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良渚文化，聆听五千年前的文明先声
什么是良渚？
良渚，美丽的小洲，首先是一个地名。它是杭州市北郊余杭区所管辖，始设于清代的一个老镇；它又属于考古学文化，因首先发现于良渚镇而被命名为“良渚文化“。
如今，它又代表了崭新而灿烂的概念
“良渚古城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同时揭示了这个早期国家在城市文明方面所创造的“藏礼于城”和“湿地营城”的规划特征，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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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的崛起
浙江，余杭，良渚。良渚古城遗址，位于一处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C形盆地北部。古城的西侧是山高林深的天目山系的山地和丘陵，东侧是敞开的杭嘉湖平原，一马平川。
发源于天目山脉的东苕溪，自西南向东北蜿蜒流过，最终向北注入太湖。良渚位于山地与平原交错处，以山为郭，宛如一个向东敞开的簸箕。
良渚的契机，来自5500年前的一次全球大降温。
气温由暖湿变为干凉，这次降温迫使人们向平原低地迁徙，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农业逐渐取代渔猎采集成为主要模式。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纷纷产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同样出现在中国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
海水褪去，土地升起。先民不断来此定居，人口增长、聚落扩张。良渚区域内陆势平坦，雨量丰沛，水网密布，气候温暖，俨然世界绝佳的水田稻作生态系统。
这片曾经被海水淹没的土地，逐渐转为丰饶。它已经准备好了，等待接受这群先民的大笔创造。
在此后的近千年里，良渚先民在这片土地上造水坝、筑土台，种水稻、建城市，引领着环太湖流域迈入早期国家的门槛。良渚文明在东方所达到的高度，足以与同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比肩。
它点亮了古老的东方文明的黎明。此后的五千年，华夏捕捉到文明的曙光，一步步走来，成就了中国现今的模样。
- 02 -
超前的稻作文明
一个辉煌的史前文明，需要发达的农业作为支撑。
水稻是人类最早栽培和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有一万年的历史。太湖流域的原始稻作，大约在良渚时期开始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为社会的发展打下了殷实的底子。
良渚人的粮仓究竟有多丰厚？
考古学在古城中心的莫角山脚下，挖出了两三万斤已经碳化的稻谷。五千年前的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毁了良渚城的粮仓。五千年后，我们得以从这些焦黑的颗粒里，我们仍能想见当时的存粮之充足、物产之丰饶。
2009年，茅山南麓的大型水稻田遗址被发现，是目前国内发现结构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稻田遗址。
良渚时期，稻田已经大量出现。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距良渚古城东面20余公里的茅山遗址发现了成片的稻田。这块良渚晚期的水稻田有80多亩大，东西向的灌溉水渠和南北向的红烧土田埂，分割出一垅垅整齐的田块。规整的田埂、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全不缺。
关于如何收割种植，良渚人民有自己的想法。
与此前农业相比，良渚时期出现了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如石犁、“斜柄破土器”、木耜、半月形的石刀等。
人随犁的破土前进，并不间歇的石犁耕，从根部割断秸秆的连杆收割法，都大大提高了稻作效率，给原始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对于自然的掌控力，良渚人显现出游刃有余的天赋。
而良渚人的餐桌，能够满足我们对水乡泽国的所有幻想。
他们懂得猪肉的美味，螺蚌鱼虾自然不能落下。桃子、李子、杏、菱角、杨梅，这些我们喜爱的水果，也早已是良渚人的盘中餐了。
在他们精致的漆器餐盘上，山珍、野味，四时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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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的兴起
水乡泽国，良渚古城依水而生的文明。良渚人就是在这片沼泽地上，开始修建城市。
他们在沼泽地上堆起高地，然后两边形成河，石头堆砌起河岸，用竹篱笆、竹编精心编织成优美的护岸。水绕城而居，这种生活模式，如今仍然能在乌镇、周庄里找到踪迹。
我们可以大胆想象，若是行走在五千年前的良渚，沿着四通八达的水路，路过成片金黄的稻田，你可以深入这片水乡泽国的每一个角落。
良渚古城本身，就是一座水城，九座城门中只有一座陆城门。八座水城门实现城内水系的环通，外郭以内的河道绝大多数均为人工开挖而成，总长度达31562米。
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可分三重，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为最中心，其外分别为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城墙和面积约800万平方米的外郭所环绕。堆筑高度也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
瑶山祭坛
同时古城北部和西北部，还分布着水利系统和与天文观象测年有关的瑶山、汇观山祭坛。
宫殿区、内城、外郭，是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以8平方公里的外郭计算，其占地规模一直领先了1500年，要到距今3500年前后的郑州商城才被超越。
整个城市系统的布局与山形水势充分契合，体现着“以山为郭”的概念。“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中之中而立宫。”这样的建都理念，在中国后代的选都城的文献《吕氏春秋》里都有明确的记载。
莫角山（古尚顶）宫殿区遗迹分布图 宫殿区处于城内高地，也是中国历史时期大多数都城遗址的共性。
兴建一座都城，王室宫殿区是毫无疑问的“市中心”。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古城的正中心，称中国最早的宫城。国家形态的都城气象，在这里已经崭露头角。
躬身从沼泽地里挖取青色淤泥的良渚人民，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建造的同时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工程。
他们只想为他们的王建造一座宫殿，为这座城中最尊贵的王者在城内的制高点处打造最独家的视野。
在大莫角山上四目远望，城内外以至于大遮山与大雄山之间均历历在目。当年良渚古城的王者，肯定不止一次地在这里动情凝望这片广阔疆域，遥想子孙后代，千秋百代的未来。
- 04 -
天才的水利系统
水带来了丰富的物产、机遇和繁盛，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那时的天目山系，是绝对的暴雨中心。每当夏季来临，充沛的雨水容易泛滥为汹涌的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古国形成直接的冲击。
