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并不生于试管——胚胎何时起成为“人”？| 展卷
体外受精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育方式，但还不止于此。它以一种很少有人意识到的方式颠覆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它向我们展示了人是从一个细胞发育而来的，这使细胞和人的边界变得更加复杂。
撰文 | Philip Ball
翻译 | 李可、王雅婷
至少在几个世纪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生育并不一定需要性交。18 世纪 70 年代，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翰·亨特进行了第一例有记载的人工授精。据称，利用一名男性的精子，通过人工授精手段，亨特使这名男子的妻子怀上了孩子。有关人工授精更详细的记载出现于 1884 年，这一年，美国医生威廉·潘科斯特（William Pancoast）用捐赠者的精子为一名全身麻醉（使用了氯仿作为麻醉剂）的女性进行了人工授精，使她成功受孕。（原注：“捐赠者”不是那个时代的概念。据报道，精子来自潘科斯特的一名学生。在潘科斯特的学生中，他是公认最英俊潇洒的那一个。学生们发誓对此守口如瓶。）此前，潘科斯特在显微镜下检查了这名女性的丈夫的精子，发现他没有生育能力。潘科斯特显然认为自己是在助人为乐。这名女性和她的丈夫当时都不知道潘科斯特进行了人工授精，潘科斯特后来把情况告诉了丈夫，但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注：对妻子隐瞒事实的原因不得而知。虽然这次人工授精的伦理问题在今天看来着实骇人听闻，但这也阻止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深入探讨。是怕母亲知道真相后就不爱她的孩子了吗？是怕她会对这个手术感到震惊和羞耻吗？是怕她会谴责潘科斯特和他的学生吗？这种父性沙文主义（paternalistic chauvinism）的出发点单纯吗？这一事件无疑是公众对辅助生殖技术态度演变过程中一个值得记录的节点。）
当时，显微镜正在揭示受孕的生物学过程。1879 年，瑞士动物学家赫尔曼·福尔（Hermann Fol）首次观察到了精子进入卵子的过程，不过受精卵明显没有形成胚胎。但在卡雷尔和巴罗斯改进了组织培养技术后，制造胚胎是研究人员首先尝试的事情之一。1912 年， 美国解剖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和艾伦·惠普尔（Allen Whipple）发现，他们可以使 3 日龄的鸡胚在体外存活最多31个小时。一年后，比利时胚胎学家阿尔伯特·布拉切特（Albert Brachet）证明，他可以在培养皿中使兔囊胚期的胚胎保持存活状态。
用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创造出一个鲜活的胚胎——真正的体外受精——则是另一回事。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曾报道过用体外受精产生兔的胚胎。20 世纪40 年代，他甚至声称自己成功完成了人类卵子和精子的体外受精， 但他的这项工作从未得到证实。第一例可信的体外受精帮助哺乳动物生育的报道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完成人是平卡斯的合作者、华裔美国生物学家张明觉。通过体外受精，他使母兔产下了活的兔子。为了证实这些兔子确实是体外受精产生的，张明觉使用了不同颜色的兔子：他把黑兔子的卵子和精子结合，然后把胚胎移植到白兔子体内。母兔最终产下的小兔子是黑色的。
人类的受精过程则更为困难。受精不仅仅是把卵子和精子扔到一起，让它们为所欲为。我在前文中介绍过，受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还需要女性的生殖器官参与其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能找到一种实现体外受精的方法，因为我们对受精的生物学过程知之甚少。
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产科医生约翰·洛克（John Rock）决定研究受孕后最初阶段的受精卵，他发起了一个今天会让人瞠目结舌的项目。他与助手亚瑟·赫蒂格（Arthur Hertig）和米里亚姆·门金（Miriam Menkin）一道，在计划接受子宫切除手术的志愿者体内寻找受精卵。他们向这些女性暗示，她们可以在手术前夜发生性行为。这些女性同意洛克等人采集受精卵的请求，这表明她们无比慷慨，愿意推进人类对生育能力及生育障碍的理解。这项研究竟然被批准了，这表明当时人们对医学伦理规范的必要性仍然认识不足。
