论是，崇祯本并非改自词话本，而是词话本参考了崇祯本。梅节先生举的这些例子，黄霖先生已经辩驳说这是“沿着一种既定的思维定势所推论出来的结论”。

其实梅节先生的那些例子都可以作相反的理解。

版本的比较研究，我们不能凭空设想一个理想的“原本”。

从版本学角度说，小说戏曲和诗文的版本流传情形迥异，诗文版本往往是以古本为珍贵，越远古越接近本相，故有所谓“佞宋”心态；而小说戏曲的版本，为了适应演出和商业需要，不断地变化出新，求新适俗，像金圣叹评《水浒传》、毛宗岗批《三国演义》所谓“古本”，都是莫须有的托古改制。

明清时期诗文刊刻有所谓“影宋本”，努力恢复古本原样；而小说戏曲则起初多用俗体、简体，从新从俗，至改为案头读本时，才逐步规范。

因此按实际来说，小说版本流变应该是先粗后精，最初的稿抄本可能会字迹潦草，形体不规范，上下勾乙涂抹；

刊刻时往往还不能完全矫正稿抄本的这些问题，在文字上残存稿抄本的特征；在进一步修改订正之后，才逐步产生出精良的刊刻定本。

如果要设想有一个“原本”的话，这个“原本”应该就是《金瓶梅词话》据之而刊刻的那个传抄本。

大家都知道《金瓶梅词话》文字讹误颇多。产生这些文字讹误的原因，在于词话刻本所依据的，是一种带有记音性质的说唱记录本或底本[⑨]。

这是根据文字考察，对于《金瓶梅词话》属性的一个基本认知。梅节先生也承认《新刻金瓶梅词话》“更接近评话底本”[⑩]。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说唱底本或记录本的标志之一，是存在大量的同音字、近音字，借音表字，词话本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到了崇祯本则均改为正字。

这里仅列举数例，以见一斑，如：

（1）词话本第一回“那着条扁担”，崇祯本在第二回，“那”改作“拿”。

（2）词话本第二回“惯细风情的贼眼”，“细”崇祯本作“觑”。

（3）词话本第四十四回“晚夕告百备儿来”，此处“备”乃“病”音近而误，全书其他各处都是“百病儿”，崇祯本也作“百病儿”。

（4）词话本第四十四回：“陈经济走进来，叫剩下的赏赐与我月娘”，“我月娘”不通，全书没有第二处。 崇祯本作“吴月娘”。显然，词话本“我”乃“吴”音近之误。

（5）词话本第四十四回：“怎的我教他唱”，这个“我”也是“勿”之讹，崇祯本改为“不”。

这类同音字的例子，在词话本里不胜枚举，说明词话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一个记录本，在记录时多采用同音字，刊刻的时候，没有纠正过来，导致词话本出现太多的同音字。到了崇祯本，文人对词话本加以修改时，均改为正字。

说唱底本或记录本的标志之二，是存在许多指代不清的现象。

说唱时，人物的身份可以通过说唱者的声情变化得到表现，不需要直接点明人物身份；但照直记录时，容易出现指代不清的现象，词话本这类指代不清的例子非常多，正说明它根据的是说唱底本或记录本。仅示三例：

（1）词话本第六十八回《郑月儿卖俏透密意》西门庆与郑爱月儿的对话：

西门庆道：“不打紧，我明日使小厮再送一罐来你吃。”又问：“爹连日会桂姐来没有？”

“又问”的主语显然不是西门庆，崇祯本补上“爱月又问”，文意才清晰。

（2）词话本第六十九回《文嫂通情林太太》：

这文嫂一面吃了茶，问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两夜没回家，只在里边歇哩。逐日搭着这伙乔人，只眠花卧柳，把花枝般媳妇儿丢在房里通不顾，如何如何！”

又问：“三娘怎的不见？”林氏道：“他还在房里未出来哩。”

“又问”的主语是文嫂，说话时通过变化声态以区别，书面语则不可以省略，崇祯本就补出了“文嫂又问”，这样人物身份才清楚。

（3）词话本第七十八回《西门庆贪欲得病》：

西门庆苏省了一回，方言：“我头目森森然，莫知所矣。”“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许多？”更不说他用的药多了。

“你今日”句不是西门庆的话，而是潘金莲的问话，崇祯本补入“金莲问”，文意才顺畅。

崇祯本《金瓶梅》

如果按梅节先生的说法《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那么词话本这些地方都应该补足对话的人物，文意才顺畅。

