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无人共话小川町”
一
周作人在《药味集》的序言中写道：“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因周氏的集子至今尚无人作注，我辈读来只能知其意味罢了。但周氏谈及的废名昔日的文章，则是可见后人所编的《废名文集》的，略加翻阅，想来应是废名所做的一篇《关于派别》。废名在这篇文章中将周作人的散文与陶渊明的诗和公安派的小品文进行比较：“文章有三种，一种是陶诗，不隔的，他自己知道;一种如知堂先生的散文，隔的，也自己知道;还有一种如公安派，文采多优，性灵溢露，写时自己未必知道。我们读者如何知之？知之于其笔调。”废名这里所言的这种“隔”，乃是隐约其间的意思，故而我们读周作人的文章，是需要审慎体会这种“隔”的妙处的。废名在文章中还谈论说：“若散文则不然，具散文心性的人，不是从表现自己得快乐，他像一个教育家，循循善诱人，他说这句话并非他自己的意思非这句话不可，虽然这句话也就是他的意思。”
虽然周作人说废名的文章乃是“约略说及”，但在周的弟子之中，也算难得的“解人”了。废名在文章中谈到了周作人文章的“隔”的美学追求，但同时也特别能够理解他面对中国社会的“苦闷”处境，故而也才有这样的一番感慨：“我们生在今日之中国，去孔子又三千年矣，社会罪孽太重，于文明人类本有的野蛮而外，还不晓得有许多石头压着我们，道学家、八股思想、家族制度等等，我们要翻身很得挣扎。名誉、权利、爱情，本身应该是有益的东西，有许多事业应该从这里来发生出来，在中国则是一个变态，几乎这些东西都是坏事的。”这是废名对于周作人作文之“苦”的另一番理解。周作人在序文中写道的“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则是其在北京“苦雨斋”中孤苦无伴的一种凄凉心境的流露。
《玄同纪念》一篇，可谓最为动人也。其中简略谈及他与钱玄同的交往，特别写及这位故人离世后，他曾到钱斋进行吊奠，并送去了挽联一副，内容为：“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此中饱含很多的深情，追忆往事，令人低回，但也流露出一种丧失知己的悲怆，可谓是由死者而伤感生者之孤苦处境也，颇有乡人在亲人死去后的哭丧：“你可叫我怎么办呀？”只是周作人写得分外克制。黄裳对于周作人的这篇文章也是极为称道的，1942年8月他在《古今》月刊上以“默庵”为笔名，刊发文章《读知堂文偶记》，其中这样写道：“作者曾写纪念旧友的文章不少。有志摩、半农、隅卿、鲁迅、品青、玄同诸人，在我看来，就中以《玄同纪念》一文最为沉痛，这沉痛并不是说在表面上如何如何，只是寂寞的记述彼此的友情，于是就更可以看出知己的可贵来，而那悲哀却是力透纸背的。”1946年黄裳还在《大公晚报》上刊发过一篇《更谈周作人》，此时周氏已按罪被捕，黄裳对于其的态度也是大加嘲讽，但独对这篇《玄同纪念》还是多有称赞的：“四年前在《燕京学报》上读到了他的《玄同纪念》，觉得非常好，觉得这是他的文章的巅顶，曾经与一位朋友反复赞叹。”
黄裳对于周作人的文章极为佩服，但对于其落水一事，则是大加嘲弄，十分痛心，其心情可谓十分复杂，很有些“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遗憾。在这篇《更谈周作人》中，黄裳谈及周作人对于知己难觅的苦闷心境的刻画，以为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周氏在其写给钱玄同的挽联后曾各写有一段小注，上句为：“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下句为：“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兄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这后一句，可谓道尽了周作人孤苦无伴的凄凉心境。黄裳对于这一句也是倍加称赞：“这是多么沉痛的话，有许多地方，真是不敢回忆，好像是一块脱皮的血肉，用火酒搽上去的那种味道一样。我自己常有这种经验，深切地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独坐空房会突然跳起来，这种情感的激动盖非假事而是的确的。晋阮籍遭父丧饮酒食肉不辍而一恸辄呕血数升，其不为普通人所了解，岂不是当然的么？”
黄裳后来还曾写过一篇《老虎桥边看“知堂”》，记他访问正羁押在狱中的周作人，其中多有嘲弄之处，可见其“破坏偶像”的快感，但他同时又在文章中写到自己的“不能免俗”，向周作人索要诗句，乃至在文章《更谈周作人》中笔锋一转，谈及自己对于周作人在文章中的弦外之音，也是有一番暗示：“这一点我很明白了，也能加以欣赏。”《药味集》中的另外两篇关于范爱农和蔡元培的纪念文章，其实也应是大有意味的。蔡元培是周作人的同乡，也是周作人的师辈，对于其多有栽培，可以算作是忘年交了，文章中写其曾做“自寿诗”打油，不但蔡先生有和诗，且用了真名。蔡先生当时年已古稀，但和诗却是“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令其颇多感慨。周作人作“自寿诗”曾引起一场风波，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但蔡元培的和诗，自是可令身在漩涡中的周氏感到温暖的。再如《关于范爱农》一篇，表面是纪念故人范爱农，但全篇却是追忆其兄鲁迅与范爱农的交往，而作此文之时，鲁迅去世已两年矣。联系在《玄同纪念》中，周作人也提及一起在东京听章太炎课程的同学，多已离世，可谓“呼朋半为鬼”，其中便列了鲁迅之名，由此或许可以推测，周作人作这篇《关于范爱农》，实际上是借纪念范爱农来怀念鲁迅的。
《药味集》由北平新民印书馆1942年3月出版，收文二十一篇，多系1937年到1939年之间所作。此时的周作人应该算是生活比较平静的，唯有因抗战而起所造成的友朋离散，以及由此而起的对于世事理解的分歧态度，自然会引起他内心的苦闷之感。
二