1944年，洛克和门金声称他们利用子宫切除手术时采集的卵子首次实现了人类的体外受精。洛克等人能够观察到受精卵开始分裂，但仅止于此：他们没有在培养皿中培养出真正意义的胚胎。在后来的研究中，洛克又为口服避孕药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在体外受精技术发展的早期，学界颇有一些狂放冒险的风气，验证猜想的研究往往依赖于大胆、雄辩和一定程度的傲慢。20 世纪60 年代，在伦敦北部的英国国立医学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工作时，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极尽所能从认同他目标的外科及妇科医生处获取卵子。这些卵子是在卵巢手术过程中获取的，但没有征得卵子“捐赠者”的同意。这种自由是当时的一种风气。虽然爱德华兹的动机是缓解不孕不育者的痛苦，但在这幅男医生借助不知情的女性创造“新生命”的图景中，我们不免可以看出，自潘科斯特的时代以来，社会对有关辅助生殖的文化态度没有什么改观。正如人类学家林恩·摩根（Lynn Morgan）所指出的那样，胚胎学史的一个特点是提供胚胎或者卵子的女性无名无姓：她们通常被当作研究中一种任人摆布、身份不明的生物材料来源。一些女权主义者对生殖技术抱有谨慎甚至反感的态度，这可能源于一种合情合理的担忧：这些技术重新踏上了男性控制和支配女性的老路。
不过，爱德华兹并不是很看重名声和荣誉。相反，他的努力还遭到了同行的攻击和嘲笑。爱德华兹的博士生马丁·约翰逊这样总结团队当时的工作氛围：
尽管同行们持怀疑和对立的态度，并且认为这些研究违背伦理——例如，著名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和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等人后来警告说，体外受精可能会产生带有严重出生缺陷的婴儿（原注：当你认识到在动物实验中，体外受精技术并没有产生带有严重出生缺陷的动物幼崽后，事实就变得更加清楚了：这些恐惧没有科学依据）——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也拒绝资助他的研究，爱德华兹仍在1969 年与他的学生巴里·巴维斯特（Barry Bavister）以及妇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合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描述了人类精子在体外进入卵子的过程。他们写道：“人的受精卵也许可以用于治疗某些不孕不育。”第二年，爱德华兹、斯特普托和他们的临床助理琼·珀迪（Jean Purdy）发表了人类受精胚胎发育到 16 细胞期时的照片。到 1971 年时，他们已经能够把人类胚胎在体外培养到囊胚期。
斯特普托通晓将胚胎重新植入子宫的外科技能，而且这些研究人员也很清楚，就算这个手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很危险，也不会缺少志愿者。
受精那一刻？精子即将进入卵子丨图片来源：图库 Science Photo Library
但这些培养皿中人类胚胎的照片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第一次能够看到生命之旅的起点。在此之前，我们只能把生命的开始追溯到一个像小人一样的组织块，组织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虾一样的头部。
要想从发育的角度思考人类自身，我们首先需要有目睹发育过程的能力。“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胚胎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林恩·摩根说，“一百年前，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无法想象出人类胚胎的形象。”摩根指出，有些文化并不把自然流产的胚胎视为真正的人，也不认为它们具有与人相同的道德地位。（原注：在有的文化中，即使是新生的婴儿也不一定被认为完全是人。这是因为婴儿的死亡率在 20 世纪以前非常高，这种高死亡率可能使人们与新生的婴儿间形成了一定的心理距离。）目前，许多“反堕胎”团体会通过生物医学技术获取一些影像，并用这些影像来论证他们的观点。他们用子宫内的胎儿来代表胚胎，以此暗示从受孕的那一刻起，胚胎就已经是一个人了。
根据科学史家尼克·霍普伍德（Nick Hopwood）的观点，“人类发育”这个概念是主动构建出来的，而不只是被揭示的“关于生命的事实”。据他介绍，这一构建过程始于 19 世纪末的胚胎学。那时的生物学家和内科医生认为，胚胎的形成是一个错综复杂但又平平无奇的生物学过程。他们还认为，胚胎形成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可以通过更科学的认知得到澄清甚至解决。