这些指代不清的对话，正是由说唱文学的书面化而造成的。到崇祯本时，才一一补足，成为文意清晰的案头文学。

说唱记录本的标志之三，是一些语句存在前后颠倒的现象。

说唱者的口头表演，不可能完全像书面文字一样通顺，会有不少前后颠倒、重复的现象。

记录誊清时，修改得不彻底，也会残存这种颠倒重复的语句。甚至在誊清时还会造成前后的颠倒。

一般来说，文人创作，很少会出现语句前后颠倒的现象。词话本前后颠倒误植之处甚多，如：

（1）词话本第四十回：

（a）到明日咱家发柬，十四日也请她娘子，并周守备娘子、荆都监娘子、夏大人娘子、张亲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贲四叫将花儿匠来，做几架烟火。王皇亲家一起扮戏的小厮每来扮《西厢记》的。你每往院中，再把吴银儿、李桂儿接了来。

（b）西门庆看毕说道：“明早叫来兴儿买四样肴品、一坛南酒送了去就是了。

（c）你们在家看灯吃酒。”

词话本这段文字意思不顺，崇祯本调整为b、a、c，通通为西门庆的言辞，意思才顺畅。

（2）词话本第四十三回，哥儿玩的一锭金子不见了：

吴银儿道：“天么！天么！早是今日，我在好。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这边屋里梳头，没曾过去。”

文意欠通顺，文人笔下不大会出现这类看似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应该是记录本有勾乙之处，刊刻时误植。崇祯本改作：

吴银儿道：“天么！天么！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早是今日，我在这边屋里梳头，没曾过去。”

声口逼肖，意思非常通顺。特别是这里一个“好”字还透露出一些勾乙误植的信息。可以推测本来应该记录为：

吴银儿道：“天么！天么！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早是今日，我在娘这边屋里梳头，没曾过去。”

王清和校点《金瓶梅词话》就是这么处理的。可能是在抄本里“每常我还和哥儿耍子”9字勾乙至“早是今日我在娘这边屋里梳头”中间“娘”字处，导致刊刻词话时出现了破句现象。

如果崇祯本另有所据，应该补回“娘”字才对。正因为它根据的是词话本，不知“好”字本为“娘”字，故而直接删去“好”字，使文意顺畅。

笔者这里虽是推测，但怎么也不能倒过来理解词话本的错误是校入崇祯本而造成的。

（3）词话本第四十三回：

（应二嫂）向月娘拜了又拜，说：“俺家的，常时打搅这里，多蒙看顾。”

良久，只闻喝道之声渐近，月娘道：“姑娘好说，常时累你二爹。”前厅鼓乐响动。

叙述句隔开了对话，导致前后不呼应。崇祯本改作：

（应二嫂）向月娘拜了又拜，说：“俺家的，常时打搅这里，多蒙看顾。”

月娘道：“姑娘好说，常时累你二爹。”

良久，只闻喝道之声渐近，前厅鼓乐响动。

显然，崇祯本的修改更为通顺合理。

（4）词话本第四十六回：

李智、黄四约坐。伯爵赶送出去，如此这般告诉：“我已替二公说了，准在明日还找五百两银子。”

那李智、黄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去了。

“约坐”停顿，文意未完，肯定有脱误。

下文“打恭”应该紧接着就是离去，中间植入“到黄昏时分”云云，这里肯定有文字颠倒。崇祯本作：

李智、黄四约坐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伯爵赶送出去，如此这般告诉：“我已替二公说了，准在明日还找五百两银子。”

那李智、黄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

不增减一字，而文意顺畅。

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词话本所据的抄写本在誊写时有勾乙之处，“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脱漏，补写于下行，然后再勾乙补到原处，词话本刊刻时未处理勾乙的情况，才导致这样的错误。

（5）词话本第六十九回，夏提刑因说起：

“昨日京中舍亲崔中书那里书来，衙中投考察本上去了，还未下来哩；今日会了长官，咱倒好差人往怀庆府同僚林苍峰，他那里临风近，打听打听消息去。”

差人去打听消息，应该一顺说下来，“他那里临风近”6字隔断了文意和语气，在评书说话时侯可能会存在这种现象；在记录誊清以后，就应该勾乙至适当的位置。崇祯本就改作：

夏提刑因说起：“昨日京中舍亲崔中书那里书来，说衙门中考察本上去了，还未下来哩。今日会了长官，咱倒好差人往怀庆府同僚林苍峰那里，打听打听消息去。他那里临京近。

崇祯本除了将位置调整合理了之外，还将“临风”改为“临京”。

“风”指京城的风声，“临风”是俗语，将俗语改为雅言本来就是崇祯本的一贯特点。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文字勾乙是写本抄本常见的情况，刊刻时若未注意到勾乙的标识，顺着误抄的文字排版，就会造成语句的前后颠倒。