《苦口甘口》由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10月出版，系周作人晚期散文集之一。其中文章多作于1943年9月到1944年8月，此期间，周作人已被免去了伪政府的职务，虽然又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但显然已身处边缘地位了。此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便是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转折阶段，日本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败退，这些情况对于周作人不能不说没有影响。止庵在《苦口甘口》的校订新版前言中认为：“从《苦口甘口》起，周氏进入一个'总结时期。”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眼光的判断，但止庵的依据则是收入《苦口甘苦》中的一篇回忆读书生涯的長文《我的杂学》。其实读完这册集子，便不难发现，周氏借助读书这个事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起初我读完《我的杂学》，很不明白周氏何不将这篇长文置于篇首，以示重要，或者在目录中列出其中二十节的小标题，这个做法之前他就多有做过，后来在写作《知堂回想录》时，他便重新拟定了标题。
在文章《苦口甘口》中，周作人对于年轻人欲从事文学提供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其一他认为从事文学要先有兴趣，最好不可将其作为职业来对待;其二则是成为文学家并不容易，而关键则是“先造成个人，能写作有思想的文人，别的一切都在其次”;其三是需略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在他看来，“现在只就中国文学来说，这里边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文学里的东西不外物理人情，假如不是在这里有点理解，下余的只是词句，虽是写得华美，有如一套绣花枕头，外面好看而已”。进而，他建议青年人多读外国的作品，甚至要多读一些外国名家的作品，“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的好丑我们不能懂得”，他把自己的这些建议称为“老婆心的废话”。热心青年本希望能够听到他的热情鼓励，但没想到却泼了一盆冷水。周氏认为这些“逆耳”的话，“是不大咽得下去的”，故而他将此称为“苦口”，意思不外是良药苦口这个俗语。
在《文艺复兴之梦》中，周作人举列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区别，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局限在于文艺，“只有若干文人出来嚷嚷，别的各方面没有什么动静，完全是孤立偏枯的状态”，而其原因则是中国接受的影响来自强邻列国，其中不乏文化侵略和“国旗的影子”，而欧洲文艺复兴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接受“国际公产”的影响，其关键是以人间本位为主，而中國所接受的许多外国思想，本身就处于“混乱时期，思想复杂，各走极端，欲加采择，苦于无所适从”。针对这种状态，周作人在文章中呼吁：“我们希望中国文艺复兴是整个的，就是在学术文艺各方面都有发展，成为一个分工合作、殊途同归的大运动。”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虽然“不易变动”，“但明显的缺点亦不可不力求克服”，而对于外国的文化，周作人建议“应溯流寻源，不仅以现代为足，直寻求其古典的根源而接受之;又不仅以一国为足，多学习数种外国语，适宜的加以采择，务求深广，依存之弊可去矣”。这些言论，不可不说是极为冷静而又深刻的，而他给文化人的建议，也是堪为苦口婆心的。
周作人劝告大家，不能只读文学书或读小说，因为这些内容，对于培养一个健全而有思想的人是不大有效的，故而他甚至在文章中建议：“须是中学教得好，普通科学皆能活用，尝试即以完备，再予以读书之指导，对于古今传承的话，知其取舍，便可成功了。”再如文章《女子与读书》，他评价日本作家与谢野晶子的随感集中关于读书的言论，“觉得很可佩服”，随后又大段引用其谈读书的相关议论，与周氏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哲学，心理学，历史，动植物学，这些书可以补这方面所缺的智识，养成缜密的观察与精确的判断力，于今后的妇人至关重要”。“假如一面读着可以磨炼理性、养成深锐的判断力的书籍，再去读软性的文学书，就会觉得普通甜俗的小说有点儿无聊，读不下去了，因此对于有高尚趣味的文学书加以注意，自能养成温雅的情绪”。在《灯下读书论》中，周作人又进一步，认为在读书有趣和有利的两派之外，他认为“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这种读书的态度，“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的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
三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的最后一部著作，他对于这部书的出版看得甚重，但老人生前最终没有见到此书的出版。这本书回顾了自己一生中自认为重要的人和事，除了被世所公认的事情，周作人还面临着两个难题，即他与鲁迅关系的破裂和他的出任日伪职务。可以说，这两个难题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着这本著作的质量和口碑。
撰写这册回忆录，乃是周作人应曹聚仁的提议而作，起先是在香港的《今晚报》上连载，但随即终止;后又在香港的《海光文艺》杂志上开始连载，旋即又终止;最终经曹聚仁周旋，得以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上连载十个月而完，并辗转以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的名义出版。周作人最初答应写稿，或许有卖稿谋食的现实因素，但一经动笔，便并不全然如此了。