我们现在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很难搞清楚如何理解体外受精揭示的个体发育过程。我们需要何种想象力才会把啼哭的婴儿和一小团细胞联系起来？毕竟，这些细胞充其量只是像一堆肥皂泡罢了。
我们试图用一个词语把化学实验室中一种常见的器件——也是体外受精的舞台——与母体孕育的神圣结晶联系起来。这个词语就是“试管婴儿”。
试管从未参与体外受精，其作用纯粹是象征性的。“试管婴儿” 这个词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初，当时公众对生物学的理解还很粗浅。对他们来说，用化学方法创造生命听起来完全可行，甚至即将成为现实。在那样的时代，我们今天所说的体外受精——在体外进行精卵结合，或许还让受精卵继续在体外生长——是一项壮举，看起来与上帝创造生命相差无几。
长期以来，被放置在玻璃容器里的孩子一直是人类对生命和死亡想象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死胎、流产和畸形的婴儿尸体一直被保存在瓶瓶罐罐里。正如苏珊·梅里尔·斯奎尔记述的那样，一个生物不仅死后被存放在瓶子里，而且实际上是在玻璃做的人造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景象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那时的炼金术士和神秘主义者声称能在实验室里制造出小人，甚至还提供了制作配方。在《浮士德》中，歌德就描述了此类生物是如何产生的，并阐明了应该以何种道德依据来评价这些小人。
体外细胞培养改变了这种叙事模式，并给我们带来了试管婴儿。在1924 年出版的《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一书中，J. B. S. 霍尔丹描述了体外发育（ectogenesis），或者说体外妊娠的前景。
霍尔丹认为，这种（假想的）技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这种技术可以支持女性的解放——霍尔丹原则上是欢迎的——和优生的社会工程，以保持人类的活力。霍尔丹和朱利安·赫胥黎担心，随着女性的发展机遇日益增多，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较高的女性将更不愿意生儿育女，因为她们会发现生活并不只是家务劳作。但由于缺乏机遇，“低等阶层”的人会继续繁衍后代，（霍尔丹担心）人类的基因库会一代不如一代。正如《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中的叙述者从21 世纪的未来视角出发所解释的那样：
利用体外发育，可以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中人为制造人，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引发了对控制人口数量以及文明衰落的担忧。
霍尔丹从来没指望过所有人都会接受他对未来的这种展望。“从钻木取火到翱翔蓝天，没有一项伟大的发明不曾被视为对某些神祇的侮辱，”他写道，“但如果说所有物理学和化学发明都在亵渎神明的话，那么每一项生物学发明甚至都可以说是变态和堕落的。”霍尔丹很清楚，有些人会把体外发育以及在实验室里操纵受孕的相关技术视作“不得体和非自然的”，事实确实如此。1938 年，受史澄威斯组织培养研究的启发，诺拉·伯克在《珍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反应过激的文章（见第 215 页）。她在文章中提到了“化学婴儿”（chemical baby），并问道：“这些究竟是什么生物？”这篇文章的标题——“你会爱一个化学婴儿吗？”——在读者中引发了作者希望看到的排斥反应。
但创造“试管婴儿”这个词的似乎不是别人，正是托马斯·史澄威斯自己。在他1926 年有关组织培养的讲座中，史澄威斯说：“由此可见，'试管婴儿’的想法并非天方夜谭。” “试管婴儿”是一个比霍尔丹的“体外发育”更能引起共鸣的词，后者听起来更像是科学术语。任何人都能领会“试管婴儿”这个词的个中含义，并产生复杂的情绪：既惊讶又兴奋，还可能感到恐惧。它是现代性本身的象征：用科学控制生命的时代中人类的象征。
简而言之，“试管婴儿”是合乎时宜的正确措辞。一个人竟然可以是一种奇妙技术的产物，这几乎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必然结果。毕竟，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似乎在流水线上生产着人们生活中的一切， 是标准化、经过测试并且商品化的过程。
但更贴近史澄威斯“试管婴儿”的也许是“机器人”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在 1921 年的剧作《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中提出的。R.U.R. 是一家公司名称的缩写，这家公司叫“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虽然恰佩克所说的机器人（这个词在捷克语中的意思是“劳动者”）会让人联想到金属和电线组成的人形机器― 就像撕掉人造皮肤的“终结者”一样——但罗素姆机器人并非如此：它们是由柔软的皮肉制成的。