《金瓶梅词话》里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崇祯本多是不增删一字，就将文字理顺。

崇祯本的调整，应该是根据文意纠正词话的讹误。如果说它有参考的话，参考的也应该就是词话本系统的抄写本。否则的话，怎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文本系统而能弥缝得如此贴切呢？

如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私通林太太一事被捅破后，孟玉楼与潘金莲的议论：

词话本：玉楼道：“姐姐，没见一个儿子也长恁大，大儿大妇，还干这个营生。忍不住，嫁了个汉子。”

金莲道：“那老淫妇有甚么廉耻，也休要出这个丑。”

崇祯本：玉楼道：“姐姐，没见一个儿子也长恁大大儿，娘母还干这个营生。忍不住，嫁了个汉子，也休要出这个丑。”

金莲道：“那老淫妇有甚么廉耻。”

两个本子字数完全一样，只是前面“大妇”改为“娘母”，后面调整了一句的次序。崇祯本改得更为合理。

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因为词话本依据原初的说唱底本或记录本而造成了文字的讹误，崇祯本经过文人加工，对这些讹误之处通通加以修改。

问题是，崇祯本是直接据词话本修改，还是另有所据呢？

上面所列的例子，有的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崇祯本是根据另外一种本子，而并非根据词话本作的修改。但是，从同音字角度看，有些例子可以确证崇祯本就是根据的词话本，而不是另有所据，试举二例：

（1）西门庆的女婿在词话本里叫“陈经济”，在崇祯本里通通作“陈敬济”，唯独第七十八回有一处作“陈经济”，文曰：

西门庆随即教陈经济写了书，又封了十两叶子黄金在书帕内，与春鸿、来爵二人。

这是崇祯本根据于词话本的一个确凿证据，可谓是“活化石”或“脐带”。

如果不是依据词话本，怎么会这里突然冒出一个“陈经济”呢？哪有这么巧合的笔误？

（2）词话本第五回郓哥激将武大的一段文字：

郓哥道：“我前日要籴些麦粉，一地里没籴处，人都道你屋里有。”

武大道：“我屋里并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粉？”

郓哥道：“你说没粉麦，怎的赚得你恁肥（月荅）（月荅）便软倒，提起你来也不防，煮你在锅里也没气。”

这段对话里的“麦粉”是方言，即“麦麸”。

两处“麦粉”、一处“粉麦”在《水浒传》里全作“麦稃”，崇祯本应该是参考了《水浒传》，“粉”改作“稃”。

但是与《水浒传》三处全作“麦稃”不同，崇祯本是前两处作“麦稃”，后一处作“稃麦”，显然，这个细微的差异说明崇祯本既参考了《水浒传》，又依据的是词话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三 在字迹上，词话本还残留写本的特征，崇祯本多作了修正

刻本《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一种说唱评话的写本，且是一种行草字迹的写本。

在词话刻本里还保留了写本在字迹上的特点，表现为两点：一是存在大量的形近字；二是存在一些由于行草字迹辨认造成的讹词。先看形近字：

（1）词话本第七回：“话说西门庆家中赏翠花儿的薛嫂儿。”

据前后文，“赏”字当是“賣”字，形近而讹。崇祯本改作“賣”字。

（2）词话本第四十五回黄四央求应伯爵向西门庆借钱：“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个银子来。”

“找着再得”四字崇祯本作“我筭再借”。

（3）词话本第六十八回西门庆思念李瓶儿，对吴银儿说：“前日在书房中，白日要见他，哭的我要不的。”

要，崇祯本作“夢”。

（4）词话本第六十八回“架儿于是”。据第六十九回，“于是”当作“于宽”，

崇祯本作“架儿于宽”。

（5）词话本第六十八回“欲向深闺永艳质”，

“永”崇祯本作“求”。

（6）词话本第七十二回“李铭连忙磕了們头”，

“們”崇祯本作“個”。

（7）词话本第一〇〇回“出山西太原府并陛道”，

“并陛”崇祯本作“井陉”。

这类例子非常之多，举不胜举，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近字讹误。从写本到刻本的转变过程中，因为字形相近而产生辨识上的错讹。