天才的良渚人民，为了抵抗山洪的侵扰，创造性地打造了一个由11条坝体构成的水利系统。整个水利系统在位于外围，古城西、北方向形成12.4平方公里储水面积，储水量超过6000万立方米。
水利系统分高、低两级水坝，可以将大量的来水潴留在山谷和低地内，解除洪水直接的威胁。研究表明，这些坝体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升的 连续降水，即相当于本地区降水量百年一遇的标准。
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体系，它被发现之后，复合形态的中华古文明已成为整个学术界不得不正视的历史。
在良渚水利系统发现前，中国的水利史，一般从4000多年的共工、鲧及大禹治水的故事开始讲起。是否有遗迹留存，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传说影影绰绰，不免令人生疑。而良渚的水利系统，为我们填补了这个空白，把华夏民族与水的抗争，往前推进了1000年。
这样先进而庞大的工程，远远超出一个酋帮所能拥有的生产、组织能力。国家力量、文明古国，这些宏大而振奋人心的词汇，突然有了具象的实例。
- 05 -
良渚玉器横空出世
国家的存续，需要社会凝聚力、统一的神灵信仰来维系。在良渚，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是重要的载体。
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就是玉器文明，有着长达七千年的历史。无论是先秦圣贤还是汉唐帝王，没有人能抵抗玉，这种坚韧、美丽而稀有的石头的诱惑。而中华玉文化的源头，来自良渚。
远在8000—7000年前，兴隆洼文化先民发现了这种独特的透闪石软玉，开始广泛将它制成装饰品和生产工具。
这块珍贵的石头，传到了良渚人民的手中。他们在往石片中加水带动解玉砂，不断摩擦玉石进行切割，一举打造了玉器文明的高峰。
反山玉权杖帽
良渚出土的三叉形玉器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他们是玉狂热的信徒。
良渚人创造出一套以琮、璧、钺、冠状饰、三叉形器、玉璜、锥形器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
良渚出土的玉钺，代表王权与君权
其中不仅有许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图案，而且玉琮、冠状饰、玉钺柄端饰等许多玉礼器的构形都与表现这一神徽有着直接的关系。
玉器中最有名的叫玉琮，其纹饰之神秘，做工之精细，叫今天的人皆叹为观止。所有出土的良渚玉琮都有复杂的雕刻和纹饰，神秘的兽面和神人像无处不在。
他们热衷于在极小的空间内雕刻出细密的神徽纹样。这种雕刻方法，非经严格训练与传承难以达到。
国际考古名家、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林·伦福儒认为，“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表现出一种文化的交流和联合，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
神徽
在初民社会，往往只有具备了特殊才能的人，才会被推举到祭祀队伍的前列成为巫师。我们不妨这样猜测，良渚社会中的少数人，因为掌握了这种高超的制玉技术，便被推举为巫觋，成为神的扮演者和代言人。
他们通过垄断制玉技术，并使其神秘化，获得了特殊的地位，组成了具有特权的巫觋集团，最终垄断了与神沟通的权力。那些精美的玉器，则包含了他们毕生的精力和虔诚。
此后，良渚人的玉器文化北抵陕晋，南达广东、西北至甘青，西南到四川，以琮、壁、钺为代表，最终融会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玉礼器系统之中。
- 06 -
远古文明，近在咫尺
追溯五千年前的良渚，如同做了一个金黄色的梦。这个梦里有大片大片的稻田，有玉琮，有黄土建筑而成的高耸的城墙。
五千年前那批人，他们弱小却充满智慧。他们创造了一个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理想国”。他们形成了明显的社会等级、共同信仰，一举创造出了东方史前文明的高峰。良渚文明的因素得到了有序的传承，影响力遍及九州。
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 年后渐渐没落了，是一场滔天洪水覆灭了这个远古文明吗？它的兴起与衰落，还有很多的谜团等着我们去探寻。
良渚古城申遗成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开始。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提笔撰写一部良渚王国的史诗，就像写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王国的历史一样。
良渚文化发现历程
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良渚文明的确认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1936年，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良渚遗址，随后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遗址初 步报告》，由于当时盗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认为是周汉 之物，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认知，学术界认为良渚出土的黑陶是北方龙山文化南渐的结果。
1959 年，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确认原来被认为属周汉时期的琮、璧等玉器，是出自良渚文化墓葬中的。
1980年 代前后江苏张陵、寺墩，上海福泉，浙江反山、瑶山、莫角山等遗址的发掘，发现大量随葬玉琮、 玉璧、玉钺等玉礼器的权贵大墓，同时发现莫角山等人 工堆筑的巨型土台，使我们对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 有了新的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显露出文明曙光，甚至已进入文明阶段。
2006—2007年发掘确认了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以及随后规模宏 大的外郭、水利系统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良渚文化已处于成熟的文明阶段，且是同时期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而良渚古城就是良渚文明的中心。
2019年，杭州良渚古城申遗成功。
参考文献：
《良渚——中国最早文明的典范》 赵晔
《良渚遗址的历史地位》严文明
《良渚：神王之国》刘 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
《良渚文化玉琮纹饰研究》杨媛
《良渚：巫政之国的兴衰》三联周刊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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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丨艺旅文化 虫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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