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该如何破局？

前国务院温总理温家宝在看望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时候，钱老对他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段话被演绎成为“钱学森之问”的转折点是在钱老于2009年10月31日逝世后不久，即同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说：“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才让“钱学森之问”成为国人关注的问题。

人才其实有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知识，一方面是思想。思想是知识的灵魂，没有思想，再多的知识也难以组合起来产生创新；知识是思想的载体，没有知识，再多的思想也无法得到人们的认识。学校可以教给人知识，但它却教不会人思想，而我们的教育所缺的就是一个能够产生思想的环境。

何为思想？当然是对大自然最普遍规律的认识！这个规律不是什么可观察的东西，而是一个无形无象、无所不在的原理，要正确地认识它，路子只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社会生活，主要是苦难，因为只有苦难才能够真正让人认识到世界力量的宏大，个体力量的渺小，进而领悟到决定万物的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并谦卑地去探索它。一条是通过自然生活，主要是通过修炼，因为只有一个人真正达到无妄无我，天人合一的境地，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人的变化和自然变化是一一对应的，大自然决定着人。

民国时期涌现了很多大师，主要是当时的中国苦难重重，比如当时的西南联大走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72位院士，而这个学校当然物质条件极其穷酸，学生宿舍无一砖一瓦，全是夯黄土为墙，堆茅草为顶，窗户没有一块玻璃，仅有几根树枝聊以象征。绝大多数师生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时还要在敌机轰炸下逃生，当时的学生只有2000人，时间只有八年。而西南联大身后的三校 (北大、 清华和南开 )，当今在校学生总数当在 60000-70000 之间，相当于当年的30多倍，三校校园内高楼大厦林立，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茅屋草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所耗费的资金当在西南联大的数百倍以上。三校的年寿，从1950年算起，已有70余年，若从改革开放算起，亦有40余年 ，为当年西南联大寿命的4倍至5倍。以人力、财力和时间来看，都是当年西南联大无法望其项背的。以如此优越的条件和实力，却又无1人获得诺贝尔奖，原因何在？

苦难是思想的源泉，可我们现在的教育，学生从小到大都是家庭的宠儿，学校的宠儿，根本不知道苦难是何味？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产生思想！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靠浮华的“ 形象工程 ”建不成世界一流名牌大学，它还需要一个能够产生思想的环境，尤其是苦难的环境，而它与当下富丽堂皇的大学反差巨大。

中国古代为什么人才百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精神上的修炼！这需要人从杂念到一念，再从一念到无念。一旦达到无妄无我、天人合一的境地，就能够得到大自然力量的优先支持，使人出现各种功能。比如，中医学的经络就是通过气功修炼内观出来的。而我们现在，从一上学就被“分数”所控制，考好初中要分数，考好高中要分数，考好大学要分数，考研究生、博士更要分数。除了分数之外，还有一个个规定的成功的前提——要符合西方科学标准的论文，硕士毕业要论文，博士毕业要论文，晋级要论文。一条条绳子把人捆住了，一个个名利场要把陷住了，怎么可能还在自由的创造，思想的自由驰骋。

创新需要执着如一，耐得住寂寞，对目标锲而不舍的追求和专注，不受社会影响。比如，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第一次考大学失败，第二次也仅考取当时名气不大的瑞士苏黎世高工，上大学时还常常抄袭别人的作业。但另一方面，他对如何随光一起运动的狂想如痴如醉，并深度自学了尚未列入大学物理教材的电动力学。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天才画家毕加索，在小学阶段，他上课就如受刑：面对“2+1等于几”的问题，他就一直搞不清。当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毕加索是弱智时，他的父亲始终坚信儿子虽然读书不行，但绘画极有天赋，给予了孩子最需要的理解和赏识，在关键时期拯救了他。

而我们的高考，把所有人拴在了分数的大车上，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潜能。全国每年近千万考生中的绝大多数，或许是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中，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内心都有“失败感”，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又残酷的现实。若孩子内心不够强大（主要来自家庭），哪里还能够保持住人天生就该有的好奇心、自信、勇气等创新必备素质？

钱学森在和温家宝总理探讨教育问题的时候就说过：“但还缺一个……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中国自解放后，虽然举全国之力创办了成千上万的高等院校，可培养出的创新型人才有几个？而我们邻国日本，自2000年以后，平均一年一个诺贝尔奖，而我们中国只出了一个，而且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是中国人不如日本人吗？当然不是，而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国的教育问题了！知识的教育虽然重要，但思想的培养更重要。而这需要整个改革当下的教育模式，应该向日本学习，向以色列学习，向德国学习，别搞自己所谓的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