这些讹字，到了崇祯本，都作了订正。

那么，会不会是崇祯本根据其他本子，而不是直接根据词话本做出的订正呢？不会的，因为有词话本讹误而崇祯本跟着讹误的例子，也就是王汝梅先生所谓的“脐带”，试举几例：

（1）词话本第五十一回：西门庆道：“我说正月里都摽着他走，这里谁人家银子，那里谁人家银子。”

崇祯本同。但两个“谁”字意思不通，

张竹坡《第一奇书》据文意改为“借”。今人白维国校本、王清和校本改为“诓”，是对的，两“谁”字应是“诓”形近而讹，词话本错了，崇祯本跟着错。

（2）词话本第一〇〇回：“金国幹离不由人马”，崇祯本作“金国幹离不的人马”。

“由”改为“的”是正确的，但金将的名字应是“斡离不”，而不是“幹离不”。

下例中词话本的“活立”就是“斡离不”的拟音，崇祯本改为“幹离不”，显然是跟着词话本此处的“幹离不”而发生的讹误。

（3）词话本第一〇〇回：“统制提兵进赶，不防被活立兜马反攻，没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随马而死。众番将就用钩索搭去。被这边将士向前，仅抢尸首，马戴而还。”

“活立”、“随”、“戴”，都是讹字，崇祯本“活立”二字改为“幹离不”，“随”、“戴”二字同词话本，未作改正。

（4）词话本第一〇〇回：普静师荐拔群冤，最后“言毕，各恍然都见”，

崇祯本同，张竹坡本才改为“言毕，各恍然不见”。这也是崇祯本跟着词话本发生的讹误。

词话本错字，崇祯本改为正字，或许可以理解为崇祯本另有所本；词话本错字，崇祯本跟着错了，不正说明二者之间是“父子关系”吗？这正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

皋鹤堂本

再看词话本由于行草书辨认而产生的讹词：

（1）词话本第四十九回：“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

崇祯本同。“宋盤就”，据《宋史》等，当是“宋聖寵”。聖寵、盤就，草书字形相近，词话本所根据的写本应该是行草字体的“宋聖寵”，词话本刊刻者将“聖寵”讹误为“盘就”，崇祯本跟着讹误。

（2）词话本第七十一回，提到西门庆自京城回来，经过“八角镇”，第七十二回词话本再次提到“八角镇”时，把它误作“公用镇”。

“八”“角”草书连写，很容易误认为是“公用”，崇祯本第七十一回是“八角镇”，第七十二回则跟着词话本误作“公角镇”。

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崇祯本就是在词话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崇祯本上还残留着词话本讹误的痕迹。

很难想象崇祯本根据的是另外一个本子，而这个本子在这两个地方的讹误与词话本完全一样。

（3）词话本第五十一回：“等至日中，二位官员喝道而至，此日乘轿，张盖甚盛。”

“此日”二字在此处意思不通顺，白维国、王清和校，“此日”当为“皆”字。“皆”字草书写得上下分开，讹为“此日”。

崇祯本如果有他本作依据，这里很容易改为“皆乘轿”，但正是因为没有他本作依据，觉得这里“此日乘轿”不通，认为“此日”二字是衍文，直接删去。

（4）词话本第四十五回：吴月娘骂玳安：“恁贼两头弑番献勤欺主的奴才！”

“弑番”不词，据第四十六回“两头戳舌”可知，这里的“弑番”显然是“戳舌”形似而误。

崇祯本的编者可能也觉得“弑番”不词，觉得是衍文，就像上一例一样，干脆删去，作：“恁贼两头献勤欺主的奴才！”

词话本据行草书而发生的这些讹误，有的讹误崇祯本可以恢复为正确的本字，有的讹误崇祯本无法恢复，只能臆改。

恢复的，如第六十九回“比及个并头交股”。

“比及”二字为“两”字草书的误释，崇祯本改为“两个并头交股”，从字形和上下文意，这里都比较容易还原为“两”字。

臆改的，如：

（1）词话本第九十一回，玉簪儿压伏兰香、小鸾，说：“你若不听堵歌，老娘拏煤锹子请你！”