书写及与鲁迅的破裂之事时，周作人先是抄了他在1940年5月所写的一篇文章《辩解》。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机智，用周作人的话来说，便是“那时只为写一种感想，成功一篇文章，需要些作料，这里边的杨恽、嵇康、苏格拉底以及林武师，其实都是宵馔的'垫底，至于表面的'臛头，实在只是倪元镇这一点”。由此可见，周作人对于做文章还是清醒的。此处提及的倪元镇，乃是周氏在文章中引《东山谈苑》卷七的一则笔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周作人进而解释说：“此所谓俗，本来虽是与雅对立，在这里的意思当稍有不同，略如吾乡方言里的'魇字吧，勉强用普通话来解说，恐怕只能说不懂事、不漂亮。”周作人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些需要辩解的事情，即使是按照民间的“说开”了，但是社会上因已经有了定论，这种辩解便是徒劳，且“平常人见了不会得同情，或者反觉可笑亦未可知，所以这种声明也多归无用”。
对于出任日伪的职务，则有《从不说话到说话》一节，表达了关于出任伪职他的态度。他在简要阐述之后有此议论：“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这里来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适。”接着他在文章中有写及歌德曾把自传名之为《诗与真实》，意思是说有些客观的真实可以通过个人的想象来叙述，从而成为一种艺术品供人鉴赏，但周氏对此是不能同意的。他的意见是和写作《鲁迅的故家》一个样子：“只做事实来报道，没有加入丝毫的虚构，除了因年代久远而生的有些遗忘和脱漏，那是不能免的，若是添加润色则是绝对没有的事。”而他对于文章的态度，“只是同平常写信一样，希望做到琐屑平凡的如面谈罢了”。随后，周氏又再次引用了他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倪云林的那段笔记，同时又提及自己在敌伪时期曾写过“不少文章”，而且自认为是“多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我相信教训之无用，文字之无力，但在那时候觉得在水面上也只有这一条稻草可抓了”。
周作人此处谈及的《诗与真》一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试想如果他在这些举世关注的问题上稍有闪失，那么他在其他方面取得成绩的记叙也便是很值得怀疑，更遑论他提及在“落水”之后所写的那些自认为有“积极意义的”文章了。由此可见，周氏没有直接来写他在日伪期间的具体经过和相关事情，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他的这个态度乃至声明，真可以说是非常高明的。对于这两个问题，读者最为关心，也可能是读了后最为失望的地方，而我读后，则也是最为佩服的了。止庵在校订《知堂回想录》的前言中说这册回忆录的写作风格：“大致仍旧遵循一己惯常路数，行文风格亦是典型的'知堂体，即系'写话而非'作文，平淡而亲切，态度始终相当克制从容。”诸如谈及他与鲁迅的冲突，乃是“不辩解”，谈及鲁迅后来对他的诸多关心，则也是表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我也是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周作人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克制，也可以说是一种隐晦的坚决态度，故而又说：“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提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
不过，在周作人的这本回忆录中也有两处记叙，在我看来乃是很动情的，没有很好地做到“克制从容”。一处为文章《三·一八》中记叙1926年3月18日下午所发生的惨案，周作人深情回忆了那天他所见到的悲惨情景：“我从东单牌楼往北走，一路上就遇着好些轻伤的人，坐在车上流着血，前往医院里去。第二天真相逐渐明了，那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死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有朋友目击这惨象的，说起三·一八来便不能忘记那个雪景。”这一段描述乃是如纪录片一般，看似凝重但极为抒情，这个闲笔实在是高妙，在周氏的记述中也是不多见的。关于“三·一八事件”，鲁迅曾写过《纪念刘和珍君》，纪念和追悼在这次惨案中牺牲的多位女学生，且已成名篇;而周作人写这篇文章，不但要记录他所见到的情景，而且也特别强调当时也曾做过一篇文章《新中国的女子》，且时间比鲁迅要早一天，其中引用了日本的《北京周报》上的报道经过和两则社论，都是赞誉“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这其中的意见，可以说是颇为曲折的。
另一处较为动情之处，乃是在《北大感旧录》系列中有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回忆了自己与胡适的交往之后，又特意在文末补充了一件小事，读来却颇有意味。周氏回忆说他曾翻译过一册《希腊拟曲》，“实在是很严重的工作”，“费力费时光”，最后在胡适的“激励”下，总算是翻译完成，“这是很可喜的”。书稿《希腊拟曲》完成后，交给胡适之主持的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并且给了他一千字十元的报酬，很多年后，他还感叹说是自己所得的最高价了。这册译稿所得稿费计有四百元，由他在西郊的板井村买了一块坟地，有两亩地的地面，而他只用了其中的三百六十元便买了下来，可见稿费之高。所购的那块坟地，还包括有坟地后面的三间瓦屋，对此他特别写道：“但是后来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