在这部剧作中，R.U.R. 公司的总经理哈里·多明（Harry Domin）解释说，这些机器人的发明者是罗素姆，他的发明源自实验时的一些发现。他当时在试管中进行化学实验，试图创造一种有生命的物质。罗素姆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他在试管中创造出了一种新形式的“原生质”。从化学的角度看，这种原生质比细胞内的原生质简单得多。“接下来他得把这些生命从试管里弄出来。”多明说。
利用这种人造生命，R.U.R. 公司制造出了一种像面团一样的东西，这些“面团”可以被塑造成器官。“那里有制造肝脏、大脑等器官的大缸，”多明说，“那边是装配室，所有东西都是在那里组装起来的。”9 这种生产流程有赖于亨利·福特的自动化生产模式，但显而易见的是，制造技术是由卡雷尔和史澄威斯等人开创的组织和器官培养技术。
恰佩克作品中反映出的那种恐慌情绪——对以工业自动化规模制造同质化的人的恐慌——也驱使大卫·H. 凯勒（David H. Keller）创作了一篇题为《一次生物实验》（“A Biological Experiment”）的故事，发表在 1928 年的一期《惊奇故事》杂志上。这则故事预测，未来的社会将充满反乌托邦色彩：性行为将被禁止；婴儿是根据标准化的规格，通过辐射处理在工厂的大缸中制造出来，并派发给取得了必要政府许可的夫妇的。
当然，反乌托邦的故事总是比乌托邦的故事更博眼球。一如既往，这些“化学婴儿”的故事往往以人造人征服人类结尾，这一点值得注意。《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为十恶不赦的机器人反击并征服人类的故事建立了一个模板。时至今日，这种模板仍在被沿用，比如连续剧《西部世界》中的情节以及电影《终结者》中的天网系统。科幻作品不怎么描写唯命是从的机器人，其中的假设不言自明：人为制造出来的人天生缺乏道德，因此冷酷无情。在诺拉·伯克的笔下，“化学婴儿”被毫无缘由地描述为“没有性别、没有灵魂的化学生物”，最终可能“征服真正的人类”，并导致“人类的灭亡”。但在 1938 年的英国，这种恐惧从何而来，也许不难理解。“如何制造一个人”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深刻且无法回避的社会政治问题。
“试管婴儿”这种形象的说法并不局限于《惊奇故事》杂志，也很适合出现在“阳春白雪”的《自然》杂志上。这个词语的起源表明，当媒体和大众文化携手用耸人听闻的口号和影像诋毁科学时，认为（许多科学家就是这样认为的）科学只需要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埋头苦干是极为错误的。事实是，科学创新中“专业化”和“大众化”的两面是共同发展的。霍娜·费尔曾致力于推广和传播史澄威斯实验室的研究（这种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为这些研究赢得支持和经费），但在看到关于这些研究耸人听闻的新闻头条和科幻故事后，这种热情最终烟消云散了。1935 年，有传言说史澄威斯实验室计划制造试管婴儿，费尔立刻警醒过来，坚持认为科学家在介绍组织培养时只应该将其描述为“一种有价值的技术，有其独特的优势，也有其局限性”。但这并没有阻止《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在第二年撰文称，在史澄威斯实验室，“鲜活的组织在体外生长和发育，与在完整的活体动物身体里一模一样”。正如历史学家邓肯·威尔逊指出的那样，虽然费尔本人乐于传播史澄威斯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但被描述为创造没有灵魂的化学婴儿“显然不是她想要的宣传效果”。
有人可能会认为，事实被扭曲和夸张是源于费尔。但她给科学家们的建议——他们应该谈谈自己所做的研究，并努力引起听众的共鸣——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科学家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描述和比喻一旦说出来，其影响力就不再是他们能掌控的了，因此最好谨言慎行。这种冲突如今在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讨论中尤为明显。科学家们对公众把这类学科简单地理解为基因决定论感到愤慨，但公众很容易用“当初是你们这么说的”来反驳。
Philip Ball，科学作家、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欧盟委员会合成生物学专家团成员，《自然》（Nature）杂志顾问编辑，曾在该杂志担任编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