“堵歌”二字费解，今白维国、王清和校本都酌改为“指教”，可从。

“堵歌”应是“指教”行草之误，是词话本根据写本的行草字误认而生。

崇祯本的作者既觉得“堵歌”有误，又无法还原，径改为：“你若不听我说，老娘拿煤锹子请你。”这是据文意的修改。

如果崇祯本有他本作根据，这里应为“指教”才是。

（2）词话本第一百回：诗句“将军一恕天下自心”，8个字，显然“自心”是“息”字一分为二，张竹坡本就改为“将军一怒天下息”。

崇祯本则改为“将军一怒天下安”，其实改为“安”并不妥当，因为这里须是一个仄声字，如果崇祯本另有依据的话，应该改为“将军一怒天下息”才是。

就像接榫总有缝隙一样，删改总会留下痕迹。崇祯本删改词话本留下的痕迹，细细纠察，还有数处，兹举二例。

（1）第六十二回李瓶儿死了，请阴阳徐先生来：

词话本：这徐先生向灯下打开青囊，取出万年历通书来观看，问了姓氏并生时八字。

崇祯本：徐先生向灯下问了姓氏并生辰八字。

崇祯本删去了14字，导致意思不顺，因为“问”是不须要“向灯下”的。词话本的“向灯下”是因为打开青囊，取历书来“观看”。

现在崇祯本把这14字删去，直接作“向灯下问”，显然不妥。这正是崇祯本删节词话本的痕迹。如果崇祯本另有所据，就不会写出这类句子来。

（2）在《水浒传》里，王婆、郓哥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人”。

到了词话本里，郓哥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王婆则依然称之为“西门大官人”。但有一处不同，试看第四回：

词话本：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说句话儿。”望里便走。

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

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骂道：“含鸟小猴狲！我屋里那讨甚么西门大官？”

崇祯本：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人说句话儿。”望里便走。

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

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骂道：“含鸟小猴狲！我屋里那讨甚么西门大官？”

除了词话本，是没有任何文本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的，崇祯本这一段是根据词话本，并参照《水浒传》，把“西门大官”改为“西门大官人”，但是改了前面一个，没有改后面一个，导致王婆说：“我屋里那讨甚么西门大官”，这也正是崇祯本根据于词话本的“活化石”，如果崇祯本另有所本，不是根据词话本，这里应该是“西门大官人”才对。

（3）词话本第五十一回：伯爵道：“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快肉，前架虫，好容易吃的果子儿。”

崇祯本作：伯爵道：“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儿。”

“前架虫，好容易吃的果子儿”是一句歇后语，可解释为：“蔬果架上的虫儿，平时吃得快活，一朝被捉，便是绝路。意谓胡作非为者终没有好下场。”[11]

崇祯本的编者可能不理解这是歇后语，把前面谜面“前架虫”三字删了，导致前后文意衔接不上。

这显然是崇祯本修改词话本的活化石。如果不是建立在词话本的基础上，崇祯本怎么可能会出现像“你只说成日图饮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儿”如此不伦不类的句子呢？

白维国、卜键校注《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

四    结语

如果能正确意识到小说版本演变存在一些与诗文版本不一样的特点，如上文说的说唱评话的底本或记录本，记录和传抄过程使用同音词、形近字，行草书体，以及对话、俗语等，那么抓住这些特点，便可以考察出小说文本从写本、抄本到刻本再到文人加工润色本的过程。

对于《金瓶梅》版本来说，上述的这些例子，多数都是不可逆推的。这些内证，揭示出崇祯本对词话本文字的修正，足以证明崇祯本是在对词话本进行修改和加工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文作者    周兴陆   教授

注释

[①]郑振铎（郭源新）《谈“金瓶梅词话”》，《文学》1933年第1卷第1期。[②]梅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燕京学报》第15期；《<金瓶梅>词话本与说散本关系考校》，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黄霖《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88年）；《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④]王汝梅《<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初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⑤]叶桂桐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清初，见其《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⑥]拙文《吴应箕<甲乙遗诗>考》，《文献》2013年第6期。

[⑦]马征根据词话本“花子由”的避讳推定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以后，见其《金瓶梅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其实漏洞很大，不足为据。

[⑧]杨琳《<金瓶梅词话>刻印于天启之后新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杨国玉已证明词话在前《福寿丹书》在后，见其《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源流琐考》，《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

[⑨]徐朔方认为《金瓶梅》“是在艺人说唱——词话的基础上写定的”，见其《论金瓶梅》（《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李时人虽然不同意此说，但也承认《金瓶梅》“摆脱不了传统说唱文学的影响”，见其《“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

[⑩]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1期。

[11]白维国、卜键校注《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32页。

文章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文学遗产》，2021，第一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